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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0914【中國時報╱社論】台灣的社會文化 從未縱容過貪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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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巨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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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前總統陳水扁又為大家上了一課,這一課叫做「社會文化罪」。儘管法律上並無此詞,不過,陳水扁提出的這個說法還是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按照陳水扁的意思,他承認自己是錯了,但這個錯是社會很普遍常見的文化現象,也就是說大家都是這樣做的,這樣的話也就不能算是什麼了不起的大過犯;再說,假如要定罪,那該被定罪的人又何止陳水扁一個人呢。

     阿扁非常擅長創造名詞,更擅長捕捉社會情緒,為自己打造絕佳的脫困之道。扁案爆發以來,他和他家人的創意不絕如縷,每每令人拍案驚奇。除了「證據到哪裡才承認到哪裡」的精明之外,陳水扁最高明的招數當然就是烏賊法,也就是說「大家都一樣啊。」他的策略是可以道歉,但絕不認錯,可以認錯,但絕不認罪,可以認罪但絕對要拉一個壂背。

     在檢調查出扁家的確把錢匯出海外後,陳水扁第一時間的回應是「做了法律所不允許的事」,陳水扁是個語言學魔術師、更是心理學大師,他的話有時需要按字面分析,有時又要意在言外地解讀,因為他非常會玩文字遊戲──一個人做了法律所不允許的事到底有沒違法,到底算不算個罪呢?他選擇不予說明,留下的謎團在扁案審理的過程中不斷成為討論的焦點,他和他的家人就在種種政治利益和社會氣氛下,不斷見縫插針地尋找生機。

     陳水扁家族可以選擇用擠牙膏的方式面對司法,但證據卻會滾雪球。既然他們藍綠企業家葷素不忌大通吃,什麼人的錢都敢收,而且愈是深藍的企業就愈是吃定了一樣的獅子大開口,把洗錢、貪腐的戰線拉那麼大,日後當然就要承擔任何一個角落都可能出包的風險。當愈來愈多證據顯示阿扁集團的犯行時,陳水扁就說「大家都是如此,我沒有更可惡。」他刻意把國務機要費和特別費混為一談,挪用馬英九總統的大水庫理論,讓他不但得以保護自己,還找到出招攻擊的機會,拳勢還虎虎生風。

     「社會文化罪」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出現的說法。這個邏輯很簡單:就算我們有收人家的錢,那也是不得已的啊,因為這個社會不就是這樣的嗎,不收一些紅包、禮物,不夠意思也不禮貌;延伸來看,陳水扁不但指稱國務費做為總統薪資實質補貼是理之當然,就連基於職務、身分、地位等收到的饋贈、好處乃至於金錢,也在社會文化的認知和理解中,沒有不得體更談不上是犯了什麼罪;認為阿扁這麼做不對的人,要檢討整個社會文化對貪汙意在言外的縱容,或者至少要定罪阿扁,也該一起揪出前朝一干人等才對。

     從「阿扁錯了嗎?」到「錯的又不只是阿扁」,陳水扁不愧是高明的政治玩家。如果台灣社會到現在還有如他所言的這種「收受紅包很平常,不收就不禮貌」風氣,醫院何必三令五申嚴格監督醫事人員絕不可以收病人和家屬的紅包,也沒必要訂定貪汙治罪條例,反正收點好處是社會風氣嘛。台灣社會真的到現在還是如此嗎?陳水扁家族被查到賣官、收賄之類的事情可不是在民智未開、法律不明的時代,而就是最近的事。台灣在民主法治的路上都已經走了這麼多之後,陳水扁還可以臉不紅氣不喘地說收紅包、饋贈這種事本來就很正常,而竟然也還有人可以全無是非地指稱國民黨時代貪更多,抓陳水扁一個人不公平,云云;持這類論點的人何不乾脆說和珅貪更多,陳水扁貪的算什麼!

     社會的正義公平道德尺度的確是隨著時代前進的,現在的法律是什麼,當然就要按現行的規範執行,過往的過錯能追多少就要追多少,斷不能以「從前的人錯更多」來做為脫罪的遁詞,否則不是每個時代都奈何不了不法之徒了嗎,因為每個做錯事的人都可以振振有詞說「以前不是這樣!」要找到過去的渾球來支持現在的渾帳,可太容易了。這樣的話,國家社會還需要法治嗎、還有任何進步的可能嗎?

     台灣社會一直在努力擺脫積習已久的紅包、賄賂文化,儘管做的還非常不夠、很不到位,但公務體系朝向廉能努力是明確的方向,現在的社會已不容許這種以職務之便收取好處的文化了;從扁親信涉及貪汙、被判重刑來看,難道我們還要認可一切貪腐都可歸咎社會文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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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0928【中國時報╱社論】國民黨擺脫派系羈絆 此其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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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巨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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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選舉輸贏的定義是什麼?一席立委?還是在地方開辦一個國際賭場?九月廿六日這一天,雲林和澎湖,分別舉辦立委補選以及博弈公投,巧不巧,對人的選舉,國民黨分裂,讓民進黨提名者順利當選。至於對事的公投,出乎原先的預期,在反公投社運積極不放棄的宣揚下,開放博弈未能過關;又因為國民黨公職多支持澎湖開放博弈,這兩個地方性的選舉被界定為「國民黨的挫敗」,甚至是「馬政權的鬆動」。

如果單純從選舉得票數、國會席次以及國民黨政策主張而論,上述推論理所當然是對的。但是更深一層推究這兩地選舉的本質,輸贏的定義可能就得重新寫過。

以雲林立委補選來說,選舉的發端是因為國民黨參選人涉入賄選遭起訴判刑後,依法取消當選資格。國民黨參選人在雲林,幾乎從無例外必須妥協於地方派系的需求,從李登輝執政末期,這些依靠國民黨、卻又蠶食國民黨的地方派系,進步不大、幾無轉型,結果讓李登輝政權以「黑金」之名終結;八年政黨輪替,這些地方派系少數轉而靠攏民進黨,像嘉義縣,進而打破地方派系生態;但多數變化不大,不論是否依附國民黨,或以無黨籍之外,終究還是以派系協調、樁腳綁票的模式,維繫地方政商力量,同時,繼續啃食國民黨。雲林縣就是典型之一,永遠的張榮味、永遠的水利會、永遠擺不平就靠向民進黨,張榮味確有實力,他的實力卻永遠只為張派服務;水利會是國民黨培植的地方網絡,但和張派差別不大,對他們而言,國民黨存在的前提是:張派(或水利會)不倒。

如果派系能與時俱進,體會時代與人民需求,適應或重建一個乾淨的地方生態,派系不倒問題不大,偏偏這些依附於地方派系生存的政治人物,不論學歷有多高,經歷有多美,都得照著派系的規章辦事,候選人不買票?成,樁腳買;兒子不買票?好,老子買;拿地方民眾當白痴的競選文化,不敗才怪!

雲林補選讓民進黨多一席立委,這席立委於國會政黨生態影響不大,國民黨在立法院還是最大多數;民進黨席次距離所謂罷免總統,還很遙遠,與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地方派系掐著脖子,不如鐵了心,「寧要清廉不要黑金!」馬英九在花蓮縣長黨內提名爭議中,曾經發過類似重語,雲林立委補選一役,從頭到尾他不加聞問,展現了他在沉默中的決心!

澎湖開放博弈則屬於事的公投,澎湖雖不至於像雲林地方生態如此壁壘分明,但差異沒這麼大,地方數來數去就是一位「澎湖王」,而圍繞在澎湖王身邊的地方公職口徑一致,要求設置賭場,早從李登輝時代就開始各路遊說,即使扁政府八年,這群依附於國民黨的地方人物,依舊神通廣大地取得民進黨重要人物的支持,連前副總統呂秀蓮都還煞有介事地考察過。但就因為賭場爭議過大,十多年來幾番討論,還是沒辦法付諸實現。

馬英九總統的競選政見雖然贊成離島設置博弈特區,但前提是要經過住民公投,與雲林立委補選一樣,馬英九從頭到尾並未再置一詞,完全放手讓地方人士自行裁奪,所謂的澎湖王,幾乎沒有在馬英九身上下工夫的空間;不但馬英九不多言,國民黨立委之間意見亦屬分歧,支持與反對者皆有之,國會亦未介入這次公投,讓地方公共事物有一個充分自主決擇的空間。至少未來三年,不必再費神費力在澎湖要不要設置賭場這件事上,至於其他縣市要不要設置賭場?有澎湖縣為前例,公投,就是一個最簡單化解爭議,取得最大共識的方法。

國民黨在台執政超過半世紀,「黑金」兩個字就能一夕整垮這個百年老黨,前車之鑑未遠,國民黨才拿回政權一年半不到,老勢力、舊思維,又逐漸顯現張牙舞爪之態;地方派系、政黨山頭背地裡撥打的算盤,從來不是信念和理想,雲林立委補選、澎湖公投的結果,正好給國民黨一個重新檢視信念和理想的機會,重回二○○八贏回政權之初衷:清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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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0926【中國時報╱社論】兩岸良善互動不該被惡意挑動所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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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巨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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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當局已政策決定拒絕熱比婭訪台。我們雖肯定此一決定,但也擔憂此一議題接下來會不會在國內朝野與兩岸之間,掀起另一波的紛擾與爭議。特別是月前因為達賴訪台所釀成的衝擊,好不容易才在各方自制與智慧的處理下,直到最近才逐漸平復,如今又見分綠營人士不斷熱炒熱比婭議題,一個新的爭議與紛擾似已在醞釀中,確實令人感到萬分的遺憾!

二次政黨輪替後,停滯長達十多年的兩岸僵局終見舒緩,過去一年多在兩岸當局的共同努力下,許多過往想不到、做不到的事幾乎都實現了。最起碼今天兩岸通航了,觀光啟動了,外交休兵了,更多對話協商的議程,也正在次第展開了,兩岸民間透過各項交流,也逐漸拉近彼此的心理距離了。這樣的趨勢,不僅符合大多數民眾的利益與福祉,也是去年大選主流民意所要的結果,不是嗎?畢竟此時此刻應該不會還有人期待要走回頭路,重回那個零和對立、甚至兵戎相見的年代吧?

沒有錯,當下兩岸互動的步伐,究竟是走得太快還是太慢,各方都有仁智互見的討論空間,但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兩岸未來不論怎麼互動,終究是要朝著更多的相互尊重、更多的友善互惠、更多的將心比心、甚至更多的和解互助之大方向前進,只要這個信念不變,任何誤會都可以化解、任何猜忌都可以澄清,任何難題也都可以克服,不是嗎?

過去一年多來,兩岸當局對台海和解所付出努力,不僅為亞太區域穩定提供保證,更讓東亞多邊經濟的互動,有邁向更大的合作與整合的可能,台灣更是有機會在其間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這項成就相較於尚處高度不確定性的朝鮮半島,對比相當明顯。也因此一直以來都受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周邊國家所稱許,這個得來不易的成果,是應該要善加珍惜的。

然而不諱言說,那怕是再樂觀的前景,再友善的氛圍,也都存有它的脆弱性。如果有些人就是不樂見兩岸目前的友善氛圍,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想要見縫插針,就是致力以激怒對方的情緒為職志,只要在任何一點上挑弄成功,一個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兩岸關係,很可能就在旦夕間又倒回原點 。譬如說明明知道對方敏感的神經在那裡,卻又刻意的去挑動它、刺激它,擺明的就是要挑起對方怒意,再收割釀成衝突後的政治利益。這種心態圖著究竟是台灣利益,還是黨派利益呢?

這次綠營人士邀訪熱比婭的舉動,讓人感覺就是抱著這樣的惡意動機。月前邀訪達賴最起碼還打著人道、宗教的旗號,這回連形式包裝都省了,目的就是藉著邀訪熱比婭,一方面將馬政府推向進退兩難的困局,另一方面則是伺機激化兩岸關係。馬政府若是不讓熱比婭訪台,就立即扣他個違反人權、討好北京的大帽子,在國內起碼可以熱炒好一陣子;馬政府若是批准熱比婭訪台,並因此激起北京負面反應,那又正好可以將激化兩岸對立的責任,全推到馬政府身上,這可說是一個成本低廉,又穩賺不賠的政治操作。

問題是,如果這個議題的政治動機是這般明顯,預期達到的政治目的又是全無掩飾,受衝擊的各方又何必非得要跟著起舞,非得要照著主事者編好的劇本演呢?同樣的問題我們也期待民進黨好好思考:一個還有意尋求執政機會的政黨,智慧權謀全用在打造自己成為一個「麻煩製造者」的形象上,真是個聰明之舉嗎?

無論如何,兩岸關係不論過往曾如何風風雨雨,如今它正朝著一個符合最大多數人利益與福祉的方向走, 這其間兩岸間不是沒有歧見,雙方尚待解決的難題也還有很多,但終究這都是可以透過協商與對話加以解決的,不該也不必因為少數人的惡意操作,就讓剛剛經營出來的良善氛圍,旦夕間陷入危局,這是必須顧全大局的決策者,最起碼該有的政治智慧吧!

2009-09-26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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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熱比婭 禁止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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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巨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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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長江宜樺昨天在立法院表示,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是政治人物,來台主要目的可能與鼓吹新疆獨立運動有關,所屬組織又與恐怖組織東突有極密切、重疊的關係,政府考量國家安全及利益,決定禁止熱比婭入境。

江宜樺表示,移民署最近密集開會,前天舉行最後一次會議,聽取各機關及學者專家建議後,決定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十八條規定,「外國人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移民署得禁止其入國。」因此將熱比婭來台界定為「有危害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之虞」,建議禁止入境。

行政院長吳敦義昨天在立院答詢時也表示,「支持內政部這項決定」,政府必須考量國家利益和全民利益。

國民黨立委周守訓、李鴻鈞昨天下午先後針對熱比婭來台提出質詢,吳內閣藉答詢機會宣示政府立場。

江宜樺說,最近關於熱比婭爭議分為兩部分。一是紀錄片放映,「這部分完全沒有問題」,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保障言論自由。第二是熱比婭女士要來台灣活動,政府要考慮國家安全及人民福祉。

他說,熱比婭是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這個組織很不幸跟東突這個恐怖組織有極為密切與重疊的關係。」東突組織秘書長就是國際刑警組織通緝的紅色警戒對象。

江宜樺說,高雄與台北分別在七月與九月舉辦世運及聽奧,東突組織曾試圖派人進入台灣,根據政府情報,可能有恐怖主義活動的準備,當時政府都禁止他們入境。

江宜樺說,這次熱比婭可能申請來台,政府研判目的是政治性質,不像之前達賴喇嘛來台是為了幫災民祈福,「那是比較人道、宗教性質。」  【2009/09/26 聯合報】


引用文章民進黨聲明 質疑入境標準
內政部以涉恐怖主義為由拒絕維吾爾族民運領袖熱比婭入境,民進黨昨天發表聲明,要求政府向國人說明其認定標準究竟為何。.................
人在美國的「閃靈樂團」主唱、台灣青年逆轉本部會長Freddy,得知政府這項決定之後,立刻在他的「噗浪」網站發言:「X!我們沒有自由了!」....................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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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0925【中國時報╱社論】為國家利益 不宜讓熱比婭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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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邀訪西藏精神領袖達賴之後,綠營天外又飛來一筆,要邀請疆獨人士熱比婭訪台。這次既非關人道,更非關宗教,只不過是為了高雄影展安排播放熱比婭的紀錄片,引發在地觀光業者的反彈,高雄市政府改變方式提前播放。綠營見爭議而心喜,由閃靈樂團奔到華府力邀熱比婭,熱比婭能否來台,還是得看馬政府是否同意,綠營壁上觀看馬政府怎麼處理這個燙手山芋,全然不知,這個山芋和達賴一樣,燙不到馬政府,只會燙到民進黨。

熱比婭和達賴不同,新疆問題和西藏問題迥異,獨派團體一頭熱地見「獨」就貼,完全搞不清楚狀況,傷害國家利益,只為了「獨」給自己爽,不但無聊,甚且無知。

為了表明自己先行播放熱比婭紀錄片,無違民主、自由、人權價值的高雄市長陳菊,特別前往觀片,看完她說覺得熱比婭和她有點像,根據大陸方面的資料,熱比婭並非富裕家庭出身,但在改革開放後,經過十年拚搏,加上中共的特許,擁有數億身家,成為新疆女首富;非但如此,她還在中共的刻意培植下,當選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除了坐過牢,真不知陳菊到底覺得她與熱比婭哪一點像?

猶記不久前,新科行政院長吳敦義就任赴立法院總質詢前,綠委還舖天蓋地痛批吳敦義赴港見了「前政協委員」,質疑吳有通匪賣台之嫌,熱比婭不也是個「前政協委員」嗎?綠營熱臉貼上這位中共一路栽培的政商既得利益者,有何好得意忘形的?熱比婭在一九九九年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被捕;二○○五年她獲准保外就醫赴美,離境前,她的保證是「決不再參與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任何活動」,但她一到美國便投身疆獨活動,並在二○○六年當選世維會主席。世維會結合世界十多個國家廿多個東突分裂組織,並從事多起恐怖活動,是北京當局認定的恐怖組織之一。從七一五事件到最近依舊肇事不斷的刺針黨行動,都讓北京當局對熱比婭有著忍無可忍的憤怒。

台灣確實不必以北京馬首是瞻,但也沒必要純粹只為激怒北京而邀訪熱比婭吧?達賴說什麼終究還是以愛好和平為宗旨,多次申明不主張西藏獨立,遑論來台還是為了災民祈福;請問:熱比婭來台要幹啥?能幹啥?宣揚推動疆獨經驗?綠營難道不知道疆獨的激烈程度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他們將爭取新疆獨立視同聖戰,甚至不容非回教國家協助或參與。但是,新疆不是單一民族區,除了中共有計畫移民實邊而遷入的漢人外,還有哈薩喀、吉爾吉斯、喀什喀爾等八、九個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散居新疆西界,不但不挑戰北京中央,還為中共戍邊;此外,疆獨以南疆為大本營,卻常在北疆製造擾亂活動、族群衝突。這是獨派人士希望在台灣看到的景象嗎?

邀請熱比婭的綠營團體希望馬政府以「人權」理念,同意熱比婭訪台。如果要談人權,與其力邀熱比婭演講,為什麼不邀請曾經為黨外、民進黨、獨派奉獻畢生精華歲月的台灣人權指標人物、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演講?綠營把自己的人權指標前輩棄之如蔽屣,卻在權謀算計下,搞政治小動作、製造社會內部爭議,激化兩岸關係,圖的到底是什麼?台灣,在獨派心目中,難道是一個隨便耍弄糟蹋的地方嗎?

達賴訪台,總統府高層會議五、六個小時研商後旋即拍板,決定在人道關懷、為災民祈福的立場上同意,後續處理上也維持宗教的歸宗教,讓兩岸關係不至因此受挫;熱比婭表達希望十二月來台的意願,馬政府到現在為止,並未對此做明確表示。距離十二月還有二個多月的時間,但即使馬政府想賴著、拖著,兩個月後再說,綠委也不會放過這個擴大爭議的機會,早早表明要行政院「最遲」在今(周五)日以前要給個答案。說穿了,就是要吳揆直接在立法院總質詢時公開答詢,政府敢不敢讓熱比婭訪台?這個山芋燙嗎?一點都不燙!

當高雄業者群起抗議要求市政府不要再製造不利民間經濟的爭端,馬政府還有什麼可猶豫的?政府必須優先考量只有一件事:國家利益。馬政府就應該直截了當告訴全民:基於國家利益,並不適宜讓熱比婭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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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0922【中國時報╱社論】敲鑼打鼓爭取入聯 絕非務實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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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九三年起台灣開始積極尋求重返聯合國,十六年來不斷叩門,今年首度改變策略,不再委請友邦在大會代為提案,改為尋求參與周邊組織。這項調整雖然引發若干爭議,但就「選擇戰場」的思維觀之,卻是正確的抉擇。

過去十六年來,台灣一直大動作地爭取入聯,敦請友邦在大會中提案、為台灣發聲,在安排議程及大會舉行時,兩岸更各自動員友邦代為發聲,加上其他參與討論或表達意見的國家,以及台灣宣達團在場外的熱鬧造勢,台灣的參與案在聯合國舞台上敲鑼打鼓了這麼久,如今突然偃兵息鼓,確實落差甚大。尤其重返聯合國一直是國人的渴望,一旦政府停下動作,難免有人感到失望與不滿。

但外交當局說明得很清楚,這只是策略的改變,並非放棄尋求入聯。我們不再委請友邦代為提案發言,而且迂迴地尋求參與聯合國若干周邊組織,包括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國際海事組織等。很明顯的,這是想將我國今年五月獲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年會的成功模式,進一步在其他官方國際組織中複製。

這其實是一種「選擇戰場」─選擇贏面較大的戰場,避免在必敗的大戰場上蒙受不必要的慘重傷亡。要評價這種策略調整是否合算,必須先比較得失。

過去的做法是大張旗鼓地直搗黃龍,以重返聯合國為目標、聯合國大會為舞台。好處是容易受到注目及討論,促使國際社會正視台灣的訴求,並且思考為台灣創造更好的國際地位安排。就一個初登場者而言,確實產生了先聲奪人的效果。

這種策略的缺點包括:對台灣的國際實力來說難度太高,中共一再的封殺,也造成台灣民眾的挫折與憤怒,影響到兩岸關係與台灣內部統獨對立。而友邦往往藉機索討「代言費」,耗損台灣納稅人大筆血汗錢,每年為了有多少友邦連署及發言的業績,外交部拚得嘔心瀝血,算得膽顫心驚。就投注的資源與獲利相比,這是一場高成本、低贏面的慘烈戰爭。

現在的新策略是暫時不進攻主戰場,轉而向幾個對台灣有實際意義的周邊組織下手。世衛、民航、氣候公約等都攸關民眾生活,若能參與,將有助於增加台灣與國際社會的合作,維護台灣民眾的權益。藉著愈來愈多的互動,希望讓台灣的存在逐漸為其他國家與國際組織認可,也讓正式接納台灣的主張得到更多支持。

另一個好處,則是這樣比較能把心力與資源投注在務實的交流合作中。與其把每年的入聯搞成大拜拜,熱鬧一場後船過水無痕,還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幾個對台灣有切身利害的周邊組織,好好經營彼此的合作交流,讓台灣有機會做出貢獻,學習成為國際社會建設性的一員,也讓兩岸關係有個較平和理性的氣氛。

當然,新的策略也有其風險。因為台灣的參與是經由中共的同意,對於參與模式,兩岸雖然可以討價還價,但基本上是在中共設定的框架下。這究竟是增進了台灣的國家尊嚴,還是讓渡了部分主權地位,可能會引發爭議。而且時日一久,台灣參與模式的上限是否會鞏固成一種難以掙脫的「次主權」地位,反而阻擋了實現完全主權尊嚴的機會,甚至形成台灣的國際空間由中共決定的慣例,也必須格外注意。

然而,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後,我們還是支持這項新的策略。因為生存、繁榮、尊嚴是台灣最基本的國家利益,參與聯合國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手段是可以有變通的。要維護台灣及其珍貴民主文明價值,就必須盡量延續生存,讓台灣做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存在,在更多的國際互動中不斷強化,也讓我們的民主與文明的價值有機會深化。台灣力量有限,更經濟地運用資源,更務實地推動國際合作,對台灣最為有利。

當然,即使「從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奏效,都還會需要一段漫長艱苦的過程,其中也難免遭遇挫折倒退。我們的外交必須在各種利益得失中求取最好的平衡,現在的入聯新策略帶來了新的機會,但也隱藏新的風險,決策當局必須在審慎拿捏中積極開拓耕耘,才是善用轉進戰場後獲致的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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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0918【中國時報╱社論】扁被消費 還是民進黨被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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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領導人涉入貪腐,在任何民主國家都不是新鮮事,但在台灣,前總統陳水扁一家的貪汙情狀,竟然讓民進黨陷入泥淖、無法自拔;更嚴重的是,民進黨退縮以民粹、極端化自保,台灣的兩黨政治也因此走向極端對立,民主品質嚴重下降。一樁總統貪腐案竟讓民主發展倒退,這樣的演變,則是在其他民主國家難以想像的。

     扁案造成民進黨道德淪喪的後果,這是無庸置疑的。執政前的民進黨,政治道德先行,將法律視為最後的底限,因此,黨員只要操守出現明顯瑕疵,黨紀必然先於法律處理;這套標準在扁總統任內出現涉貪傳聞時,就已見侵蝕,但是當時的民進黨至少還認定,應由法律做最後的判準。

     可悲的是,當扁家及親信數大弊案陸續遭起訴及判決時,陳水扁及民進黨的調子也跟著逆轉,扁自認只是犯了「道德文化罪」,因此不必負司法上的刑責;綠營更有要員痛批司法判決是「封建」的道德審判,而不是法律判決。至此,民進黨不但完全道德虛無化,更錯誤解讀,將法律窄化成法庭攻防,完全疏忽道德也是法律的基礎。

     以「民主」、「進步」為名的政黨,為何走不出扁案這一關?民進黨人才濟濟,多屬幹練之士,面臨扁案、為何連淺顯的切割道理都不懂,而讓舉黨掉入無法自拔的困局?在社會科學上,這樣的困境被稱為「共有的悲劇」,一九六八年經濟學家哈定發現,只要是共有的財產,就一定會被濫用,民進黨及密切相關的民主運動史,就是典型名器被個人佔用、濫用的歷史。

     許添財日前有意效法紅衫軍、發起挺扁群眾運動,被譏諷為是在「消費陳水扁」,其實嚴格來說,這應稱為「消費民進黨」,而且早在許添財之前,民進黨大將及公職人員早已紛紛展開「消費民進黨」的作為。因此,要參選的人絡繹於途、赴看守所探視扁,不然就是在遊行場合刻意標舉挺扁急先鋒的旗號,民進黨的天王們展開的是更高層的權力鬥爭,挺不挺扁都可成為鬥跨對手的血滴子。

     民進黨要角捫心自問,必然知道挺貪腐不利民進黨長期的發展,但是民進黨要角都掉入兩難的「囚犯困局」,畢竟,民進黨的公眾形象是典型的「公共財」,對個別公職人員未必有立即明顯的利益;相反的,只要他們個人挺扁,卻立刻可以受到黨內極端派支持,而在黨內初選出頭,此一趨勢更因民進黨長期的派系競爭而惡化。可以說,當多數的民進黨要角都斤斤計較個人權力時,整體民進黨也因此沉淪,長期也同樣傷害民進黨公職的利益。這是典型的集體理性與個人理性矛盾的例子。

     但是我們要憂慮的,並不是民進黨菁英的利益而已,畢竟,民進黨並不是數十萬黨員的私產而已,它是無數人眾志成城、流血流汗的成果,但只因為政黨「寡頭壟斷」的特性,民進黨執政後已開始背離當年「清廉、勤政、愛鄉土」的誓言,而陳水扁總統後期更將民進黨當做個人私產,他兼任黨主席表面上是為了黨政一體,但實質上、民進黨卻成為他個人擴大權力及斂聚財產的工具,從這次扁案的審判過程就可以看到,不少財團利用扁當黨主席的模糊地帶,以「政治獻金」之名行賄賂之實,黨主席及政治獻金都為犯罪找到合理化的藉口。

     扁及親信如此糟蹋公共財,跟著陳水扁坐享好處的大小官員們,更不會在意敗壞民進黨名器後,所謂的進步理念因此被汙名化,對台灣政治文化的傷害難以衡量。

     民進黨此一「公共財」被敗壞,也許不是民進黨菁英在意的,但是任何理性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會考量「覆巢之下無完卵」的道理,要打破阿扁魔咒,躍出囚犯困境,其實很簡單,只要所有的民進黨要員團結一致與扁切割,就可踏出民進黨復興的第一步,只是,當民進黨菁英都只考量個人利益時,連此一簡單的道理,都未免顯得知易行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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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0917【聯合晚報╱社論】特別費除罪化的該與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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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困擾藍綠陣營許久的特別費爭議,最近朝向除罪化的方向發展。種種跡象顯示,如果綠營願意讓特別費與國務費脫鉤,或許在這個會期內,立院就可望修法將特別費除罪化。對未來國內的政局安定而言,這項發展應該是健康的。

姑且不論是否接受「歷史共業」的說法,一個運行數十年、向來行禮如儀的制度,一夕間讓上百位擔任過機關首長的公務員被起訴,終究是不對勁的。回顧一下,特別費成為爭議,是藍綠對立下的產物。當初綠營以「打馬」為念,而馬英九為了特別費被起訴,差點連總統都選不成,也硬是被逼著結結實實走完司法程序。而綠營整人整到自己身上,之後因特別費而被起訴者,多數是民進黨執政期間的官員。想想看,兩三百位現任或卸任首長身陷訴訟,司法成本和政治影響會有多大!

問題發展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也因為藍綠陣營同被波及,據傳還有被起訴的卸任官員因此得了憂鬱症的,造成「藍綠同在一條船上」的困境,讓大家都「務實」起來了。綠營原本還打算將國務機要費與特別費綁在一起,但一來挺扁難以為繼,再者太多前朝官員面臨司法程序,問題越拖越不利。這種「共業」,反倒造就了藍綠罕見的「共識」。

只不過,社會正義才是底線,特別費的爭議必須一併釐清,總不能專門為了搭救藍綠政治人物脫困而修法。關鍵在於特別費與首長實質薪資之間的關聯,規範和界限要清楚畫出來。過去很多政府首長的「共業」,將特別費納入私人口袋,甚至用假發票報帳,所以才有拿著牙膏、內衣褲等單據報銷的情事;而幕僚經手處理的「權宜」程度也很可疑,余文還為此坐了牢。凡此種種,如果法規清楚,就不至於存在「相沿成習」的問題,日後也能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的依據。

特別費除罪化,可以做,但要把界限訂出來,讓原本無意觸法者恢復清白,而不是要讓造假虛報者漂白。這一點,修法過程務必要講清楚說明白!

【2009/09/16 聯合晚報】

引用文章--特別費除罪化的該與不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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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0914【工商時報╱社論】請郭台銘再多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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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台灣首富郭台銘日前在一場由行政院舉辦的企業響應災後家園重建活動中,口出驚人之言,建議政府應比照民國48年八七水災的做法,針對股票交易課徵特別捐,以籌措治水、防洪與國土規劃等所需的經費。據報導,郭董這項建議,著實把在場的政府官員及企業家嚇出一身冷汗。「加稅」本身就是一項敏感的話題,如今又是要對更敏感的股市課稅,敏感加上敏感,可以想見這項建議對社會的「殺傷力」有多可怕。無怪乎郭董此言一出,不但其他企業家全都噤聲不敢搭腔,政府官員更是個個避之唯恐不及,財政部最後只好以災後重建預算經費財源尚稱充裕,無需開徵特別捐,就此搪塞過去。其實,郭董的課稅建議或許不盡周延,在經濟還未完全脫離陰霾的此時,對股票交易加課特別捐是否適當,亦值得再討論,但重要的是,郭董講出了一些我國財政問題的癥結,而這毋寧是政府更應該用心省思的地方。

     最近十餘年來,政府財政收支年年短絀,債務餘額不斷攀升,對政府施政所造成的限縮壓力益愈明顯,識者莫不引以為憂。馬總統上台前對於扁政府八年執政,搞得國庫財政空虛枯竭殆盡,曾經毫不留情地大力抨擊與指責,誓言其獲勝後必將徹底從事稅制改革,充裕政府財政收入,恢復國家根本的元氣。未料上任迄今,連番遭到金融海嘯與風災等事件的襲擊,不但稅改無法發揮應有的成效,尤有甚者,為刺激景氣而採行的強力財政政策,更是讓政府支出急遽上升,至99年底,債務餘額將新增8,000億元以上,國家財政陷入嚴重困境。

     一般而言,企業家不論是站在公司或個人的立場,只要談到租稅,無不都是要求政府給予優惠,減輕其租稅負擔。而證諸現實,我們也的確看到許多企業家,或利用個人良好的政商關係,或假藉代表工商團體利益的名義,不斷地給政府施壓,要求調降遺贈稅稅率、廢除海外所得適用最低稅負、反對投資型保單課稅、抵制能源稅與環境稅的實施,甚至還要求擴大各種對個別產業的租稅減免,包括生技、運動、文創等,琳瑯滿目,不一而足。極少有企業家會跳脫個別的利益考量,以自己也是社會一分子的立場,和其他納稅義務人一起,共同關切國家的財政危機,追求租稅的公平正義。

     當然,環顧國際社會,也有一些表現例外的企業家,像美國的富豪巴菲特,在公開場合常直言美國稅制對有錢人太過優待,主張應對有錢人加重課稅。我國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亦曾經發表過類似的言論,但後來由於遭受到同業的砲轟與責怪,從此便不願再對此議題表示意見。事隔多年,我們總算又等到了一個企業家,一個有錢人,敢於不在乎其他業者的可能反彈與譴責,直指政府舉債過多的問題核心,大膽建議開徵特別捐以挽救財政失衡,讓我們對台灣企業家的社會形象與責任,有了一番新的認識與期許。相對而言,反而是政府的表現顯得驚慌失措,不知何以為是,令人感到失望。

     其實,郭董的談話重點有三其一為治水預算不足,希望政府從國土整體規劃著手,全盤解決問題。財政部對此的回應是強調目前的治水與重建,已有移緩濟急、4年5,000億中的防洪建設,以及重建條例的1,200億等三個財源,無需擔心經費不足,但這些經費的使用是否符合郭董建議「由上而下」整體規劃的原則,完全未加說明。其二為政府財政狀況不佳,一直試圖以舉債應付各種支出需求,終非長治久安之計。財政部對此的回應是強調政府舉債上限仍在法律範圍之內,且較諸某些國家的舉債占GDP比率,我國並不算太高,至於我國的租稅(償債)能力是否足以維持財政穩健與經濟發展長期所需,則絲毫未見解釋。其三為政府舉債太多,債信的評等會降低,不但不利台灣的國際形象,外資亦會因此而減少對台投資,反而有害股市的長期發展。財政部對此的回應是強調國際信評機構對我國債務的估算並非正確,將我國債信評等降為負向顯係誤會所導致,無需憂心。至於郭董對股市交易開徵特別捐乃係「短空長多」的看法,財政部的態度則是以「事涉敏感,敬謝指教」為掩飾,企圖輕輕帶過。這種反應與做為,不但未能掌握到問題的重心,更暴露出政府施政的消極心態。

     郭董的「加稅」建議或許只是來自其對這次風災的關心,但卻也適時地展現出企業家對國家財政長期困頓的擔憂。郭董認為目前治水的民氣與民心可用,政府應把握機會開徵特別財源,一舉解決治水防洪的問題;但重要的是,政府更要認知到此時企業家的「良心」可用,趕快趁機順勢提出可行的「加稅」措施,少了企業家的阻力,稅改的成功機會將大大提高。當然,我們更希望郭董這樣的喊話,不要就此打住,請郭董在公開的場合,再多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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