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建會日前發布景氣動向顯示不論是美、歐或亞洲的景氣領先指標皆呈現回升，台灣的景氣燈號甚至有機會在10月份即回轉為代表穩定的綠燈。全球景氣及台灣景氣似已走出衰退，開始復甦，惟若仔細觀察各國龐大的失業人口，我們便無法如此樂觀。

    　去年此時，全球股市在恐慌中急瀉千里，但如今美國道瓊指數已超越萬點後回檔，台股也已一度升逾7500點，上海、香港股市更較去年底升逾50％，德、法等歐盟股市也比去年底升逾15％。若僅看這項指標，會認為全球景氣已然欣欣向榮，但對照各國持續升高的失業情勢可以發現，當前所謂的復甦仍是一波「不完全的復甦」。

    　依美國勞工統計局推計，去年金融海嘯前美國的失業人數僅959萬，今年9月已高達1,514萬人，激增555萬，海嘯前的失業率僅6.2％，如今已升至9.8％；不只美國如此，歐盟27國的失業率在金融海嘯前7.0％，如今已達9.1％，失業人數這一年來也大幅增加500餘萬。換言之，僅美、歐兩地的失業人數比起金融海嘯前即增逾1千萬人。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逾千萬的新增失業人數勢將大幅緊縮全球消費，而使得全球實質經濟的表現難以如股市這般熱絡。

    　不只是美、歐迄今失業仍持續升高，台灣也是如此。台灣9月的失業率看似趨緩，但是經季節調整後的失業率卻升至6.09％的歷年最高紀錄。其實，不論美國勞工統計局或歐盟統計局所公布的失業率皆是經季節調整的數字，主要是經季節調整後的失業率較接近景氣的實況。依此看來，台灣的失業情勢也如同美、歐一般，仍持續升高中，而且台灣的失業人數（經季節調整）同樣由金融海嘯前的44萬人升至如今66萬人，受失業衝擊的家庭人口更由92萬升至目前已達140萬人，多少家庭仍在社會邊緣掙扎，令人憂心。

    　我們當然明白，失業一向是景氣的落後指標，在景氣復甦的起頭，失業情勢自不可能瞬時改善。但我們要提醒執政當局的是，這次金融海嘯所掀起的經濟循環非同一般，失業的數量之大非同一般，如此巨量的失業人口對經濟景氣的抑制效果自然也非同一般。這由9月台灣接自美、歐訂單衰退仍逾10％即可明白，試想一個少了1千萬人就業的美、歐市場，還能釋出多少訂單？美、歐如今仍是全球前二大進口市場，只要這個市場失業人口持續升高，缺了這個龐大的消費動能，全球貿易自然是欲振乏力，而以出口為導向的台灣經濟又豈可能自外於美、歐市場而獨自繁榮？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美、歐的高失業率影響台灣的外貿前景，而台灣自身的高失業率則會衝擊民間消費。尤其台灣當前已非僅失業人口升高而已，9月長期失業人數已近11萬，結構性失業人數更創下近6年新高，甚至臨時僱用這類「非典型就業人口」也在快速增加中。這些經濟結構、就業結構、薪資結構上的改變，已然削弱台灣民間消費動能，這也是何以近期台股活絡，但台灣實質經濟回升力道卻依舊疲弱的原因。

    　有關失業率與經濟成長率的關聯性，最有名的莫過於歐肯法則（Okun's law）。這位曾擔任美國總統甘迺迪經濟顧問的學者歐肯，實證美國失業率每升高一個百分點，便會使得GDP下滑2個百分點，歐肯法則揭示只要失業率無法獲得改善，一國的經濟成長將會受到極大的抑制。依據這一法則，不論是全球經濟或台灣經濟，在如今失業人口大幅升高下，經濟要得到快速而全面的復甦，勢有所不可能也。

    　這一波在年初被經濟學家喻為自1930年代以來最大的經濟衰退，竟不到一年即已開始復甦，這真是經濟學家們所始料未及的。1930年代這一次大蕭條，衰退長達4年之久，何以這一波百年僅見的大衰退卻如此迅速復甦？概而言之，仍在於各國政府大量舉債挹注資金，及推出史上僅見的振興經濟方案。這樣的振興方案雖可讓全球信心免於崩盤，也讓股市得以提振，但各國實質經濟的創傷卻不可能像股市恢復的如此迅速。尤其台灣如今長期失業、結構性失業人口快速增加，更為台灣經濟復甦的前景蒙上陰影。我們認為馬英九統總仍應以臨淵履薄的心情來看待這一波「不完全的復甦」，在為股市回升歡樂之餘，高達140萬受失業波及的家庭人口，也值得政府多多關心。

    　三國時代的蜀國名相諸葛亮在其「前出師表」中有幾句膾炙人口的名言，例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諮諏善道，察納雅言」等等，傳誦至今，仍被經常引用，蓋有其跨時代之意義。總統府日前舉行新政府上任一年多以來首次的「財經月報」，由馬英九總統召集，與會者包含蕭副總統、吳敦義院長、朱立倫副院長、央行、金管會、經建會、經濟部、財政部等財經部會首長，凸顯執政當局對經濟問題的重視，自有其特殊的意義，也令人寄以高度期待。

    　財經月報的召開，象徵馬總統一改其就職之初，退居二線的態度，也讓我們看到總統府與行政院對財經問題，「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實現。事實上，以我國憲法對府、院定位所謂的「雙首長制」，總統對行政事務參與程度的分際規範，在法理上仍然莫衷一是，因此馬總統在就任之初退居二線，並非毫無道理。然而，一年多以來，由於全球金融海嘯的襲擊，致使台灣總體經濟、民間投資、外貿出口、就業狀況都一直疲弱不振，民眾強烈要求政府有所作為，總統府方面此時的積極參與，不但不致讓人有越權聯想，反倒讓人覺得這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的落實：總統府與行政院一同面對、一起承擔，是「雙首長」的同心行動，而不是「雙首長」的權限分際被打破。

    　其實，早在幾個月前，總統府內已經由蕭副總統設置一個財經諮詢小組，並且也曾對當時的劉內閣提出若干具體建議，但幾乎都不被採行。究其源由，應非劉內閣行政團隊本位主義、拒人千里之外，亦非財經諮詢小組建議全然不切實際，空有書生夸夸之言，而是雙方之間缺乏一個溝通平台。倘若財經諮詢小組的建言，先與執政團隊溝通，做成若干提升可行性的修正，其結論應可獲得採納、付諸施行。因此，如今在財經月報平台成立後，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的建議，經由蕭副總統的與會傳遞，即可對行政團隊提供切中肯綮的協助；即或該等建言當中仍有若干窒礙難行之處，以蕭副總統豐富財經知識與行政閱歷，自可經由與行政團隊的溝通，得知財經諮詢小組建議可再加強之處，從而修正成有益民生社稷的良策。另外，會議主席馬總統雖然非以財經為專長，但其在台北市長任內曾經長期設置「台北市經濟發展委員會」，網羅產官學各界廣納建言，此次主持財經月報，參與者層級更高，相信更能「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我們相信在府院一體同心合作之下，目前所面臨的各項重大財經問題或瓶頸，藉著這個溝通平台，應能更為有效率地加以處理、改善。然而，我們也要提出幾點提醒，以免這個溝通平台被過度期待或產生權責分際上的困擾。首先，有關財經問題的處理和改善，無論是問題的發現與確認、改善方案的研擬與抉擇、方案執行的過程與成效的產生，在在都需要相當時間，而非以「月」為單位即可看出每月的進度與成效。

    　舉例來說，維持貨幣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的穩定（意即維持物價與匯率的穩定），是「中央銀行法」明訂的央行任務，但是物價與匯率的穩定並非物價與匯率每個月都完全不動，而是保持彭總裁所稱的「動態均衡」；同樣的，對其他部會施政績效的期待，包括目前最需要處理的提升民間投資、增加就業機會、增加對外出口等問題，相關部門自應本於職責積極處理，但也都不是有了財經月報就可以立刻迎刃而解。

    　另外，我們也希望這個溝通平台，不致形成行政團隊的另一個「壓力平台」。依照憲法設計，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受立法院監督，因此行政院長需至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與施政報告，但並沒有規範行政院對總統府有相同的義務。理論上總統是在五院之上並協調五院，而非單獨與行政院一起共事，或給予施政指導甚至查核績效。因此，雖然為了打拚經濟，而有財經月報平台的設計，但是權責分際仍宜有所節制，亦即總統府對行政院在行政事務上應是溝通而非指導，總統之角色仍宜只是「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任何一個新的機制在運作之始，總難免讓人充滿期盼；然而，主其事者宜先界定分際，相互尊重，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在充分溝通、群策群力的基礎上，讓財經月報這個平台發揮綜效，帶領台灣經濟早日走出不景氣的陰霾，進而實現馬總統的競選承諾，重新建造一個清廉而且有活力的新台灣。我們拭目以待，並且樂觀其成。

    　最近兩岸關係領域裡，「政治談判」的聲浪突然高漲起來，其甚至有壓過「經濟合作談判」之勢。對此，我們認為其並非健康發展之道，因而盼望兩岸當局能共同抑制這股「政治躁動」，以先行全力構建經濟上「互利雙贏」的堅實基礎。後者才是當前兩岸最大福祉之所在。

    　回看去年馬政府剛上任時，兩岸對雙方關係發展進程，預先設定了「先經濟後政治」、「先易後難」的原則。因這原則受到兩岸當局的共同遵守，所以近一年多以來，雙方得以心無旁騖地，逐步落實各項經濟交流協議，其中的順利實現三通直航，尤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目前雙方協商的重點，已升高到ECFA之全方位合作建構的層次，使人們談論多年的「兩岸攜手，振興中華，布局全球」等高超的概念，有了具體實現的條件。

    　然而，就在理想即將成真的當頭，政治談判的聲浪過早地出現了。這對雙方經濟合作的推動，是個干擾，甚至有可能嚴重扭曲經濟合作的內涵，使兩岸誤失共同利益，甚至演成內耗現象。

    　眾所週知，經濟合作的本質是「一加一等於二或大於二」，它有很大的「附加價值」空間。而政治談判，常常是「一減一等於零」，也就是零和遊戲。一方的獲利，往往得自另一方的讓步。這兩種談判的「戲碼」完全不同，若同時放在一個舞台上演，那就如「張飛與岳飛同時出場」之不合理。

    　最令人擔心的是，兩岸雙方政治實力的落差太大，如果現階段就進行政治談判，台灣方面很可能因「討價還價」的能力偏弱，而造成內部嚴重的挫折感。這種失望情緒，會感染到經濟合作談判，使後者難以為繼，甚至演成「要求大陸施捨經濟資源以補償台灣政治損失」的病態局面。如此一來，原本一盤經濟合作好棋，會被玩成亂局，並使原先預想的「互補互利」等美好願望，付諸東流。

    　事實上，我們並不否認，兩岸關係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要進行政治談判。但希望在那一天到來之前，雙方已先建立了強固且輻射全球的經濟合作關係。在這樣的基礎上，雙方都會以充分的信心，和十足的同理心，去進行政治談判。而且，雙方既成的經濟合作談判經驗，也會成為政治談判的有力參據，使後者更有成功的希望。

    　我們建議，兩岸當局在此時此刻，應共同重申「堅持先經濟後政治原則」，並慎重理順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劃清兩種事務的邊界與分野。更重要的是，務必避免政治陰影去干擾當前熱議中的經濟合作談判事宜。後者如能在「去政治談判化」的情境下，充分參酌經濟法則、市場規律、兩岸現實、WTO規章等要件，完成簽署協議，那將獲致最大的「含金量」，也是兩岸民眾最大的福氣。

    　關於這方面，馬英九總統日前接受路透社專訪時表示，他不排除「馬胡會」，但這沒有時間表，因為目前還有很多經濟問題要忙。馬總統如此的講法，與我們的主張相同，就是從長遠看，兩岸政治談判無可迴避，但現階段，應專注在經濟合作的建構。

    　不過，我們也要建議馬總統，既已確認「先經後政」路線，則當前應約束政府官員與智庫人士，使其儘量減少公開談論兩岸政治談判之事。因為這種事公開談多了，必會造成外界的錯誤印象，以為兩岸政治談判已呼之欲出。甚至，有些發言的尺度若未拿捏好，難免會給人「向中共叫陣」等不好觀感。這些都會對當前的兩岸經濟合作談判，造成無謂的干擾。

    　至於中共方面，誠然是兩岸政治談判的優勢一方，但現階段亦應實事求是，包容現狀，全力追求兩岸經濟合作效益，並儘量使其「最大化」。中共當前若能對兩岸政治談判之事，作自我克制，儘量不要主動「發球」，則這對兩岸經濟合作談判的圓滿成功，將是很大的助力。

    　我們衷心期盼，兩岸雙方談論已久的「雙贏」局面，就從當前得以「排除政治干擾」的經濟合作談判中，正式開始逐步落實。

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上周召開會議，就「啟動台灣經濟轉型的行動計畫」進行討論，會中認為台灣經濟正處於轉型的關鍵時刻，不可能再延續過去的發展思維，在考量服務業占GDP比重已超過七成，尚有發展空間下，決定全力推動服務業發展，並成立專責辦公室推動國際醫療、會展等十項重點服務業，以強化台灣經濟的成長動能。

依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台灣服務業占GDP比重十年來由66％升至73％，這一服務業結構比已超越韓、日、德等多數服務業大國，不少人看到此一數據，即以為台灣服務業已擠入強國之林，但這實在是一大誤解。事實上，台灣服務業結構比的快速升高，實因近年製造業生產線外移、製造業附加價值率驟降所致。換言之，台灣服務業結構比升逾七成，是彰顯製造業的疲弱，而不是代表服務業的壯大。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台灣服務業占GDP的結構比雖逾七成，但其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占總就業比重竟不到六成（僅57.9％），這是極不相稱的，同時也是國際上罕見的。美國服務業占GDP達78.9％，服務業占就業人數也達77.9％；日本服務業占GDP達69.4％，就業比重也達68.4％；韓國亦然，兩項數字依序為64.3％、65.9％。顯然在常態下，服務業占GDP比重理應與就業比重一致，台灣這兩項數字差距如此之大，說明台灣服務業發展根本還沒上軌道，自然無法創造可觀的就業機會。

世貿組織（WTO）服務業貿易排名大約證實了我們以上的推論。台灣去年服務輸出居全球第28（2000年排名全球第18），不但在四小龍裡敬陪末座，更已為波蘭、土耳其超越，泰國、馬來西亞雖稍遜於台灣，但已有後來居上之勢，台灣服務業發展可說是十年無成、如今已然是四面楚歌。

看到總統府財經諮詢小組再次提出服務業轉型的行動計畫，讓我們不禁想起，從本世紀以來台灣官方所研擬的服務業發展方案可謂是連篇累牘，但如今安在哉？2004年行政院曾以一年時間在各地召開服務業發展會議，最後更舉行全國服業發展大會，宣誓要學習韓國發展影視產業，並推動台灣成為「區域籌資中心」，以創造台灣第二次經濟奇蹟，於是篩選了金融服務、文化創意等12項服務業，訂定旗艦計畫、主軸措施，並準備修訂30項法律案，希望藉由法規鬆綁來提升服務業的競爭力。非僅如此，2006年春天，內閣又浩浩蕩蕩的召開全國商業發展會議，同樣又得出58項法規鬆綁的共同結論。行政院在一年半之間連開兩次大會，著力如此之深，台灣服務業理應快速成長才是，但遺憾的是，事實卻非如此。

全國服務業大會結束迄今已有5年之久，「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計畫」執行5年期間，台灣的服務業環境究竟改變了多少？那些行動計畫、主軸措施執行成效何在？如今總統府在推動服務業行動計畫之前，實有必要對歷年會議的執行情況認真的加以檢視，找出失敗的原因。否則以前推旗艦計畫，今天推行動計畫，以前成立「服務業專案計畫辦公室」，如今又依樣畫葫蘆的設置一個「服務業專責辦公室」，如此換湯不換藥，誰能保證本次不會再重蹈覆轍？

台灣這些年所召開的全國經濟大會已是數不勝數，行政部門所研擬的「行動計畫」也屬空前，但台灣經濟轉型的困境依舊，顯然台灣今天的問題不在於會議開的不夠多，也不在於行動計畫研擬的不夠週詳，而在於方案的執行與管考不夠徹底。長久以來這種以「長於開會，短於執行」的官僚文化，正是導致台灣服務業迄今仍難以與韓、港、星並駕齊驅的原因。

我們認為近年來台灣官方花費太多時間在開會這件事上，並且年復一年重複進行相同的研究，事實上台灣官方的服務業方案早已投入龐大資源，研究多遍，如今所缺的是執行力，以及驗證執行成果的考核制度，如果過去開會擬方案與執行考核的資源分配比為4：1，今後必須調整為1：4才行。我們相信，只有堅強的執行力與確實的考核制度，才能讓台灣服務業進入全新的境界，否則就算再開10年、20年的會議，恐怕也難以讓台灣的服務業脫胎換骨。

「浮生六記」作者清朝文人沈復，在其「兒時記趣」中有一段文字：「…一日，見二蟲鬥草間，觀之，興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舌一吐而二蟲盡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神定，捉蝦蟆，鞭數十，驅之別院」。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於日前對外資炒匯祭出所謂的「彭三條」：「拒絕熱錢」、「必要時資本管制」、「持續維持匯率穩定」，二者聯想一起，竟有異曲同工之妙。

「彭三條」祭出之後的次日，新台幣匯率立即回貶將近一角，債市利率上升則大約十個基本點（10bps），顯示「彭三條」對熱錢雖然還沒有狠狠地「鞭數十，驅之別院」，才只做出政策宣示，市場就立即有反應，其對穩定匯市、債市的貢獻值得稱許。早自彭總裁還擔任央行外匯局長以來，外資熱錢遇到央行，無不鎩羽而歸、棄械投降，這也是彭總裁讓人津津樂道之處。

現在彭總裁以央行總裁的高度，以及國際央行總裁評等的6A總裁威望，加上央行本身對穩定金融的職責，我們希望央行不只是作政策宣示而已，而能在未來更加落實「彭三條」的內涵。尤其是第二條「必要時資本管制」，對穩定台灣金融、避免資產價格泡沫化、預防貧富差距更加擴大等，都有其實施的必要性與迫切性。

在進一步申論之前，我們要先對所謂「外資」熱錢作一個觀念性的釐清。當年馬克斯以「工人無祖國」號召全球無產階級革命，這個政治運動並沒有實質的成功；但在另一方面，「熱錢無祖國」的國際金錢遊戲卻在全球各地蔓延，利用各地市場間的監理套利與租稅套利機會，於短期內在各地的各種金融市場間快速進出炒作，獲致豐厚的報酬。

熱錢的外在形式可能是外資的股票基金、信託基金、私募基金等，表面上因為是由境外進入本地市場，看似「外資」形式，但其資金來源可能也包含本國人的匯出款，經過特定安排而參與上述基金。舉例而言，某位半導體業界大老，就曾在公開場合坦言其理財管道中包含知名的國際私募基金。因此對熱錢的作戰，並不是對「外資」宣戰，而是一場遏止投機炒作套利的聖戰。

既然如此，我們希望這場聖戰的戰果，不是只為穩定匯市、債市的匯率與利率而已，而應該擴及到股市、房市等資產市場。換言之，熱錢進入台灣，炒作匯市與債市最容易在最短期間內獲致豐厚利益，因此央行予以迎頭痛擊，令人稱快。然而，進一步思考，這些資金當初申請進入台灣，大都以投資台灣股市為名，以便在合法的形式下堂堂正正進入本地市場，央行也只針對匯入資金未投資股市的部分進行掃蕩。結果固然使這些資金「名副其實」進入股市，但在缺乏資本總量管制評估下，以目前台灣的實質經濟尚未復甦，而股市在所謂的外資以及國內的游資拉抬之下，股價頻頻創下今年以來的新高，是否合宜值得再思。

以經濟發展的健全性而言，我們希望進來的外資是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亦即對廠房、設備等作實質投資；而非Portfolio Investment，亦即對股市、債市等金融市場標的進行投資，因為此類投資大都只是既有資產所有權的移轉，而不是實質新增產出的交易。

另外，部分熱錢可能以其他名義輾轉進入不動產市場，在不動產供給缺乏價格彈性的市場特性下，房價更容易被炒高。股價與房價等資產價格的膨脹，一則提升未來價格泡沫化的可能性，進而可能危及金融的穩定性；再則，資產價格的持續提升，會擴大資產持有者（多半為富人）與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之間的財富差異，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影響社會公義，也不利於社會安定。

央行若只針對匯市及債市的熱錢「鞭數十，驅之別院」，以致熱錢被驅至資產市場，使資產市場成為這個「別院」，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化，從而危及金融穩定與社會公義，斷非央行之原旨。相信以央行彭總裁公布「彭三條」的內容與格局而言，對熱錢「鞭數十，驅之別院」，應是將熱錢阻絕於境外，才符合「彭三條」頒佈的美意。

因此，「彭三條」的第二條「必要時資本管制」，實施之時機似已成熟。央行在核准所謂「外資」匯入時，宜作最短停留期間之限制，亦即要求匯入之外資至少停留一段時間方得再匯出，使之無從成為短期進出的「熱錢」。另外，央行亦宜與相關部會合作，於必要時建立類似「金融穩定委員會」的跨部會功能性機制，會商合宜的資本總量匯入金額、調查是否仍有監理套利與租稅套利空間、協商對資產價格作合理性規劃與導正等，則不只防弊而且興利，必將有助於未來開創一個可大可久的金融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