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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陳信宏/林欣吾--從創新看庶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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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巨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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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cola
mioo

2009-10-02 /中國時報
作者陳信宏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林欣吾為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新閣揆吳敦義拋出「庶民經濟」概念後,引發各界的討論,特別是經濟指標層面。主要的討論是經濟指標要如何反映一般民眾的切身感受,因此被提出來新指標包括:餐廳與娛樂場所營收/稅收、航空貨運業務,和高速公路上奔馳的貨櫃車數量等。這些所謂的「庶民經濟指標」或許可做為景氣評判的依據,但切身感受主要反映當下的情況,不像傳統的經濟指標有領先指標與落後指標的分類,若只以此為據,容易忽略了政府決策所需的脈絡深度。

更重要的是,「庶民經濟」要如何落實?我們嘗試拉長歷史縱深,從創新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拋磚引玉。

台灣的經濟發展有歷史的時空因素,但現在也因為歷史的轉折而面臨瓶頸。從創新的角度來看,台灣目前的經濟結構可歸類為工業化時代的「雙元經濟」。一方面,我們有出口導向的工業部門,這是循著雁行理論下國際生產網絡層級遞移的「產業升級」產物。這類製造業發展模式大多循著產品與技術升級、深化上游製造原材料與零組件的方向發展,棄守部分或外移低價的產品或價值鏈,以垂直和資本密集的方式轉進到部分高階或上游的價值鏈,但少涉及設計與品牌等價值鏈。

而且,受產業升級型態和對外投資的影響,中間財已成為我國主要出口產品,比重超過七成;甚至於配合國際品牌大廠的需求,我國有超過七成的企業研發支出是在占出口比重約四成的ICT領域。換言之,我國絕大部分的企業研發支出是配合海外的需求。

另一方面,我們的一些內需導向部門,大多是受保護的部門(如國營事業相關部門)、或以行政規範節制的「準產業部門」(如醫療、教育)、或結構零散的部門(如部分服務業與農業)。他們相當的本土化,直接提供在地居民服務,固然有許多全球頂尖的成就,政府引為未來政策的產業方向,但是由於政策與結構因素,也使他們長期比較缺乏競爭,進而影響他們創新與發展的動能,當然對其在地服務及經濟發展的貢獻也因而受到侷限。

如果中、印不崛起,台灣或許還可以持續這種發展方式,但是在很多新興產業的國際移動過程中,台灣已經開始面臨來自中、印等國的直接競爭。再者,中國大陸即便要轉型為以內需為成長動力,台灣只以中間財能夠進佔中國大陸內需市場嗎?更何況我們的中間財也將要面臨中國大陸的進口替代競爭。

科技始終來自人性,創新更應如此;政治人物喜歡講「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但是,台灣的一個大問題在於我們的研發創新主要在解決海外或國際大廠的需求,較少能夠系統性地解決多數民眾的切身問題。即便我們有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卻也無法適時地回應台灣面對災變的需求。雖然我們無線通訊普及率高,也率先鋪設WiMax,但卻也尚未能解決政府回應民眾需求的問題。

解決國內的問題能夠帶動創新和出口嗎?許多小國寡民國家在一些領域的成就,證明這是可能的;但需要搭配國際連結策略,例如芬蘭的無線通訊、丹麥的風力發電。荷蘭甚至因應氣候變遷,正在推動以與自然和平共存為主軸的「三角洲計畫」。事實上,泰國與韓國的醫療觀光也是先以服務國內需求奠定基礎,再進而服務國際。

而且,越往中間財方向發展,資本和技術越密集,一方面所能創造的就業越有限,另一方面,許多製程設備更依賴國外進口。循著這個方向,政府即便要刺激投資,也會面臨水電環保等方面的壓力。

換言之,台灣現有經濟發展模式有其侷限性,諸多公共要素的投入已趨於邊際生產力遞減。因此,「庶民經濟」的重點不在於指標之爭,而在於政策與創新的成果能否更貼近多數民眾的切身需求,一方面解決在地多數民眾的需求,並由此發展出創新產業和出口的可能性;一方面透過公共服務的提供,增加在地居民生活的便利性,以協助擁有生產力民眾有效發揮其生產力。

台灣發展模式的路徑畢竟無法一夕改變,但是至少某些領域要能夠系統性地解決國內需求,政府與民間可藉國內的挑戰帶動貼近人性與庶民的創新。甚至於,要扭轉既有的結構,經濟發展已不再是經濟部與經建會的責任,其他部會也休戚與共,這或許可以從讓每個部會在其權責領域認養「產業創新條例」,驅動民間或產業部門以改善在地居民生活品質為創新目標做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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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陳君山-庶民經濟別成了媚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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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2009-11-25 /中國時報 /【陳君山】
     日前吳揆大談民怨之餘,政務委員尹啟銘亦以其至便利超商買報紙咖啡時,「車子才不過停在黃線三分鐘,出來就被拖吊!」的經驗,表達對民怨的感受。平心而論,吳揆所提出「除弊興利、消除民怨」的政府施政方向,是應肯定的;但若將其等同於「庶民經濟」概念時,卻又讓人難以捉摸其內涵;若再引證於尹政務委員的「民怨」經驗,則吳揆的「庶民經濟」反倒成為了一種「媚民經濟」。

     首先,就尹政務委員所言及自身的「民怨」經驗來看,實不知尹政務委員「怨」在何處?尹政務委員難道不知道黃線停車係為臨時停車,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臨時停車定義係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引擎未熄火,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是以,尹政務委員自身違法在先,車子被拖吊有何「怨」可言?

     尹政務委員將此一經驗界定為「民怨」,則對那些依法行政、執行公務的人員不啻為一大打擊。況且,所謂「庶民經濟」至少應當先在遵守法令與依法行政的框架內,再進一步討論是否應當「法律鬆綁」以服務民眾。尹政務委員若再讓其鑑於此一「民怨」經驗,引導政府「庶民經濟」的行政走向,則發展出一種「媚民經濟」,應可在預料之中。

     其次,當吳揆上任之初,提出「庶民經濟」時,是個空洞概念,未見實質內涵說明,主要是做為「專業經濟」對立概念,目的是和前行政院長劉兆玄「遠離民眾,不知百姓疾苦的「博士內閣」切割。之後,也未見行政團隊對「庶民經濟」概念提出一套涵蓋理念、願景、長中短期施政計畫的完整論述。正因缺乏此完整論述,才會讓吳揆於上開會議結束前,責成每部會月底前提出三到五個「令人驚奇」、「符合全民期待」,足以打造旗艦計畫的方案,以填補論述的不足及尋找「庶民經濟」得以開展的可行方向。

     坦言之,吳揆此一做法,實係捨本逐末。試問,何以政府各部會無法提出讓吳揆「驚豔」或「驚奇」行動方案呢?道理很簡單,「庶民經濟」本身就是空概念,根本沒人能具體掌握吳揆所謂「庶民經濟」理念願景、開展主軸及執行方向,又如何擘畫長中短期計畫呢?

     此刻,不僅是庶民經濟,還出現了庶民行政、庶民美學、及庶民文化等概念,「庶民」已成很夯的流行語言,但內容卻是極其空洞的詞藻與概念堆砌。解決此一困境最好的方法,還是回過頭來,重新召開行政團隊的施政理念與願景會議,提出一套完整論述,不要讓各部會流於空轉,才是正道。(作者為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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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周桂田--美牛事件的七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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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2009-10-30 /中國時報 【周桂田】 
     美國牛肉進口爭議越演越烈,中央政府棄守把關之責,而將風險責任直接轉嫁到消費者個人身上,形成風險個人化之危機;同時,全國也陷入地方或民間自主管理、自律之迷思,而行政院長也附和鼓勵,真是奇觀。套句台北縣長周錫瑋所說「這是自欺欺人」。

     事實上,自一九九○年代末,世界各主要國家對於具有對人體健康及環境潛在風險的問題,皆視為軍事及經濟之外的國家安全事務。除了高度重視採取預警原則之外,更重視在進行決策過程與公民進行溝通,而取得決策的正當性。

     此次,中央政府宣稱煞費苦心的談判及決策,一方面掉入了發展型國家唯經濟發展優先的迷思,忽略了國民健康之非傳統安全因素,而造成錯置的比例原則判準,可見高層並不具備全球化風險事務的視野;另一方面,迴避科技決策的民主與溝通,即使綠黨、主婦聯盟於前數個月要求衛生署舉行開放美國牛肉政策之聽證會,也被迴拒。整體違反國際上之科技民主潮流,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一課。

     而在這樣的決策類型引發全國譁然,決策者試圖亡羊補牢,匆忙的要向充滿憤怒的公眾進行所謂的「加強溝通與說明」,或向國會議員遊說,以阻擋食品衛生管理法的修正,在早已充滿不信任的氣氛之下,進行無效的風險溝通。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二課。

     看來,行政院是決定硬著頭皮幹,然而,狂牛症病毒潛藏至少二十年,一旦爆發開來將造成連續數十年動物疫病傳染及人類生命的風險威脅,不但漠視現行消費者的權利,也當波及未來的世代。不要忘了,馬總統數個月前才簽署聯合國社會、文化及經濟公約,此舉乃違背世代正義,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三課。

     二○○六年扁政府時代開放美國牛肉政策,衛生署委託國家衛生研究院進行的風險評估,不但涉及以計算戴奧辛汙染的模式計算使用美國牛肉的風險之謬誤,同時,衛生署也扭曲專家委員會的判斷「共識」,而造成數位重量級專家憤而請辭;而本次的委託台大公衛學院之風險評估過程,也傳出衛生署強力的行政介入之疑。此種政治凌駕相異者的專業意見,或扭曲風險評估的方法及過程,似乎仍充斥在我國的各種環境影響評估,而往往引發決策品質的低落與公眾的高度不信任。這是我們學到的第四課

     而目前,與扁政府時代同樣,行政部門大玩風險評估數字遊戲,宣稱美國狂牛症牛肉風險只有幾億分之幾,聽者霧煞煞,但信者恆信之。請不要忘記,二○○六年開放美國牛肉,當時宣稱帶骨牛肉有較高的風險,不予開放,而與目前開放的說詞大相矛盾;也請不要忘記,美國每年銷售三千六百萬隻牛,只有約一%也就是三十六萬頭牛的篩檢,而仍有三千多萬頭牛未曾篩檢,其潛藏風險之高可以想像,而日本、歐盟是每頭牛皆篩檢。到現在官員還大玩數字迷障,專業獨大而仍無法理解民眾的恐慌在何處,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五課。

     再者,無論是上到總統或到衛生署官員,都宣稱將嚴格把關,加強查核,然而,這些說詞套用在我國國情上,民眾相信嗎?比較日本,二○○六年在開放美國牛肉,發現帶骨牛肉旋即於該年六月再次禁止美國牛肉進口。反觀我國,同樣在二○○六年一月開放美國牛肉,而分別於三月及四月發現帶骨牛肉試圖闖關進口,衛生署並未積極處理。鬆散的管制能力屈服於政治壓力之下,這是我們學到的第六課。

     最後,中央政府沒有把關,將風險推到個人化責任,一方面行政院又「溫柔的期待」業者的自律,另一方面政府又宣稱煞費苦心的談判不易,國家安全的邏輯只落在發展型國家重視經濟發展優先(或許有軍事優先吧)、而繼續犧牲我國已經千瘡百孔的環境權與健康權。要不要正視這些全球化生態、健康、食品風險所鑄造新典範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這是我們目前最急迫應該學習與反省的一課。(作者為台灣大學科技暨生醫倫理中心政策組召集人、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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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沈雲驄--走出非庶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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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2009-10-24 /中國時報 【沈雲驄】
     假如你自認為是庶民,而且對自己的經濟狀況不滿意,聽到吳敦義說要重視庶民經濟,一定很窩心。終於,有人重視你的經濟了。

     但仔細看,最近的庶民經濟,在行政院繞了一圈出來,居然成了庶民經濟「指標」──「庶民看得懂的經濟指標」,以及「反映庶民經濟狀況的指標」。庶民經濟,照朱立倫說,就是「把生活消費品、民眾感受最直接的物價表示,當成一個生活物價指數」,「讓大家更能感受到經濟情況」。

     看懂指標,讓經濟指標更確實地反映庶民生活,當然沒什麼不對,但任誰都知道,這絕不是庶民最迫切需要的答案。讓生活變好,免於貧困,免於焦慮,才是庶民真正的盼望。比方說,怎麼做才能降低貧富差距,讓庶民跟富豪之間的距離縮短些?怎麼做,才能不讓這個社會上有群人特別奢華,其他的庶民,卻老在捉襟見肘?怎麼做,才能讓財富更公平地分配,讓庶民們能將自己的努力轉化為財富?

     這,才是吳敦義應該講明白、做出來的庶民經濟。

     講,也許不難,但要把庶民經濟「做」出來,並不容易。首先,官員們都得誠實面對現狀:無論是金融風暴發生前的過去,或是眼看著風暴結束後的今天,台灣經濟愈來愈「非庶民」:極少數的高收入、高資產的人,主宰著經濟的走向,決定了財富的創造與分配。

     不只台灣,很多國家都是如此。在美國,最富有的一%人口,擁有全美國一半以上的股票;這群人的財富加起來,高達十六兆美元,比其他九成人口所擁有的還多。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經濟發展較成熟的國家,有錢的人,呼風喚雨;庶民呢?無論多麼努力,大多無法拉近自己與那些有錢的「非庶民」之間的財富距離。

     曾經服務於花旗銀行的分析師卡布爾(Ajay Kapur),幾年前就點出了這個現象,他稱之為「極富經濟」(plutonomy),認為在美國、英國與澳洲等國家中,普遍存在著一小撮的極富分子,攫獲了經濟中大部分財富,然後成了整個經濟中最重要的消費者。他們在哪個國家消費,哪個國家的經濟就會熱起來;他們在哪個產業砸錢,哪個產業就會風生水起。

     照卡布爾的預測,極富經濟在接下來幾年並不會改變,極富分子會更有錢,更有影響力。幾周前,在他最新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未來連那些新興國家如中國、巴西、印度,都會朝著極富經濟──套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非庶民經濟」──的方向而去。

     不過,卡布爾這份報告後來也引來抨擊。著名導演麥克.摩爾在他的新片《愛戀資本主義》(Capitalism: A Love Story)中,甚至點名批判卡布爾。因為,身為分析師的卡布爾著眼的,其實不是什麼改革,也沒有要提倡什麼庶民經濟,而是覬覦著投資機會,他要客戶們抓住這個概念,買進極富分子們會花錢的產業,跟著極富分子賺錢去。

     這種一心想要跟著極富分子賺錢的現象,正是落實庶民經濟之所以困難的另一個原因。從美國到亞洲,官員們這麼想,政策自然也就這樣訂。造成的結果就是,金融市場熱絡,投資訊息瀰漫,而庶民仍然焦躁不安。

     要讓庶民們免於不安,真正落實庶民經濟,官員們要設法消除過去「非庶民經濟」形成的原因。比方說,落實稅制與勞動政策的改革,讓經濟中所創造出來的財富,能被更合理地分配。半世紀來,各種向非庶民傾斜的政策,使得勞工們生產效率提升的果實,沒有被合理地分配──例如美國,整體勞工的生產力提升了四成,但所得並沒有同比例的增加;反倒是極少數資本家們的資產,在同段時間內快速累積,也形成了今天的極富經濟。

     靠官員當然不容易,否則今天的經濟也不會「非庶民」至此。正如麥克.摩爾所說的,得靠庶民們自己,擺脫對跟著極富分子賺錢的妄想,一方面,用選票選出能幫助自己的政治人物,另一方面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努力創造,然後團結起來爭取本來就應屬於自己的經濟果實。「我拒絕住在一個像這樣的國家,」麥克.摩爾說:「但我絕不離開!」(作者為早安財經出版社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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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張金鶚/花敬群章定煊--/這樣的房價新高 能接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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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體大幅報導「第三季房市突破新高」,並據以宣布房地產景氣衰退警報解除。媒體的推論依據為北市第三季預售屋平均行情價破一坪六十萬元,大安區破一坪九十萬元,雙雙創下歷史新高,故顯示台北房市已擺脫盤整格局。對於這樣的觀察與結論,身為房地產的長期研究者,我們欲提出幾個關於房價的重要觀念供社會大眾參考。

第一、以偏概全的將表價上漲視為房價上漲嗎?九八年第三季大安區(實際正式公開)的新推個案只有二個,其中一個是僅有二十戶的某豪宅個案,表價每坪高達一八○萬;另一個案每坪表價六十五萬。若以直覺算法,將此二價格取平均,當可計算大安區的價格平均數是每坪一二二.五萬,而此價格遠超過前幾季無豪宅推案的價格平均數,故可推論大安區房價大漲。這個直覺式推論過程的謬誤在於,表價並非實際成交價,只是代銷公司或建商對外宣布的價格,若非實際購屋者,難以得知實際成交價格波動。表價上漲並不代表成交價上漲,須再考慮議價空間,將表價轉換為成交價後,對於房價的討論才有意義。

第二、成交價上漲就是房價上漲嗎?即使考慮了議價空間,將成交價取平均也不等於房價上漲。當媒體報導市場平均房價由上季每坪五十萬元,漲到本季每坪六十萬元時,做為一個聰明的閱聽人,我們立即要問的是:本季的推案類型、品質是否和上一季相同?若上一季無豪宅推案,而這一季有豪宅推案,只是因為市場推案品質提升,以及推案類型不同,使得成交價格平均數上漲,仍然不能據以推論房價上漲。

那麼要如何正確衡量房價波動?房價指數編製為不動產相關學術領域中發展已久的領域,而指數編製的重要概念即在於住宅品質控制。當確認價格為成交價之後,須控制住宅品質與類型,觀察市場上典型住宅在不同時間的房價變化,這樣衡量出來的房價波動才具有意義。依據我們長期建立房價模型所計算的房價資料顯示,從去年第四季至今,台北市住宅新推案價格持續呈現下跌的現象。

最近幾年,房地產的指標有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任何一個業者或媒體,都可以發布一些指標,而媒體就大篇幅的引用報導。然而,許多指標無論是資料來源、資料的處理、統計方法均是交代不清,這樣隨意計算的方式,如果順理成章地成為多數重要媒體報導的焦點,那一般民眾如何能認清訊息的真相。

市場上充斥不正確的訊息,輔以媒體推波助瀾,使許多資訊雖然實際上完全沒有意義,卻令消費者覺得似有道理,難以判斷。媒體大幅報導「第三季房市突破新高」,我們擔心恐有鼓勵市場追高,增加房地產價格泡沫的可能,而此現象應非多數社會大眾所樂見。我們認為未經嚴格檢證的訊息可能嚴重干擾市場秩序,甚至傷害到無辜的購屋者與業者。
(張金鶚為政治大學地政系特聘教授;花敬群為玄奘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章定煊為景文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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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張鐵志國際專欄-中國模式與歷史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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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9-10-08 /中國時報 【張鐵志】
    十月一號,在香港,有一場關於中國的討論會。座談者包括香港和大陸的知名時評家、網路研究者、媒體工作者和維權律師,而原本預定出席的一位四川作家在出發前夕被禁止出境。這場由幾個獨立人士舉辦的座談,可能是十一中國國慶當天,在中國國土上唯一一場異議性質的討論會。
  • 座談會中播放了許多人對中國的反思與期許的錄影,因為主辦單位希望想在「國慶」的宏大敘事下,還原更多「人」的聲音。而不遠的街頭上,香港民主派人士正為中國人權而遊行,且和警方起了衝突。

    當然,這些都只是十一當天的一些不安的噪音。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在中國各地(包括香港)甚至台灣的電視螢幕上,呈現的是一場宏偉的法西斯美學荒謬劇場:這裡沒有人,因為長安大街旁建築被完全淨空且一般民眾不准接近觀看,只有身高一致且整齊擺動著手腳的人偶道具,和華麗模型般的軍事武器展演。一個沒有「共和」、沒有「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慶典。

    次日在台北,有另一場圍繞著英國評論家馬丁賈克(Martin Jacques)的新書《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的討論會。作者的基本論點是中國將不會如西方所設想的走向西方的發展模式,而是會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他也說,他所謂的西方的想像正是由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所提出的歷史終結說,亦即在冷戰結束後,人類歷史就到達終點: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現代性體制。

    有趣的是,賈克先生可能不知道,就在上個月,中國媒體紛紛報導福山先生最近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模式挑戰了他先前提出的歷史終結論。新華網上這篇經過數百個網站轉載的文章說:福山認為中國模式的優越性,會受到更多國家的鍾情,並指出「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國家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

    這個說法似乎和賈克先生的論旨非常接近。只不過,這是大陸媒體杜撰出來的,而非福山本人所說。事實上,在該訪問中,福山還是認為,隨著經濟成長,中國會面臨巨大的民主化壓力。

    姑且不論中國媒體是否扭曲福山的意思來自我欺瞞,或福山到底說了什麼,關鍵是,中國模式對歷史與世界的意義究竟為何?

    歷史當然從未被掩埋在柏林圍牆崩塌後的磚石堆中。人們從未停止意識形態的辯論,而且在具體實踐上,正是從冷戰結束後的九○年代,拉丁美洲開始大幅向左轉,至今尤烈;中東也有許多國家一直走在與西方完全不同的軌道上。而更多的發展中國家不斷在摸索如何在新自由主義日益破產的今日,走出自己的道路。

    認識到中國模式的獨特性也並非新論,幾年前更有人強調「北京共識」正在取代「華盛頓共識」,成為發展中國家偏好的發展模式。後者指的是以自由市場為核心的發展政策,前者則重視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並強調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模式。

    其實,中國模式不過是之前東亞四小龍模式的擴大版。只是四小龍因為「小」,而未能帶來典範的轉移。如今中國崛起引起了更多注目,並視為是另一種現代性的可能,也對那些不想服膺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提供了巨大的吸引力。正如著名學者德里克(Arif Dirlik)指出,北京共識的吸引力使其成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一面旗幟,把那些反美的人招至其麾下。

    但他提醒肯定北京共識的人,不要忽視在中國,有許多人被排除到經濟發展過程之外。的確,不論是東亞模式或中國模式,都是在建立在對勞工的壓榨、對環境的剝削、對人權的迫害上(中國學者秦暉說中國模式是「低人權優勢」)。偉大的長城為中國隔阻了西方的影響,巨大的網路長城則圍困住了中國人民。

    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是其嘗試去追求發展策略的自主性實踐,但是這不代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一個值得複製的模式。我們應該要超越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去尋找更符合民主深化、社會正義、永續發展的模式。

    歷史當然沒有、也不應該終結在帝國大廈的高樓下,但中國的歷史最好也不要只是停留在目前這座巨大長城的陰影下,而能繼續前進;並且希望未來從月球看過來時,不是只看到這座封閉的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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