2010-01-28 /工商時報 【本報訊】
近一年受全球金融海嘯影響，台灣失業情況趨於嚴重，廣受各界矚目。然而受到抽樣母體（population）的限制、詐騙電話的橫行及政府組織再造的影響，失業調查正面臨三項困境，亟待解決，我們願在此提出我們的看法，以供有關當局參考。

日前行政院主計處公布失業率時，同時公布去年各縣市失業率。眾所週知，國內各縣市的經濟發展差距甚大，但令人意外的是，去年各地區的失業率，竟然所差無幾。舉例來說，商業活動最熱絡、工作機會最多的台北市，失業率達5.8％，而農業地區如澎湖縣、台南市、宜蘭縣失業率為5.7％。另外，高雄縣、屏東縣、台中縣、雲林縣、新竹市等地區失業率同為5.8％，高雄市、嘉義縣、台北縣等地為5.9％，桃園縣、南投縣為6.0％，各地區的失業率幾無顯著差異。尤令人不解的是，向來就業機會不多的中南部地區，其失業率反而低於台北市。

台灣南北經濟不均衡，一向是政治人物最關心也最頭痛的問題，但從這份各縣市的失業統計看來，台灣各地區就業情況極為均衡，似乎不存在南北差距。但這顯非實情，各縣市失業率差異如此微小，原因在於目前我國的失業調查係以「戶籍人口」為調查的母體（population），例如一位戶籍在台東的民眾跑到台北市工作，依現行統計歸類，這個就業人數計入台東，而非台北市；再如一位戶籍在高雄市的民眾赴上海工作，這個就業機會同樣計入高雄市而非上海。調查母體既為戶籍人口，所推計的地區就業、失業人口，便不可能不失真，因此才會出現全國各地區失業率幾乎一致的情況。

其實，如今多數國家失業率調查的母體皆採「常住人口」，而非「戶籍人口」。換言之，前述這位從台東跑到台北市就業者，自然該計入台北市而非台東縣，而那位自高雄市赴上海工作的就業機會，也不應算到高雄市的帳上。如此一來，非僅能忠實地反映各縣市的失業率，更能準確地反映台灣整體的就業情況，且不致因為海外就業機會的增加，而誤以為台灣就業情勢一片大好。

或者有人會問，台灣「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有這麼大的差異嗎？其實，我們只要由每次總統大選，全台返鄉（戶籍地）投票的人潮之多即可瞭解，兩者確實有極大的差異。這說明政府若繼續依「戶籍人口」作為調查的母體，必然會使推估出來的失業、就業數字難以反映區域間的變化，也使政府難以著手進行總體資源的分配調控。為求失業率能更準確地反映區域的變化，行政院必須排除萬難，儘速建立常住人口的動態資料。

失業調查所面臨的第二個困境，乃是在國內電話詐騙橫行下，近年來一般家庭已普遍畏於接受訪查。最近內政部長江宜樺雖公開宣示肅清電話詐騙的決心，但多年來這些詐騙電話的陰影已深植人心，影響所及非僅社會互信蕩然，更使得失業調查進行時屢屢碰壁，不得其門而入。調查單位雖可以替代樣本進行訪查，但隨著抽樣的換戶比率，由過去7％到8％提升至12％至13％，必然會影響失業率的估計準度。

我們認為國內電話詐騙由來已久，歷任閣揆、內政部長也曾一再宣示掃蕩詐騙的決心，但四、五年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仍在於決策當局從未把這個問題當成大事處理，致使詐騙日益囂張，政府公信力日益低落。我們期望吳內閣在肅清詐騙這件事上雷厲風行，予人一新耳目，否則隨著拒訪者愈來愈多，官方所推估的失業率勢將愈來愈難反映實況。

失業所面臨的第三個困境，則是隨著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完成三讀，有關政府統計體系的定位將出現變革，各部會及各縣市統計單位的隸屬關係也面臨重新調整；如此一來，分佈在全國各縣市的統計調查網，全部約五、六百位基層調查人力該如何維繫，將是政府組織再造後的另一個重要課題。若這個調查網定位不明，無法得到足夠的奧援，未來失業率等政府一切調查也必然會受到衝擊。往後行政院實際著手推動組織再造時，必須格外重視政府統計這一領域。

其實，上述三個失業調查困境，不論是調查母體或社會詐騙的問題，由來已久，所以遲未能解決，實在是因為歷任閣揆對政府統計過於漠視。我們一直無法理解的是，歷來政府決策高層只想用統計資料，卻從不重視統計調查、編算所面臨的困境，這顯然不是現代、進步國家所應存在的現象。試想沒有準確的統計，何來施政品質可言？自上任以來一直強調庶民經濟的吳敦義院長，必須正視上述這三個問題，並且提出完善的解決方案才是。

「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成語，典自元末明初「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另一著作「平妖傳」第十九回：「有意種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大意是說，刻意要成就的目標沒有達成，沒有特別想要做到的反倒得到很大的效果。其實許多公共政策的外部性，正是這個諺語的寫照。所謂「外部性」，是指行為參與者在其行為過程中所產生的非其行為目的之影響。例如：接受H1N1新流感疫苗施打的民眾，其行為目的只是為了避免自己被傳染，然而，越多人接受疫苗施打，對整個社會而言，H1N1新流感的蔓延就受到抑制，從而，沒施打疫苗的人也受到保護，這是公共衛生政策施打疫苗的外部利益。

儘管H1N1新流感疫苗施打的進展，受到媒體對疫苗安全性質疑等因素而呈顯著停滯；但在此之前，由於民眾踴躍施打疫苗，確實使因新流感住院人數增加率快速下降、學校因新流感停課班數也大幅減少，從而可看出施打疫苗確實對社會有外部利益。因此，衛生署除澄清疫苗安全性外，仍積極鼓勵未施打疫苗的民眾踴躍施打。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施打疫苗進展變緩，固然與部分民眾對疫苗安全性的質疑有關，但也與公共政策外部性的本質有關：當外部利益已經呈現而無法再明顯增加時，政策推動進度就會減緩。簡而言之，當社會大眾看到新流感疫情已經被控制，還沒施打疫苗的民眾，就會降低其接受疫苗施打的意願。此時，這些民眾會以個人的私人成本為主要考量，包括接受疫苗施打所花的時間成本、疫苗安全的風險成本、施打時的皮肉之痛、施打後可能會有的身體暫時不適…等。當社會的私人成本高於社會的外部利益，整個社會疫苗施打的進展就會遲緩下來。

經濟學者在處理公共政策外部性問題時，對於前述外部利益接近極限的公共政策，通常會建議以降低私人成本或提高私人利益為誘因，來提高民眾的配合意願。目前衛生署已經規劃或已經進行的包括：十人以上到府服務（降低時間成本）、在賣場接受疫苗施打者贈送高麗菜（提高私人利益）等；未來甚至還可以考慮其他誘因，例如：第六十萬名、七十萬名…第一百萬名接受疫苗施打者致贈「協助推動公共衛生政策獎金」若干元等，好讓民眾提高個人意願，主動配合公共政策的推動。

除了疫苗施打的公共衛生政策有外部利益之外，古蹟維護也有保存文化財產的外部利益。然而，最令人詬病的是，古蹟維護的做法，非但不能與民眾利益結合，甚至嚴重損及民眾私人利益。因為，依據古蹟保護的相關規定，任何建築一旦被指定為古蹟，這個建築的業主，未來不但不能將該建築翻新改建，也不得改變外觀，甚至連整修內部都需事前報請核准。原本是民眾可以自由處置的私人財產，卻變成民眾難以承受的負擔，把全社會享有的外部利益建立在部分民眾承擔的私人成本之上。無怪乎許多古建築的業主，在風聞其財產可能被指定為古蹟之前，就急忙雇用怪手將之推倒摧毀，一個可能成為社會文化資產的古建築，就因而陸陸續續地消失了。原本保護古蹟的美意，結果是「有意栽花花不發」。至於遵守法令的民眾，卻是眼睜睜地看其鄰舍起高樓、賺大錢，自己卻「苦守寒窯」。這樣的政策做法，怎能讓民眾心悅誠服地配合古蹟維護呢？

比較疫苗施打與古蹟維護兩項對社會帶來外部利益的公共政策，嚴格說來，衛生署儘管被媒體圍剿得百口莫辯，其做法反倒較能符合民眾利益；文建會的古蹟保護規定，事實上則與民眾利益背道而馳，但因受影響的民眾很少，反倒不致成為嚴重的社會議題。然而，我們認為古蹟維護可以做得讓民眾更欣然配合：政府可以發動知名企業認養古蹟，做法上，由政府編列部分預算搭配企業捐助，以高於市價的行情來徵求合乎古蹟標準的建築，則古建築的業主莫不爭先恐後踴躍「獻寶」，讓政府可以挑精揀肥只取其上品。另外，政府宜允許企業將其捐助列為費用，甚至得將捐助金額的一定比例抵稅，好讓企業樂意配合。至於購買後各年之古蹟維護則由認養企業為之。對知名企業而言，每年用部分公關費用換得社會大眾對其文化維護行為的敬重，應更具提升企業形象的效果。如此，可以使古蹟維護達到政府、民眾與企業「三贏」的結果。

除了公共衛生、古蹟維護等公共政策具有外部性之外，其他關於社區治安、行人路權、消防安全等關乎民眾生活作息的許多公共政策，對社會都具有外部利益。然而政策設計的良窳，將產生「無心插柳柳成蔭」或「有意栽花花不發」等不同的結果。面對類似的公共議題，我們期盼政府相關部門，以政府與民眾「誘因相符」(incentive compatible)的基本原則，去做政策的規劃與執行。任何公共政策若有外部利益者，使利益最大化；有外部成本者，務必求其成本最小化。相信吳內閣所關切的，應是「計利當計天下利」，所謂「庶民經濟」只是其中一環而已。

產業創新條例草案營運總部租稅優惠說明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112/5/1ymqr.html


2010-01-15 /中國時報 【本報訊】
本月十二日媒體的財經新聞有兩個重點，都相當程度會影響未來台灣的經濟發展。其一，是勞委會通過了勞基法修正草案，希望套用德國「併購不得改變僱傭」的法律邏輯，要求將來非股份有限公司及金控公司於併購時，不得解僱員工。其二，是關於取代促產條例落日的產業創新條例，其主軸就是要對於各行各業的研發創新予以補助，並以降營所稅率等方式，吸引外資外商來台。

前述這兩項法案一個只是主管機關的修法初步意見，另一個則已將進入立法院二讀、三讀，但兩者爭議卻不相上下。勞基法如果依勞委會規劃修正，許多金控公司都心驚膽跳，也使台灣離自由市場更遠。企業合併就是要取得綜效，而員工調整當然是必要的改善績效手段。倘若金控公司併購後不准裁員，甚至新的法案還可能溯及既往，則必然會使意圖擴張金融版圖者卻步。「併購不變僱傭」是德國法律的精神，但德國勞工有綿密的證照保護、有淵遠流長的哲學背景；台灣別的都不學德國，卻只有勞工制度抄襲人家。這種半調子的制度移植，是否與社會情境格格不入，難免讓外界質疑。

再以產業創新條例的立法爭議為例：這部法律的重點就只有「降稅」兩個字，除了一般營利事業所得稅降到廿％，更在爭議性極大的第卅條，要將營運總部的各種賦稅再做降低，營所稅率甚至要降至十五％。執政黨一貫的邏輯，就是要把各種稅率設法與新加坡、香港拉平，不但在產創條例、所得稅法中如此，去年初大幅調降的遺贈稅率也是同樣的構思。但是新加坡與香港都只是彈丸之地，既無製造業基礎，當然也沒有廣大的基層勞工，經社結構與台灣截然不同。我們明明與星、港不同，但卻偏偏要學他們以低稅吸引過境商務的模式。這又是片面移植稅制的突兀思維，財經學者對此早有強烈批評。

除了前述兩個待審法案之外，台灣過去幾年通過的全民健保、勞保年金等社福制度，卻又有相當程度的北歐色彩。台灣的健保方案頗受諾貝爾經濟學家克魯曼好評，但克氏卻沒注意到，我們的衛生署長把烏紗帽提在手上要求漲健保費，卻仍然遙不可及。台灣人民一方面享受北歐級的健保社福，一方面租稅負擔率卻只有北歐的三分之一。這樣拿得多、付得少，政府上下沒有一個人在乎健保與年金難永續營運的現象。簡單地說，台灣只想移植北歐的社福給付，其他的制度卻不肯、不願學習。

台灣的政治人物就是愛做拼裝車。在公共建設方面，捷運系統與車廂有加拿大有法國、高鐵運輸組件有日本有歐洲，一切的拼裝取擇，都看政治人物的臉色決定。在政策制度方面，我們似乎是要勞工學德國、降稅仿星港、社福學北歐、大學抄美制、黨務效老共、憲法則是集拼裝之大成，好不熱鬧。拼裝的好處美其名是能「取各家之長」，但實質上卻極可能是左支右絀，各種移植器官在體內互不相容，最後極可能悲劇收場。

舉個例子來看，一個國家如果社福制度要學北歐，就一定需要大筆稅金因應其開支，故勢必不可能採取低稅率。相反的，如果堅持要採低稅率吸引過境商務，那就不可能有餘裕預算來照顧社會福利。再者，台灣自二○○一年以來就不斷推知識經濟，但似乎卻渾然不了解知識經濟時代由於產業更迭迅速，必然牽涉頻繁的勞工異動，故推動知識經濟就難免有勞工社福的配套思慮。但可惜的是，台灣的民粹政治、短視政客、庶民思考，就從來不曾綿密周詳。拼裝車不是少了輪胎就是熄了大燈，只要過一段時間，就必然是難以為繼了。

以過去數年的重大公共政策操作來看，坦白說，沒有人知道我們的政府要把台灣經濟帶向何方？是北歐的大政府？是星港的輕稅簡政？是德國的國家資本？是美國的自由市場？是英國的民營化？是韓國的財團主導？是印尼的家族裙帶資本主義？究竟是什麼？台灣人民已經不敢奢求聖君明相，只期待有個方向，如此而已。

2010-01-11 /中國時報 【本報訊】
熟悉電腦遊戲的朋友都知道，遊戲可依其性質概分為兩種，其一是如「接龍」那樣的開掛，是遊戲者運用技術或推理對抗軟體程式與隨機變動的操作。接龍的電腦出牌確有隨機性，但電腦不會因為遊戲者先前的動作，而改變其出牌選擇。另一種遊戲則為與遠端網友打麻將、玩橋牌；遊戲者必須面對其他的遠端參與者，參與者也可能因其他人的選擇而改變出牌。如果要將政治類比為電腦遊戲，相信大多數讀者都能同意，政治運作像是互動型的電腦橋牌遊戲，而不是單方操作的接龍開掛。

令人遺憾的是，從以往幾個月政府的操作來看，馬總統及其身邊幕僚，卻有不少人把政治當接龍遊戲在玩，完全不理會、不預期政治場域中其他參與者的策略、算計、變化、反應。一旦發生了外在變卦，幕僚們還頗感無辜無奈，甚至認為自己揹了黑鍋。舉幾個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其中的癥結。

種種證據顯示，美國牛肉談判是由國安會主導。國安會的評估也許是將美中台三角關係畫了個平面圖，衡量我方讓步與否、讓步多少對此三角關係的影響，並預估老共的反應、ＴＩＦＡ的進程、對ＥＣＦＡ的影響、韓國的前例等等，最後衡酌輕重緩急，做出簽署的決定。這一切的一切，看似綿密周延，卻都像是接龍開掛一般，不預期有別的對手會介入干擾一般。

美牛事件國安幕僚「開掛」失算之處甚多，但追根究柢，就是忽略了政治操作中其他人的可能反應，包括立委未受尊重的反彈、民代未來地方選舉的壓力、民間疑慮的爆發、在野勢力的操作、縣市長戰場的搧風點火等。如果將政治視為互動牌局，則前述種種反應都不難預見，國安單位也早該有因應腹案，但事實卻非如此。所有下棋的人都要先預估對手下一、兩步的動向，再構思「他如此、我這般」的回應。然而我們的國安單位在美牛事件中倉皇失措的表現，驗證了他們「開掛」的單向思考心態。

第二個例子則是「三都十五縣」的規畫。馬總統原先的競選政見就希望台中縣市能合併升格，選後就由研考會研議其貫徹達成的做法。幕僚的紙上研究顯示，要使台中縣市升格，就得修改「地方制度法」，再由地方送件申請。於是，行政院照表操課，修法、公告、接受申請，甚至在行政院網站上興高采烈地宣示其對台中縣市升格的期待。研考會的謀士構思就像玩電腦接龍一樣，以為會逐步邁向「開通」之路。

但研考會失算之處，就在於忽視了台中縣市以外其他政治參與者之策略互動。不論台中縣市多麼受馬蕭政見關愛，既然是一體適用的地方制度法、既然上網公告申請、既然直轄市的經費較為寬裕，又有哪個地方政府會不提出申請升格？地方一旦送件申請，又怎麼可能不運用勢力醞釀其成功升格的氣氛。眾諸侯蜂擁而上的情景，又怎麼可能不是個難解之困局？於是，這一盤地方升格的戲碼完全脫離了研考會的接龍規畫，最後變成了「五都」的災難。這麼離譜失控的國土規畫案，當局似乎還未見其弊，主事者竟然還步步高升；這才是令人心憂之處。

國家的主政者關起門來做自我策略的研擬，忽略外在政治勢力的互動，這是以往馬政府諸多挫敗的主因。除了美牛與三都案，監察院人事的提名案，不也是忽略黨務系統與立院系統的結果？其他如下放葉金川到花蓮、宣告要拯救ＤＲＡＭ產業，都是完全不考慮外界策略因應的粗糙步數，也都使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最近，國民黨內又興起再度修憲的呼聲。這類一廂情願的單向規畫思考，誤以為憲法有其理想原型，而忽略了修憲過程所牽動的複雜性。對此種近乎「純潔」的思考，外界深以為憂，更害怕總統身邊的哪一位接龍開掛高手，又順此開啟一樁修憲災難。

過去一年多，輿論對馬政府的批評多到不勝枚舉，有不少也直指馬總統所用幕僚之不當。這麼多的行政挫敗也許不能歸納為一個原因，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以接龍開掛心態來處理國家事務的人，絕對是欠缺政治敏感度的。至於要不要在人事上做調整，就要看馬總統自己的政治敏感度了。

    　Ｈ１Ｎ１新流感疫苗緩打潮已經持續近月，外界對疫苗的安全性，質疑不斷。疑似施打疫苗後有不良反應的通報案例，衝高到近五百例；國內甚至出現第一例因疫苗死亡的救濟案例，由政府給予五萬元賠償。種種發展，都對新流感疫苗接種政策造成打擊；儘管政府醫政單位說破了嘴，強調疫苗的安全性及施打之必要，仍無法挽回疫苗「人氣」，逼的疫苗生產業者也在媒體大打廣告，洋洋灑灑的澄清、說明加宣導。

    　民眾對新流感疫苗接種的態度，由一開始的怕打不到，到如今畏如蛇蠍，何以致之？

    　去年五月間，墨西哥出現新流感第一波病例。因為它已五十年未出現過，對絕大多數人等於是一種新病毒，也就是人類的體內完全沒有抗體；加上至今已經造成美國境內一萬多人死亡，其它歐美國家也有不少死亡案例，新流感對人類健康的威脅，確實不能小覷。

    　去年夏天開始，各國政府為了防疫，展開一連串全球搶藥、搶疫苗行動。台灣曾經因為市場小，一度在供應名單上排不上隊，造成全國緊張；當時社會的整體焦慮，大家應該記憶猶新。只是，民眾對疫苗的關心，漸漸變了調，質疑疫苗安全性的聲浪愈來愈高，搶打疫苗變成緩打。衛生署從擔心疫苗不夠，到現在是煩惱緩打潮影響防疫，讓已經明顯下降的新流感病例及流行趨勢又有機會再起。

    　新流感疫苗安不安全，是可以用專業及科學數據理性討論的問題。可是，在目前的社會氣氛下，「理性缺貨」、「專業瘖啞」。曾有綠營名嘴主持人在電話call-in中，質問疾管局長，「敢不敢拍胸脯保證，打了疫苗後，不會有一個人死亡」。這個問題，既不科學且無知。

    　自從有疫苗發明以來，就沒有一個科學家可以「保證打了後沒有人死亡」。疫苗是由病毒或生物體製成，打進人體後，一定會產生化學的、生物的反應，如果碰上敏感體質，就會有副作用；而副作用的嚴重與否，也要看先天體質與事後的醫療措施而定。要疾管局長百分百保證疫苗「安全」，就算上帝來當局長也做不到。

    　對名嘴這種質問，衛生署長楊志良公開怒斥：「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會有非專業人士在媒體上對疫苗說三道四？」他的憤怒，再度反映了社會「理盲」的一面。

    　從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觀點而言，打疫苗已經被證實是最有效的防疫方式。如果有人因為新流感疫苗是由國光生技公司生產，對國產疫苗不放心，質疑與討論的方式應該是要求國光生技和疾管局完整公開疫苗生產方式，包括原料、製程、品管與動物實驗結果。雖然這些問題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輕易了解，但政府公布後，自然有體制外專業人士看得懂，他們可以替人民檢驗政府的說法與資料是否正確，進而替社會大眾的健康安全把關。

    　可是，在新流感疫苗爭議中，我們看不到這種理性的討論。特定陣營對新流感疫苗的質疑已經到了無限上綱的地步。注射疫苗是面對疾病威脅時，保護人命的方法，一旦被操作到不問是非的地步，究竟對誰有利？

    　疫苗有副作用是民眾的恐懼之源；衛生署與其讓各種專家、院士上媒體宣導，不如明白的告訴大眾，打了新流感疫苗，可能會出現什麼副作用、最嚴重會有什麼後果、以目前的醫療水準，又能治療到什麼程度。一旦沒救，政府有什麼補救措施。這些問題關係每一個國民的健康與權益，可惜衛生署錯失先機，如今事後說明也只能事倍功半。

    　從八八風災、美牛風波到新流感疫苗，這些問題都可以透過科學數據與論理來解決爭議，我們的社會最後卻出現事實「兩極化」的怪異結局。執政黨的政策說服能力不足、在野黨的反對邏輯扭曲，激化並提供了反智與反科學氣氛成長的空間，這是比疫苗緩打潮更令人痛心的局面。

    　展望新的一年，馬總統能否快速走出他的「執政困境」，或許將是我們觀察今年整體台灣氣勢能否興旺的關鍵之一。畢竟，古往今來都一樣，惟有當家的領袖先能政通人和，人民才可能安居樂業；相對的，當一位國家領導人被眾人一路「唱衰」，國政又如何可能興旺？過去這幾個月，馬總統大概再難聽、再刺耳的話都聽過了，許多有關他領導風格該如何調整的建議，許多人也說過了，在這不打算再重複了。我們倒是想從另外一個更寬廣的角度，對馬總統所面臨的領導課題，提供一些看法。

    　領導人被民意嫌惡，在當代民主國家早已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甚至民意聲望再高的領袖都不例外。美國時代雜誌曾在二○○六年三月間刊載一篇題為〈英雄不再〉（No More Heros）的文章，挑明指出當代政商領袖所面對的民意趨勢是：民眾對領袖的不信任，以及越來越直言不諱的瞧不起權威，這已經成為一種全球化的現象。文章中指出：「再也找不到敬意，代之而起的是抨擊、憤世嫉俗，以及蜂湧而出的公開抗議。」看到這種趨勢，馬總統其實真的可以不必太沮喪了。

    　不諱言說，馬總統所面臨的困境，正是當代多數領袖所共同陷入的「領導困局」。亦即公眾對領導人「期待」，往往超過了領導人本身的「能耐」。一方面，大家都期盼領袖能在盤根錯結的利益糾葛中，擁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斷力；另一方面，大家又同樣期盼領袖能做個偉大的調和者，既能靈活的協調折衝各方利益，又能夠嫻熟的與公眾進行對話與溝通。然而在實際操作上，這兩種特質其實是矛盾的，甚至是很難同時並存的。一位在重大政策上處處展現執著與決斷力的領袖，很難不被批為專橫跋扈、剛愎自用、不納忠言、不擅協調甚至是不通人情事故等等；相對的一位在決策上經常重視協調、尊重異見的領袖，又很難不被批為瞻前顧後、逢迎討好、議而不決等，最終結果往往就是父子騎驢，多方不討好。整理整理最近這半年來的批馬言論，正好為這個困局，提供了最佳的例證。

    　說得再直接一點，當代的時代氛圍，其實並未完全褪去「期盼偉人」、「等待英雄」的心靈，然而面臨在野政團不斷升高零和對立，再加上世俗化商業媒體的放大檢視與過度轟擊，幾乎所有政治人物的魅力都快速折損，甚至面臨全面摧毀，這其實早就是一個「偉人不再」、「英雄凋零」的年代。問題是，當代許多民主國家的多數民眾都不這麼想，還是堅持期盼他們選出的領袖擁有所有「偉人」所具有的美德，正如同研究美國選舉的學者斯克爾（Richard K. Scher）所指出的，所有領袖都被期待必須擁有堅強的個性、遠大的目光、超凡的魅力、跨越黨派的能力，創造輿論風潮的本領，堅持正確道德的勇氣，打敗邪惡勢力的力量，平易近人的風格等。斯克爾明白的指出，這樣的「偉人」，不僅過去沒有，現在不存在，未來也不會出現，問題是民眾卻一直期盼並尋找這樣的完人。結果就是，民眾懷著完人理想期待選出他們的領袖，又在很短的期間內感到失望，最後就是咒罵甚至唾棄他們的領袖。

    　以美國為例，回顧近二十多年來，除了少數例外（如雷根），很少不是在萬眾期盼下風光上台，最終都在民調聲望低落、一路被批得體無完膚、甚至狼狽不堪的下台。他們每個人都曾擁有贏得大位的傳奇，也都各自具備某種超凡的魅力，卻也都在無休止的批判與撻伐聲中，淪落到光環盡褪的境地。不同的是，他們有的再難翻身（如尼克森），有的卻迄今還讓人懷念（如柯林頓），重點是他們曾為美國留下什麼樣的「遺產」。美國的例子不談了，在馬總統之前兩任總統李登輝與陳水扁，回顧其任內經歷所挨的罵還能算少嗎？重點是我們今天在評價這兩位前總統的時候，昔日的那些抨擊與批判，可能早就不發揮任何作用了。

    　所以，面對此起彼落的批馬風潮，馬總統除了自省修正外，其實也該秉持更多些的平常心，絕不能因為怕挨罵，而放緩了施政或改革的步伐，畢竟只要政策治理看到了效果，終究還是能贏回民意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