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30 /中國時報 【柯裕棻】
人真的是健忘，安逸久了就忘記來路維艱。

耶誕節那一天，台灣還吵著陳雲林來訪的諸多議題，新聞媒體鬧轟轟的。就在眾人都抱持兩岸關係應「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的想法時，北京消息傳來，起草《○八憲章》的中國知識分子劉曉波因為文批評政治而遭重判十一年。

乍聽時我非常驚訝，直覺反應是：「這年頭竟然還有人會為了文字而坐牢！」朋友馬上提醒我：「那是對岸。更何況，你別忘了，台灣不必為思想坐牢也不過是十幾廿年光景而已。」確實，一旦嘗過自由的滋味，總會習以為常，以為天生應該如此，便再也無法想像噤聲難言的境況了。我們在台灣天天罵政府，三不五時搞連署抗爭，寫文章批評時政，從來不擔心犯了天條，也不怕丟飯碗。

漸漸地我們以為，只要日子過得好了，人命「自然」就值錢了；經濟做得好，社會「自然」就有法治了。但所有的自由平等和法治進步都不是水到渠成的，都是經過無數人的犧牲而爭取來的。如果我們的社會只顧著賺錢而罔顧人權與法治，那麼再多的錢也等不到自由與平等。自由與平等不是錢買的，自由與平等不會「自然」到來。

這一年來台灣不斷討論《大國崛起》，有人極端焦慮害怕，也有人樂觀充滿期待。但無論持哪一種立場，大概都希望兩岸關係能夠和平，也都希望在這個政治和平的基礎上，進行經貿的實質交流。可能也有不少人以台灣的狀況推想大陸，以為既然大陸的經濟都大國崛起了，其他的條件應該也大幅改善了吧。值此經貿熱絡往來之際，劉曉波的案件顯然是當頭冷水一潑，焦慮者更焦慮，反而選擇不聞不問；而樂觀者心生尷尬，也選擇忽視這件事。

但台灣實在沒有忽視的權利，我們應該比其他人都更關切大陸的問題。我們無法否認，台灣和大陸關係越來越密切，休戚與共，不論未來兩岸政治如何解決，大陸的動靜都影響台灣未來至鉅。只有大陸的自由與平等落實了，台灣的自由與平等才可能永續。換言之，我們如果只是坐視旁觀，甚至嗤之以鼻，既不表達我們對人權議題的關切，也不宣稱我們對自由平等的堅持立場，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那麼，未來的路途霜雪困頓是可以想見的。

執筆時我不斷反思，自由社會何其珍貴，我們不能忘記這是怎麼得到的，也不能輕易失去警惕，自由不是買來，更不是等來的。自由的滋味是甜的嗎？它應該是苦的，是許多犧牲者的血淚的滋味。（作者為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2009-12-23 /中國時報 【本報訊】
    　中共革命建國史上，有兩大勝利來得比他們的領導人所預期的還早、還快！一是一九四九年建立江山，二是一九七一年獲得聯合國席位。

    　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國共平津戰役已進入最後階段，周恩來在河北西柏坡（中共領導層進入北平前的根據地）召集王炳南等負責外事（外交）工作的人員，要他們準備籌建外交部，周對他們說：「原來我們合計要五年才能勝利，嘿，現在看起來不用這麼長時間啦！我們和蔣介石一九四六年七月開始大打起來，才不到三年！原來我們估計要到一九五二年可能獲勝，沒想到一九四八年底就形勢大變，蔣介石完全不行了，建立新中國不遠啦！」

    　不僅毛澤東、周恩來沒有料到那麼快就勝利，「老大哥」史達林更是完全沒有想到。近代任何一個政權的崩盤，很少像蔣介石政府垮得那樣快速、那樣徹底！六十年來，無數的專業及業餘史家對一九四九年的大變局，提出了各種解釋，從政治、軍事、經濟、組織、民心、社會和蔣毛的領導統御等做全面的剖析。前黨國大老陳立夫在五○年代初避居新澤西州養雞為生，有一天民社黨領袖蔣勻田去看他，陳說國民黨之敗，敗在無知。當年以反蔣出名的黃埔四期軍系立委黃宇人（與傅斯年同稱「中國兩大炮」）亦認為，國民黨敗在自私與無知，尤其是無知。

    　什麼是國民黨的無知呢？在六十年後看起來，這個字眼似乎有點抽象、有點不著邊際。其實，國民黨的無知就是領導層的無知，尤以「最高當局」蔣介石為最。蔣太過自信、太不會用人、太不了解他所統治的中國已變成什麼樣子，以致抗戰勝利不到四年大陸就變色。前師大歷史系教授、前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說：「政府對中共的力量估計過低，以為短期內即可以軍事解決，然後再處理經濟問題，戡亂只是一時的事。未料戰爭延長擴大，欲罷不能，惟有不顧一切，悉力以赴。」結果，國軍在戰場上兵敗如山倒，倒戈、變節與投降的將領和部隊，多得不可勝數，這也是近代中外戰場上難見的「奇景」。

    　國民黨文官武將投共人數之多，以及共諜的猖獗，最能反映蔣介石的領導問題。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國府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領二十五艘艦艇投共（中共稱為起義），中共興高采烈說，由於林遵（林則徐的侄孫）的義舉，人民解放軍方能「飲馬長江」！水面上有林遵倒戈，陸地上早就有主管作戰的國防部第三廳（參三）廳長郭汝瑰把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作戰計畫交給共軍。這樣的內戰怎麼打呢！林、郭只是蔣介石子弟兵變節的兩個例子，國民黨高層多的是像張治中這種騎牆的降將，這樣的政黨和政府，怎麼能不敗呢？

    　蔣介石在四○年代末期不但有黨內文武百官叛變，七○年代初期更遭到「忠實的美國反共盟友」尼克森的倒打一耙，而全然改變了中美台三邊關係。有些史家和政治學者認為尼克森打開中國大陸之門對亞洲局勢和中美台歷史的影響（尤其是對大陸和台灣未來的命運），比一九四九年還大。季辛吉奉尼克森之命於一九七一年七月中旬秘訪北京，嗣後美中雙方宣布尼克森將於一九七二年年初訪問中國。對台灣來說，這真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三個多月後，中共就取代了台灣的聯合國代表權。

    　其時，中共根本沒有料到靠第三世界幫忙爭取了那麼多年的聯合國席位，竟這樣就到手。因此，當消息傳來，周恩來還對中國是否派遣參加聯大一事舉棋不定，毛澤東斷然地說：「要去，為什麼不去？」帶領先遣小組赴紐約的前新華社記者高梁（西方媒體稱他是中共特工）說：「當時，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對形勢發展和祖國的威望與作用估計不足，認為中國席位問題當年不會解決，更未曾估計到這一天來得這麼早、這麼快。」大陸作家陳敦德亦指出，當時北京「沒有估計到第三世界的力量與美國的失控；對出席聯大，當時確實沒有一點準備。那時，外交部國際司由最冷清的司於一夜之間變得特別重要了。」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七一年的兩場大勝，失敗者與受害者都是蔣介石政府。蔣經國在一九五八年聖誕夜寫了一篇〈我們是為勝利而生的〉文章，裡面提到：「事實證明總統領導我們奮鬥的方向是絕對正確的，共匪的覆亡是必然的。」然而，情勢的發展卻和小蔣所預言的完全相反。中共不但沒有覆亡，且變成強國；台灣則從世界反共前哨淪為被國際邊緣化的孤島。我消彼長，歷史的演變常不如人意，總是帶著許多遺憾與惘然！

林博文

　　中國時報主筆、專欄作家、文史工作者。
　　曾任美國中報總編輯，現居紐約。
　　

2009-12-18 /中國時報 【魏千峰】
第四次江陳會即將舉行，台灣朝野的對立可預計將升到另個高潮。馬政府執政後以「一中各表」的方式試圖化解海峽兩岸的爭議，希望和平共存，並以優惠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其間得失如何，不能不慎重面對。

數十年來的中國對台政策，明載在其憲法的序言，台灣是其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是全中國人的神聖職責。其間，在一九九五年江澤民提出較有彈性的「江八點」，但仍堅持對台灣的統一。因此，所謂「一中各表」對中國言，衹是另一種「一國兩制」。換言之，不論中華民國或台灣並不是另一個獨立的國家，全世界衹有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政府使用「中華民國」名稱並不能適用在國際間，衹是在統一前的過渡時期，台灣政府得在台灣地區使用「中華民國」名稱。兩岸交流的目的在於以商圍政，對台灣地區採購多種商品或觀光，是希望台灣能以主權換取經濟利益，最後自然地邁向統一。

第二種「一中各表」的詮釋是目前馬政府所採取的立場。與前者不同，馬政府認為「一中各表」衹是台灣與中國交集的界面，因為中國崛起，國際環境丕變，為減少中國的武力威脅與台商優惠進入中國市場，台灣不得不使用同為一個中國的名稱，但事實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個獨立國家，衹是不去挑戰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國際場合中，於取得中國同意的默契下，台灣仍保留現有的二十三個邦交國，及以非國家主體身分參加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的活動。在台灣政府有效統治區域內，台灣對中國輸入的商品或勞工進入等仍有准否的權力。現階段台灣與中國僅作經濟協商，尚未進行政治協商。此種兩岸關係的狀態與馬政府宣稱的兩岸關係由互不承認到互相承認有些差距，有時是台灣自行否認自己的主體性，有時是中國承認台灣為事實上存在的獨立實體。同時台灣政府不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亦謙卑地對待中國。

第三種「一中各表」的詮釋，係延續過去國民黨政府的「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策。其不衹是消極地在事實層面與中國區分，並積極地對中國採取抗衡或區分的手段。此種詮釋的方式較能為台灣的民眾接受，但它一則可能觸怒中國，二則卻是台灣政府的兩岸政府較可能獲得民眾支持的關鍵。雙方關係有些緊張，卻較為平等。因為此是強調「各表」，而非「一中」，雖中國未必願意和平地對待台灣，然而台灣大多數人民的反彈程度降低許多，也能凸顯台灣存在之意義。

依《天下雜誌》在九月的民意調查，台灣地區百分之七十五的民眾對馬政府的兩岸政策有所疑慮，擔心工作被大陸人搶走，七成的台灣民眾憂慮主權受傷害。到底台灣民眾認為現行兩岸關係是第一、二或三種方式之「一中各表」，又希望那一種詮釋方式呢？馬政府不要輕忽台灣民眾的反應，否則兩岸關係將無法平順，又如果越來越多的民眾擔心政府對兩岸政策未設底線，沒有積極保障台灣，馬政府是否應該要做一點改變？

    　（作者為執業律師）

2009-12-10 /中國時報 【邱忠義】
    　法務部日前召開公聽會，打算在刑法分則裡提出凡是法治健全的國家都會有的「妨害司法罪」相關條文修正草案，律師界相繼透過律師公會及友性學者投書抨擊，認為此舉是針對被告的辯護人而來，並恫稱將來我國辯護制度將宣告死亡云云。我認為律師不能為了掩蓋真相而製造假證據到法庭來秀，否則自此淪為不折不扣的魔鬼代言人，司法的公正性將受到永不可能回復的破壞。

    　從「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看得出來，律師只能為當事人的「正當」利益辯護，對於受委託的案件不得有不正當的行為，也不能為了訴訟的勝敗而忽略真實的發現，不僅不能有故為蒙蔽欺罔的行為，更不可以偽造變造證據、教唆偽證或為其他刻意阻礙真實發現的行為。

    　但說起來好聽，實則這些都是訓示規定，沒有實際的效果，如果辯護人真的做了妨害司法公正性的行為，沒有任何處罰效果。

    　如今，司法當局有感於訴訟程序中經常出現教唆作偽證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刑事證據，或恐嚇、脅迫、騷擾證人，使其不敢出庭作證或不敢據實陳述，或辯護人、被告持向法院檢閱卷宗證物所得的證據資料，召開記者會，公布卷證資料，做訴訟外的抗爭，引起輿論壓力，造成公審，干擾司法獨立審判的種種司法亂象，日益嚴重。這些行徑實在已經嚴重到妨害國家司法權的正確行使，阻礙事實真相的發現，斲傷司法的公信力。但我國現行法律對此行為並沒有刑事處罰規定，招致諸多民眾批評，認為我國現行法律規範不足，縱容亂象。

    　慶幸司法當局能意識到「干預司法」情況嚴重到必須加以處罰時，有些律師倒是緊張起來了，提出「唆使被告或被告以外之人到法庭串證、滅證等行為」等同於是在行使「被告緘默權及不自證己罪原則」的論調。這是何等荒謬的事！就刑法理論來說，被告本身的串證、滅證行為不會被處罰，這是因為立法者認為要被告乖乖不滅證而等警察來查扣證據是難以期待的，這是人的天性，而且刑事訴訟法也明白宣示被告無須證明自己有罪。但是身為被告的辯護人，就不能亂來了。

    　我國新刑法對於共犯採取「限制從屬形式」，所以假設某甲唆使被告乙到法庭說謊或滅證，因為某乙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不具「有責性」，但是某乙的行為終究已經是「符合構成要件的不法行為」了，所以說開來某甲已經可以構成教唆犯了，法務部只是把這樣的結果明文化而已，國外法治先進國家都有妨害司法罪、藐視法庭罪、不實陳述罪等，這是普世價值，辯護人也有維護司法正義的使命。

    　尤有進者，如果將閱覽訴訟卷證所取得的證據（含拷貝光碟），拿去與該案訴訟攻防無關的事項上恣意使用，譬如直接開記者會公布，拿給地下錢莊、恐嚇詐欺或暴力集團，甚至於因此得知證人、鑑定人的個人隱私資料而加以騷擾，都是要命的干預司法舉動，想都知道是必須加以規範的行為。「不能打著司法改革名號干預司法」其實是我最懇切的微薄要求，這並不過分，營造司法純潔不受汙染的環境，應該是大家共同的責任。　（作者為新竹地院法官）

2009-12-06 /中國時報 【鈕則勳】
    　縣市長大選落幕，結果離預期差距不大。綜觀此次選舉，雖然民眾對其並無太大興趣，但各政黨及候選人還是不斷地透過行銷策略、丟出各式王牌，企圖將選舉熱度拉高；然而較可惜的是，不論是各黨的競選主軸、廣告或是政見行銷等面向，對選民而言仍無法產生清楚的說服力。

    　首先，從競選主軸來看。不論是國民黨的「同心協力、再造台灣」，還是民進黨的「綠色執政、品質保證」，都沒清楚地交代其所蘊含的意義或期待展現的價值。國民黨說要同心協力，應該有更大的氣魄來訴求台灣整體的團結，並凸顯執政黨格局；但是從其宣傳論述中，全然沒有點出要如何與在野黨進行良性互動，在選舉場子的廝殺中，選民感受到的只有更加的撕裂與對立。試問，總是在撕裂的環境中要如何才能「再造台灣」？

    　民進黨亦然，其從以前中央執政政績到地方縣市長執政，值得挑剔之處亦不勝枚舉，特別是八八風災處理，黨籍縣市長被批判的力道更強。因此，這訴求並非是能強化政黨或候選人優勢的好策略，亦無法和國民黨策略區隔；此外，連自家前任主席都認為其只是個「口號」無法全然被說服，民進黨中央又怎能在短期間之內扭轉民眾對其的負面刻板印象，藉以催票入櫃呢？

    　其次，從競選廣告置焦。國民黨主要是用第二品牌的攻擊策略，不僅和一般執政者競選行銷強調前景規畫與政績的正面策略不相符合、無法強調領導品牌之價值之外，和其所揭櫫「同心協力、再造台灣」的主軸，亦無法合理的連結。民進黨廣告內容有形象、有政策、有攻有守，內容訊息頗豐富多元，但是焦點不集中，無法強化訊息一致性，以產生一定要票投民進黨的迫切性，充其量只是自我期許而已。訊息內容中亦無告知選民，民進黨會如何或是用甚麼策略站起來，以烘托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選舉應該是各個政黨行銷自己政見政策的大好機會，但是國民黨並沒藉此時機行銷他的主打政策ECFA，實屬可惜。其實，可透過自己的候選人針對選區之不同特性來安排因地制宜的訊息，一方面可藉以鞏固並擴張支持政策的盤面，另方面也可在特定縣市（如農業縣市）配合候選人的論述來消除民眾的疑慮；若能同時搭配廣告活動進行宣傳，亦可迫使對手在特定議題上進行理性論辯予以回應，順勢達成提升政策支持率的目標。

    　至於民進黨，對於原本最擅長「政策論辯」的政黨優勢，仍未見其找回手感，就連本身原具有此強項的蔡主席，助選起來也愈來愈像傳統的民進黨政治人物，仍是講著扁世代似是而非論述的天王們在政策上的著墨就更不值得一提了。難怪，外界總是認為民進黨現今的政策綱領只是「為批評而批評」，或是將政策之論辯都置入「愛台反中」的老梗窠臼中來做檢視。

    　選舉結束了，但是若政黨或政治人物又苟且地認為催出了基本盤或避免了光環的流失，而不思如何透過細緻的行銷策略和選民溝通，只會在這個「改變」的時代中被選民拋得愈來愈遠。（作者為文化大學廣告系副教授）

2009-12-04 /中國時報 【陶儀芬】
    　洪蘭批評台大醫學系學生上課啃雞腿、吃泡麵、打瞌睡事件，在洪蘭請辭評鑑委員、學生辦「力挽洪蘭」座談會之後算是落幕了。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授課老師、校方以及教育部兩周來的行動與發言都直接或間接地產生了觀念對話，現在學生要發展一些自律原則，自下學期起自我評鑑的結局堪稱圓滿。

    　不過媒體上有不少評論，都以學生自由與師長權威這樣一種二元對立的角度來看這個事件，而忽略了這個事件其實反映了台灣社會在民主化之後普遍遇到的一個困境：就是當由上而下的傳統權威消失後，個人自由的公共面向問題。

    　這讓我想起自己的一段經驗：長期以來，我對學生在課堂上吃東西或睡覺也沒有任何規範，多年前在一門與這次事件發生的「醫療與社會」同樣時段的課上，我請了一位在台訪問的外國學者來演講，由於接近中午，也有一些學生邊聽演講邊吃中飯，當時讓我覺得很失禮，在下一周上課時講了學生，認為學生應該基於對遠來講者的尊重，不要在課堂上吃中飯。沒想到在學期末的教學評鑑中，有不少學生反應，「老師早就應該規範上課吃飯的少數同學，因為菜飯的味道其實會影響到其他學生上課的權益。」

    　雖有論者談到，美國大學學風自由，上課喝可樂、吃漢堡、蹺腿者大有人在，這樣的風氣讓他們的學生更有想像力。但就我個人在美國讀書的經驗，除非是利用午餐時間舉行的小型午餐演講（brownbag talk），幾乎沒有看到學生在課堂上做出會影響公共權益的事情，如果有人真的吃東西發出聲音味道或私下交談，多半都會受到其他同學的白眼對待。

    　同樣地，如果有車輛綠燈右轉不耐心等候穿越斑馬線的行人，肯定會被眾人攔下理論一番。在美國，進出大樓或電梯一定會幫後來的人擋著門，如果遇到老弱婦孺也會讓他們先進去，要是哪個白目的人沒有這樣做，肯定會被當外星人一樣看待。這是一個民主社會長期享受個人自由後漸漸發展出來的公共性，個人自由是要以讓社會更多數人得到自由為前提，不能因為個人任意享受自由而不顧他人權益，不然就會變成一個自私自利的野蠻社會，社會契約論者所說的強凌弱、大欺小的自然狀態。

    　其實在壓制個人的權威消失後，沒有考慮到享受個人自由公共面向的不只是上課交談或吃飯的學生，還有為了勝選挑撥族群仇恨的政客、為了賺錢報導充斥腥羶色日趨下流的媒體。在最近的「動新聞」事件中，如果媒體擔心目前這股社會憤怒會帶來保守力量的反撲，趁機擴張國家權力侵犯言論自由的話，就趕緊展現民主社會中享有言論自由的個體可以主動建立公共規範的能力，為民主社會擺脫自然狀態的社會契約盡一己之力。

    　如果大學生都可以反省到自己漫不經心行為的公共面向的話，珍惜民主社會言論自由的媒體高層怎麼不可以呢？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009-12-03/ 中國時報 【許又方】
邱天助教授昨日在「時論廣場」撰文批評高教體系過度倚賴「教學評鑑」作為判斷老師教學良窳的標準，已使該項指標逐漸淪為工具理性及消費主義崇拜，可能造成知識淺薄化與學習逸樂化的惡果。邱教授所言確實點出了教師評鑑運用不當所衍生的問題，值得主其事者深思；但文中提到的部分校園負面文化，卻未必全然啟釁於教學評鑑制度，而且它往往因每個學校的風氣與設計不同而有相異的成效，似乎不可一概而論。

檃栝邱文所論，教學評鑑制度濫用的最大問題，是教師為了評鑑績效而「討好」學生，其手段則包括成績放水、請客吃飯、降低對學生的專業要求等等。換言之，教學變成「顧客導向」，一切以學生觀感至上。

筆者不否認上述現象確實存在，但它並非教學評鑑實施後才有的「產物」，即便取消教學量化評鑑，老師投學生所好的情形也未必會減少、甚或消失，因為大學規定教師必須有一定的授課鐘點，如果開設的課程無法吸引足夠數量的學生選修，教師將面臨開課不足、工作可能不保的危機。因此，若干老師只好以上述「自我降格」的方式來招攬學生。但這樣的老師是否必然在教學評量上會獲得學生「情感」（或「義氣」）上的支持而得高分？以筆者親身所見所聞，並非如此，一如邱文所言，充其量只能吸收點「人氣」而已。

筆者因職務所便，得以綜觀許多不同科系之同仁的教學評量成績及學生對教師的整體評語。依我所見，受學生肯定的教師都有一個共通點：「教學嚴謹」，其內涵包括上課認真、具啟發性、關心學生的學習成果、公正評定成績、並能清楚展現專業素養使同學獲益…等，而且，不會濫給分數，該出的作業照出，該「當」的學生還是被當。這說明學生或許會因老師「討好」而暫生「同情」，但不見得因此而喪失了對優良教師的判斷力；好的老師也不會因評鑑壓力而忘了自己的專業堅持。至於那些靠「旁門左道」吸引學生的教師，沒了教學評鑑的鞭策，恐怕更將肆無忌憚。

筆者完全贊同邱教授所言，教學評鑑不應該成為評量老師教學品質的唯一方式，但它似乎也不必被視為使教學「庸俗化」、「商品化」的元凶（不少大學因為擔心招生不足，大開入學之門，且又授意教師不要太過嚴格把關，以免嚇跑學生的行徑，才更應該批判）。

評鑑制度的設置，其初衷是希望提供意見反饋給教師做為調整自我授課的參考，若它產生任何問題，並非立意不佳，而是方法有誤，應該檢討的不是這項制度，而是執行的過程。事實上，因為教學評鑑的實施，讓許多教師了解本身授課的缺點，進而領會如何改善課堂進行的方式，使學生受益更多，值得肯定之處應是大於衍生之問題的。

    　（作者為東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