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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城市政治社會政治時事【馬車夫面面觀】城市/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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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高希均:台灣不垮,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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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巨蟹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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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引用文章高希均:台灣不垮,有你!

(一)「中國不亡,有我!」
今年是國民政府來台六十年。七月七日齊邦媛教授終於出版了大家等待已久的跨世紀人生傳記《巨流河》。這是一部融合歷史、文學與兩岸大時代的巨著。第三章出現了一個震撼的章名:「中國不亡,有我!」

齊教授在這一章敘述抗日戰爭中在重慶沙坪壩的南開中學,青年學生受到張伯苓校長愛國情操的感召,激發出那股頂天立地的志氣。此刻的台灣多災又多難,讓我借用那個章名來鼓舞每一個人。

馬總統執政十五個月以來,先後受到三個外來災難的嚴重襲擊:經濟風暴、八八水災、新流感。政府危機處理的生疏以及隨之而來鋪天蓋地的責難,幾乎沖垮了台灣信心的堤防。祇要打開報紙與電視,人心就無法安寧。幸好近來馬團隊在復建方面已展現出戰鬥精神。

讓我指出:台灣終必能化險為夷,根本的力量就是大多數人民(包括外僑)仍擁有這個堅定的信念:「走遍華人世界,台灣就是一個最適合生活居住的地方,我們要珍惜它!」在此一「恨鐵不成鋼」的時刻,台灣最大的安定力量與最大的幸運,就是「有你,台灣不垮!」

(二)你不是「那一些人」
你不是那一些政客,擅長漁翁得利。
你不是那一些民代,擅長作秀。
你不是那一些高層官員,總是慢半拍。
你不是那一些媒體,擅長火上加油。
你不是那一些名嘴,擅長信口開河。
你不是那一些企業老闆,總想占政府便宜。
你不是那一些「聰敏人」,總想渾水摸魚。
你不是那一些「蛋頭」,政府怎麼做都是錯。

(三)「新」台灣人的自信
那麼,你是誰?「你」就是從一九九○年代起,大家提倡的「新」台灣人。讓我來對「你」做一些描述:你們大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的一代,幸運地避過了戰爭的傷痛:因此幾乎沒有直接的「痛」需要說,直接的「恨」需要洩,直接的「狠」需要發,直接的「仇」需要報。

在社會轉型中,要從「順從心態」轉變到「獨立思考」,最大催化的力量就是教育。台灣教育的平等與普及,帶給了新台灣人無比的自信:自我肯定、自我表現、自我作主及自求多福。

你們毋需再靠歷史事件取得同情,毋需再靠省籍情結求得出頭;你們已經走出了歷史的悲情與委屈,你們更擺脫了移民時代求生存時所需的機會主義與西瓜偎大邊,你們所展現的是公民社會的自信:政治要民主,社會要公平,文化要多元,心靈要開放。

這是花了六十年塑造的:你們已從歷史灰燼中重生,已從意識形態中破繭而出,已從事業成就中獲得肯定。正在寫台灣歷史新劇本的是你們;正在左右台灣命運的新主人是你們,而你們擁有六十歲以下最成熟的年齡!

那麼,我們要問:這些新台灣人到底在哪裡?事實上,就出現在你我的前後左右,就是無數的我與無數的你,沒有省籍之分,沒有男女之別。

九月改組後的政府,必須發揮堅強的執行力與溝通力;在政府效率大提升下,民間旺盛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就會變成台灣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

六十年前,「中國不亡,有我!」六十年後,「台灣不垮,有你!」

(作者為遠見雜誌創辦人) 【2009/09/02 聯合報】



引用文章--
國不亡,有我!







本文於 修改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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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4月》高希均:雙城、雙博、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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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馬政府執政快近二年,最深遠的政績,就是兩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良性互動。這個轉變是台灣十餘年來付出了沉重的被邊緣化的代價才獲得的。人民最能感受到是直航帶來的方便。台北飛上海比坐高鐵到南部的時間還快。兩岸的旅遊一夕之間使台灣多了西湖與黃山,大陸多了日月潭與阿里山。兩岸的經貿與文化交流的擴大,終於漸漸打開了機會最多的大陸門戶與窗戶。執政的國民黨要果斷地做二件事:在「不統、不獨、不武」之下,加快,不是放慢,兩岸的開放;說服,不是屈服於,心存懷疑的少數人。

就在這麼一個弔詭而又必須突破的大背景下,台北市長郝龍斌與上海市長韓正,延續了二○○一年二月馬英九市長時代台北與上海的城市交流。這次兩市各以台北花博與上海世博領航,展現了二十一世紀大都市應有的企圖心與大格局。在四月的第二周,二位市長在台北參加雙城論壇,分享文化、環保、教育、科技、旅遊等經驗,樹立了亞太地區「雙城競合」的新模式。有競爭,才有進步;有合作,才有發展。

台北與上海一峽之隔,歷史上共有精英的聚集、商業的興起、國外的思潮、文化的激盪、及財富的累積。

台北小而美,到處呈顯了精緻、多元、創新;上海大而新,釋放出令人嚮往的魅力、驚豔與機會。

當台北遇上上海,兩個城市的人民可以充滿想像。政府的企圖心加上民間的想像力,就會出現各種交集的可能性。

我們要儘量利用郝韓二位市長互動的空前機會,除了增強雙城的交流,更要增加兩地人民彼此的互信。二十年前第一次去北京,新聞前輩蕭乾先生語重心長地說:「比通商、通航、通郵更重要的是通心。」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兩岸的交流不能像煙火一樣的燦爛,但曇花一現地消失;它必須植基於雙方的誠意與互信上,這是一種珍貴的人文資產,現在泛稱為軟實力。

在我的認知上,郝市長與韓市長都是有擔當、敢創新,而又有誠信的政治人物。摧毀那「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夢魘,構建「中國人幫中國人」的模式。台北與上海事實上是互補性遠大於競爭性。我希望二個城市至少要合領風騷五十年。

生長於江南的我,一九四九年離開兵荒馬亂的上海,來到台北時十三歲;十年後讀完大學去美國讀書,離開那時仍然相對落後的台北。

半世紀後的台北展現了華人世界中的軟實力,上海則變成了國際舞台上耀眼的明星。此刻的我何其幸運,在二個小時內可以往返我心目中的兩個家鄉。我是上海人、我是台北人;更是中國人。

即將於四月八日來台演講的哈佛大學波特教授,如果看到台北與上海的密切互動,他一定會興奮地說:「兩岸的競爭力將會同時提升。」

十三年前的四月波特教授在台北的演講中指出:「社會進步的快慢隨共識程度的強弱而定。政府、企業與立法部門要不斷地溝通,增強共識。」兩岸政策的爭論一直是國民黨與民進黨難解的結。展望兩位市長的雙城交流,使我要跳躍式地引用狄更斯在十九世紀中《雙城記》的名句:「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希望的春天」。

人間四月天。讓我們見證郝韓兩位市長構建了兩城交流新模式。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2010/04/06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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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3月》高希均:台灣的最大資產:心智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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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台灣是一個資源貧乏、人口密度高的島嶼。它有四百年的悲情歲月,也有近六十年的奮起(經濟)、突破(民主)徬徨(統獨)與再出發(不獨、不統、不武)。

借用哈佛大學奈伊教授的說法,論硬實力,台灣一無可觀;論軟實力,則有無限可能。

春節期間往返兩岸的台商,如果只挑好的比較,在大陸看到賺錢的商機、威權政府的效率、國際地位的躍升、民族的自信;在台灣處處看到了自由與民主、人民的品質、公共秩序、以及沒有恐懼下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

今天在華人世界中,台灣最大的資產,不是所得與法治(低於新加坡),不是公權力與企圖心(低於大陸),而是無形而珍貴的「心智的空間」。

經歷過政治迫害、人權壓制的,最能體會心智自由的珍貴。對饑餓貧困的人,衣食足最重要;對知識分子,一無恐懼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最重要。

台灣今天所擁有的正就是衣食足之外的心智空間。每一個人可以自由地思考、閱讀、學習、表達;進出國門檢查,不需一分鐘;批評官員,不需要勇氣,甚至不需要經過大腦。

為了保護「心智空間」,當前的歐美社會以及今天的台灣,正付出沉重的代價。在一月廿七日美國歐巴馬總統的國情咨文中他直指:擁有三億人民的民主政治,總是吵鬧、混亂、複雜。美國人民已經厭惡政黨的杯葛,影響了重大政策的推動。

當前多位美國政論家指出:美式民主已經產生了這些嚴重的後果:

‧國會中糧旦鴷腄A使法案陷入僵局。
‧利益團體對立法及政治影響太大,帶來「大者愈大」的風險。
‧電視及廣播名嘴持續不斷的負面評論,助長了意識形態的對立。
‧堅持自己立場,不肯妥協的情況愈來愈嚴重。

美國的憂慮,也變成了台灣政治病態。

過去我就說過:台灣有二個:公家台灣與民間台灣。前者的競爭力不穩定;後者的生命力則強勁。

競爭力的衰落是因為陳水扁執政時所出現三個「三分之一」:

(一)政策選擇上,至少三分一的優先次序是倒置的。
(二)政府支出上,至少三分之一是用在「錯」的地方。
(三)官員時間使用上,至少三分之一是花在內鬥、口水戰及不必要的應酬上。

馬英九執政後,兩岸情勢漸趨穩定、統獨對立漸趨緩和、司法漸趨中立、監聽逐漸減少,這些都有助於形成一個比較包容與和諧的大氣候。

台灣社會另有一個「多元」景觀:政治上的兩黨對立、與意識形態上的統獨對立,固然使人不安;但其他面向的合作、包容、尊重,使台灣民間出現了旺盛的生命力。當這些生命力投入各種產業(包括文化創意)時,我們見到了一波又一波的異軍突起。這是台灣社會「亂中有序」的安定性,以及遠離政治後民間力量的擴散性。因此近廿年來台灣的舞蹈、電影、雕刻、設計、體育等,在國際舞台上都有驚豔的展出與成就。

六十年來台灣社會,雖然飽經波折,但是民間生命力一路走來,始終堅韌。隨著自由與民主的生根與政權的輪替,台灣的年輕一代,已經理所當然地生活在一個門戶開放、思想解脫、心智奔放的大環境中,他們應當熱情地留下來深耕台灣,或者勇敢地走出去開疆闢土,要把台灣放在世界地圖上發光。

台灣最大的資產,就是每一個人—特別年輕一代—要盡情發揮「心智的空間」。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2010/03/04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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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1月》高希均:決策魄力在兩難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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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o

引用文章高希均:決策魄力在兩難中表現
一月十二日上午,普立茲獎得主佛里曼以高亢的聲調、豐富的表情,告訴台北三千位現場聽眾:提倡節能減碳時「price matters」。他從美國利益團體與消費者對徵收能源稅的反對,當然清楚在台灣脆弱的民主政治中,執政黨面臨的困境。他告訴馬總統、吳院長及媒體:「不能忽視價格因素。」

這就是當前所有民主社會的兩難:有些價格調升「應當做」,但是多數民意「不贊成」。

一、「趣」矛盾
政治人物常把民眾對公共政策的「贊不贊成」視為決定性因素,忽視了更重要的因素是:此一政策「應不應當」推動。「贊成」與否常反映當事人的偏好、直覺、情緒;「應當」與否則是理性考慮較多。因此,可以看到社會上這些「有趣」的「矛盾」。

(一)抽菸的人「不贊成」公共場合「禁菸」,但內心認為減少二手菸是「應當」的。

(二)喝酒的人「不贊成」酒測,但為了安全是「應當」的。

(三)開車的人「不贊成」油價上升,但為了節能又認為「應當」調升。

(四)孩子正在念國立大學,反對學費調升,但相對於家庭收入比較低的子女進了私立大學,要付較高學費,又覺得調升也是「應當」的。

二、應當調升能源價格
即使在民主成熟的美國,誰敢提加稅,誰就面對死神。因此選舉就演變成了政治支票加碼的鬧劇。所有的競選承諾都在花納稅人錢,不論是補貼、減稅、獎勵,其目的即在贏得選民的「贊成」。這就造成了資源的浪費,決策的顧此失彼,財政赤字的增加。為了避免政治獨裁,歐美竟然要付出這樣的經濟代價。威權決策的北京政府,反能大力推動應當做的改革與開放,二十多年中居然快速崛起,有後來居上之勢。

台灣的能源價格(或能源稅),不少人勇敢地提出:是「應當」要彈性調升的(如蕭代基教授、鄭崇華董事長);學費、健保費、一些稅率也是「應當」調升的。可惜其中任何一項的上漲,都被視為毒蛇猛獸,得不到「贊成」。卅年前提倡白吃午餐時遭到反對,於今更甚。讓我們大聲疾呼:公共政策由理性從「大我」來判斷「應不應當」推動,而不是民眾從「小我」表示「贊不贊成」。

佛里曼在演講中不斷指出:政府「應當」調升能源價格,一面減少浪費,一面把調升的收入做有效的使用;政府也「應當」保障能源最低價格,企業才有誘因,敢於長期發展替代能源。他也「天真」地指出:讓美國變成「一日中國」,以中央集權的威力,訂定所需的能源政策,第二天再變回原來的美國。

三、爭取中間選民
有決心要做事的官員就要有本領,在推動公共政策上,用心地把「不贊成」的阻力減少,努力地把「應當做」的推力增加。這就是爭取「中間選民」的捷徑。

在《遠見》雜誌民調中,馬政府的公共政策,最受到民意支持(百分之七十五)的是「節能減碳」,「兩岸持續交流」與「推動ECFA」也都得到過半民意贊成。當民眾「贊成的」與政府「應當做」的一致時,政府就更要全力推動創造政績。

在眾聲喧譁的年代,對付人性中的自私,還是要靠政府適當的政策來發揮價格機制;這也正就是決策者表現魄力的時刻。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2010/01/27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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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12月》高希均:「氣度」決定「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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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大陸經濟的快速再起與台灣政治的惡鬥與媒體的惡質,執政的國民黨與在野的民進黨要如何向選民交待:你們要兩敗俱傷?你們要零和遊戲?還是既競爭又合作?台灣推動改革的速度,就在惡鬥中流失。

歐巴馬的大陸行,一改過去美國總統要趁機展現的強勢,他帶給了全世界—尤其台灣一個鮮明的解讀:這個世界真的出現了G2—美國與中國。歐巴馬在東京、新加坡、北京說了類似的話:「一個強大繁榮的中國崛起,是國際社會力量的來源。」「除非美中二國一致,否則能解決全球挑戰的機會是極少的。」儘管溫家寶不贊成「兩國集團」的說法,內心不免有中國能並起並坐的驕傲。旁觀的台灣,只能自己爭氣。

金融海嘯不僅使美歐大國重傷,也使小國典範的愛爾蘭、冰島受創更大。諾貝爾獎得主史蒂格里茲就提出:當全球經濟產生風暴時,「小型開放經濟」就像大海中的一葉扁舟,充滿難以預測的危機。曾經誇讚「小國神話」的《金融時報》專欄作家G. Rachman,最近承認「大國集團」再度當道。趨勢是「大」變成「好」,「小」變成「差」。

外貿導向的台灣同樣地得到了教訓,推動六大新興產業就是當務之急。

著名的美國管理學家湯姆‧畢德士一再強調:「速度就是生命,組織應該快速前進,否則只能等待瓦解。」他指的是企業,用在台灣的公部門及立法院是更一針見血。法案的擱淺與政策的拖延,就是改革速度的停滯與改革幅度的停頓。《遠見》民調中,民眾對立院的表現一直很失望。

公僕「難為」的結果,是公事「難動」;「官不聊生」的結果,是「民不聊生」。打破這個惡性僵局要從政治人物的「氣度」開始。試列下表比較:因此氣度大者,所反映的是自信、是善意、是合作、是往前看、是承擔合理的風險去創造新的機會。僵局要打開,社會要進步,就必須讓氣度大者出頭。

兩岸關係上,過去之陷入僵局,就是因為雙方都無氣度可言;在各別的「政治正確」下,可以為一個字、一個標點、一個譯名、一個稱呼破局,而還沾沾自喜。如果以這種只見其小的氣度來推動歐盟,二百年後的歐盟也不可能產生今天的局面。

不論是僵局或破局,所流失的是最珍貴的「速度」。一旦失速停滯,也就喪失了「機會」、「想像」與「競爭力」。鎖國十年就是失速十年。台灣在大陸佈局的失焦,就是失速的後果。

馬政府一年半來,兩岸政策因雙方「氣度」的調整,已漸見成效;內部則因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僵持,無法「家和」萬事興。執政黨宜先展現氣度,伸出橄欖枝。

避免金融危機,全球需要風險管理;避免社會瓦解,台灣需要「速度管理」。「速度」就是「急迫感」。歷經各種事件後的馬總統、吳內閣與郝市長,已經不斷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展現了前所少見的決斷與速度。

台灣不該慢,只要敢決定;兩岸不會慢,只要有氣度。

(作者為遠見雜誌創辦人) 【2009/12/01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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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蔡詩萍--「民國」幸好有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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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30 /中國時報 【蔡詩萍】

     面對台灣的政治發展,中共頗為尷尬。不承認中華民國,又無法坐視台灣獨立,那,該怎麼辦呢?

     於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把「中華民國」當「不能說的公開秘密」,承認治權實體,迴避主權形貌,遂成為北京不得不然的當前對策。於是,馬英九政府要規畫民國一百年慶典活動,北京在避實就虛的策略下,就只好開出「辛亥革命一百年」這一張牌了。

     辛亥革命,在中共的革命史觀下,被定位為資產階級革命,而且是未竟的革命事業。這當然是事實,不然國民黨不會敗退台灣,偌大中國,僅剩下一座孤島可以稱王。不過,中共選擇這樣定位,還是有其政治性的思維,那便是中共在一九四九年的建政,是順乎天、應乎人的改朝換代。

     一九四九年,是國共內戰決定性的一年。自此,中共取代國民黨,成為大陸新統治者,國民黨敗退台灣,也自此展開「民國與台灣」的緊密結合。

     「民國」與「台灣」,最早的近身接觸,始自二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但一場二二八事件,卻讓之前「台灣」對「民國」的想望,為之夭折;更讓「民國」寄居「台灣」之後的互動,為之布滿艱辛與猜忌。總之,這第一次接觸,是「民國與台灣」非常糟糕的歷史烙印。「民國」代表了顢頇、無能與殘暴。

     一九四九年以後,國民黨為鞏固統治基礎,一系列白色恐怖事件,甚至連外省菁英都為之噤聲且疏離。可見,很長一段時間,「民國」與「台灣」實在不是一組動人的創意組合。

     弔詭在於,任何一個威權政府,之所以迥異於極權政府,乃在,威權政府必須以一定的政策施惠於特定族群或支持者,而不能完全寄望於恐怖手段,於是「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等拉攏農民的政策,以及,抑制資本家卻扶植民族資本家的對策,也相繼出籠,既構築了國民黨政權的超穩定結構,也替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開了一扇很大的窗口。而資本主義的溫床,不僅孕育眾多中小企業的崛起,白領中產階級與異議批判人士,更藉由這片沃土,獲得一代又一代的成長機會。

     「民國」的威權性格,給了後來的民主發展於夾縫中鑽漏、喘息的契機。而共產中國的極權,則不斷製造了三反、五反、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再重複的消耗泥淖。一九四九年後,「民國」與「台灣」的接觸,一晃六十年過去。我們不能說「民國」有意帶出台灣的民主、開放,然而事實卻是,民主、開放在全球華人社會裡,唯獨於台灣開了花、結了果,盡管花卉不算完美,果實不能稱為豐碩,但「民國在台灣」,終究走出連中國社會菁英都不能不欣賞的自由與多元。

     「民國」若沒有台灣這段奇緣,「民國」只是威權的笑柄;台灣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命運,若僅存共產中國這一條單行道,「台灣奇蹟」毫無機會。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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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高希均:「兩岸不戰,有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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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抗戰八年,熱血青年遍地發出怒吼:「中國不亡,有我!」台灣社會經過近廿年的撕裂,新台灣人終於脫穎而出,變成了新主流,大家殷切期盼:「台灣不垮,有你!」面對中國的經濟崛起,一年半前當選總統的馬英九,看清了劇變中的地緣政治,積極推動競選時「不統、不獨、不戰」的兩岸政策。

台灣海峽終於漸漸遠離了烽火。美國情報總監布萊爾公開說:「美國看到兩岸近年來最正面的發展。」

在全球經濟大衰退中,中國大陸以超過二兆美元的外匯存底,居然變成了歐美心目中拯救世界經濟崩潰的救星!歐巴馬最近指出:中國是國際社會重要的領導者,不是具有威脅性的敵人;如果沒有中國,就不可能處理好國際問題。一九七九大陸引進資本主義救了共產黨,二○○九是共產黨在救資本主義!真是卅年河西、卅年河東!

做為美國近鄰的墨西哥常常抱怨「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遠望北邊的中國,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總是羨慕台灣的地理位置與中華文化。與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是身在福(禍)中不知福(禍)?此刻兩岸地理上直航的方便,是否已加快在減少彼此心理上的隔閡?

近年來我不斷地在兩岸說:戰爭永遠沒有勝利者,諾貝爾設有和平獎,當然不會設「戰勝獎」。在北京舉辦的第三屆「國共論壇」上,我應邀致詞的第一段就是這樣講的:「百年來的中國,一直在戰亂中,人民一直活在戰爭邊緣。中國人最渴望的不是贏得戰爭,而是贏得和平。我們的民族性不是好戰、好鬥、好勝;而是和睦、和平、和諧。」有些錯可以原諒,啟動戰爭的錯,絕不能原諒。

這次吳敦義、朱立倫組閣過程中,一些優秀人才之不肯入閣,已充分反映出公職這個火坑,人才不肯跳,也覺得不值得跳。為什麼?因為沒有人能忍受遭受各方沒有尊嚴、沒有事實或無限上綱的指責!做為沉默的選民要呼籲:當我們自己不肯進廚房,對那些在廚房裡滿頭大汗的人,要展現一些愛心與同理心。評論時政,要談大是大非,不能再陷入細微末節之中。

在時間的軌道上,災後的家園會重建,經濟衰退會恢復,政黨更會輪替,政治上今日之「得」與「失」,轉眼間會變成明日之「失」與「得」。

兩岸之間有一件事絕不能再發生:那就是和平與戰爭的循環輪替。兩岸祇存在一條「和平」的單行道與不歸路。台海沒有和平,兩岸失去一切。

馬總統接事以來,在遠見民調中獲得最多贊成的有二項:一是節能減碳(百分之七十五點八贊成),另一是兩岸「不動武,結束敵對」(百分之七十五點四贊成)。

世界領袖教育基金會最近民調中顯示:如果台灣主動宣布獨立,台灣學生百分之六十八點八表示不願意上戰場。

在馬英九當選總統前,他就強烈地表達過:「政府應盡一切力量避免戰爭,這是反映大眾渴望和平的心聲。」他在去年十二月華人企業領袖高峰論壇中指出:「和平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也是最大的軟實力。」

六十年的戰爭威脅,漸漸消失,台灣終於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兩岸不戰,有馬!」

(作者為遠見雜誌創辦人)

【2009/10/02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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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陸以正:回首六十年 台灣多少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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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在慶祝建國六十周年,台灣也在紀念政府遷台屆滿一甲子。各報充滿懷舊文章;坊間至少出版了五本紀念性的書,包括龍應台那本在內。

我查資料,民國卅八年九月,蔣廷黻剛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掉外蒙入會案;孫立人才接任台灣防衛司令。蔣中正本人則還在四川。但中國歷史上人數最多、歷時最短的人口大遷移已經開始。二百餘萬軍民在幾個月內湧入,寶島人口驟然增加三分之一。新移民雖然帶來若干好處,也造成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

集菁英人才之力 建設寶島

今日回顧,就國家安全而言,撤退來台的胡宗南、湯恩伯等部國軍,成功捍衛了最後這塊淨土。胡璉部駐守金門,因古寧頭大捷,使共軍不敢再來犯境。但軍隊只是國防的一個環節,政府遷台最大的貢獻,是帶來了原本治理全國的菁英人才,集中力量建設寶島。

如果沒有尹仲容、李國鼎、陶聲洋、趙耀東這批人,台灣經濟不會這麼快起飛。如果沒有錢穆、傅斯年、牟宗三、臺靜農這些大師鴻儒,台灣人文社會不會有今天這樣百花齊放。同樣地,如果沒有雷震、殷海光、乃至施明德,台灣不會這麼快民主化。如要列一張「政治試算平衡表」,這些前輩都是我們的共同資產。

試算表當然也有負債一欄。大陸時期,國民黨內部早已開始腐爛;來台後雖成立改造委員會,效果不彰。威權制度下,移植過來的中央政府組織與官僚體系,瑕疵互見;但當政者的苦心也不應隨便抹殺。等蔣中正五十五年不曾間斷的手寫日記全部影印出版後,功過是非自有公論,不是反對黨信口開河,就能隨便抹殺的。

是非功過難磨滅 都是資產

蔣中正逝世後,嚴家淦短暫繼任,蔣經國時代隨即來臨。民間不問省籍,至今仍懷念這位自奉儉樸,親民愛民的領袖。經國不會操台語,卻深知民間疾苦。十大建設最令人難忘的,是他『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那句話。他向《華府郵報》前發行人葛蘭姆(Katherine Graham)說,蔣家不會再有第三代人從政,震動台灣,顯現出無比的智慧與氣度。

有一點從來無人提過:蔣氏父子在台執政卅幾年中,從無一人因主張台獨而被處死刑。今日即使極端台獨份子,只能舉「二二八事件」作反對外省人的理由。其實一九四七年時,蔣中正在南京忙於剿匪,蔣經國則在贛南,和二二八扯不上關係。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雖然鬧得天翻地覆,當時被捕者幾年後均獲釋放,成為他們後來從事政治的無形資本。

民主運動催生了民進黨,萬年國會走入歷史。更重要的,是台灣已向兩黨制度跌跌撞撞地緩慢移動。李登輝十一年總統任內,明為國民黨主席,暗中鼓勵台獨,台灣從威權體制逐漸轉型成民主。

刺激大陸民主進程 未來考驗

陳水扁執政八年,因貪婪而身敗名裂。夫婦兩人被判無期徒刑後,民進黨要存活下去,必須和阿扁劃清界限,放棄不可能達成的獨立夢想,致力完成台灣現代化與民主化,這是蔡英文面臨的考驗。

馬英九執政,內求團聚全國人心,外與大陸從對立改為對話,想在求同存異前提下,和平競爭;民調顯示支持比率超過反對。不論他能否連任,拿台灣的進步,刺激大陸加速民主化,才是今後六十年最大的考驗。(作者為退休外交官)

【2009/09/1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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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高希均:政治人能不能給人民一些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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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章政治人能不能給人民一些清靜?
【聯合晚報╱高希均】

經過近二年的全球經濟衰退,中國與美國先後出現脫離谷底向上攀升的數據,台灣股市昨天也登上今年新高。

老外的觀察:台灣政治「亂」變「罵」
不幸的是:近二十年來台灣人民與台灣經濟一直受困於惡質的政治口水戰。新閣揆吳敦義剛上任,問政的焦點不在他推動施政的時間表,而是他與家人在接任前(九月六日)那一天在香港的時間表。一位國外的朋友的觀察是:「台灣的政治過去是『亂』,現在是『罵』」。沉默的大眾,對政治口水,真的已經無法再承受了,聰敏的政治人能不能給人民一些清靜?

畢生鼓吹全球民主運動的史坦福大學戴蒙(Larry Diamond)教授昨天在他的新書《改變人心的民主精神》發表會中指出:面對惡質的民主政治,需要靠社會公正人士與社會良心的勇敢發言與持久監督。

馬吳「信任」過關 兩岸加快交流
面對新改組的內閣,今天上午遠見雜誌公佈的民調有三個重要訊息:

第一是馬總統與吳院長的信任度剛「過關」
對馬總統的信任 45% 不信任 42%
對吳院長的信任 41% 不信任 34%

第二是經過達賴事件的波折,台北聽奧成功舉辦後,民眾對「台灣經濟要更好、兩岸經濟交流」的看法是:
更密切合作 56%
減少交流 25%

對簽定「經濟合作協議」,民眾的態度是:
關心 66%
不關心 19%

第三是對「馬總統領導新內閣施政」的信心度,剛好低空掠過「平手」:
有信心 43%
沒有信心 42%

馬政府執政以來,最顯著的績效即在兩岸關係的改善。如果他耽心兩岸交流速度太快,或者衝過頭,那麼最新的民意是要他「加快」而非「放慢」兩岸的合作與交流。

當前民眾對馬吳施政信心度是是脆弱的平手。加速兩岸良性交流,顯然是變成增加人民對施政信心重要指標。

(作者是遠見雜誌創辦人)

【2009/09/18 聯合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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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學者:台灣社會 濫情又理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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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章學者:台灣社會 濫情又理盲

政大講座教授、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錢致榕昨天在一場演講指出,八八水災發生時,台灣社會很多能量都消耗在「誰要下台」,媒體、政府,整個社會「濫情」又「理盲」,大家都指責別人,亂罵一通,該做的事都沒辦法做。

政大公企中心舉行論壇,討論主題為「大學的社會參與──防災救災計畫」,除邀請錢致榕,還有台大土木系教授李鴻源等人。政大副校長林碧炤說,八八水災凸顯台灣在災害溝通、預防、管理及處理上,需要改善之處仍多。

錢致榕曾任香港科技大學創校副校長,他認為台灣已處於「罵的多就受注意的氛圍」,水災時媒體一天到晚要官員下台,但官員都下台了,誰去救災,整個社會能量都耗在這上面;從縣長、鄉長、村長到立委都只會罵別人,沒有人自我檢討。

他說,台灣社會從下到上都呈現出「理盲」,也就是沒有基本科學知識。他表示,名嘴大罵政府錯過救災「黃金七十二小時」,但大水、土石流一來,幾秒鐘人就埋掉了,不像地震有三天救災黃金期,這根本是錯的論調。因為官員成天挨罵,只好一個村一個村去跑,無法思考到底要做什麼。

他批評政府也「理盲」,氣象局預測有八百毫米雨量,並沒有失職,且預報有其極限,但村、鄉、縣聽到後並沒有疏散居民,居民也沒有警覺,他認為,政府罵氣象局,根本是為了「轉移目標」。

錢致榕說,不只媒體動不動同情這個、同情那個,連官員都認為趴在地上救災的阿兵哥很可憐,但「救災是打仗」,濫情會讓事情都做不了。

李鴻源對政府通過一千二百億特別預算不以為然,他表示,現在以災害準備金因應即可,重建半年後再說;但是媒體不斷炒作,政府窮於應付,特別預算沒有好好思考就通過,可能是另一個災難。

【2009/09/03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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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內閣改組了 就能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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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章內閣改組了 就能耳目一新?

【聯合報╱葉明德/文化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台北市)】

馬總統的團隊運氣不好,被惡水整了,也差點被國內外記者轟下台,現在只好提前更換部分閣員。是不是這樣換了,馬政府團隊就會令人耳目一新?馬政府認為「八八天災」閣員沒錯,但許多媒體呈現的是劉內閣須全面改組,政府與媒體怎麼差那麼多?

台灣的媒體有三個現象:一、電腦與網路普及導致報紙讀者、電視觀眾及電台聽眾流失,加上經濟不景氣造成廣告量銳減,當下的媒體競爭更加慘烈,天天都必須推出火辣的議題,才能提高報份或收視率。

二、記者的壓力大,一到事件現場,記者馬上要取景、找個角度把他臨場的感覺拍出畫面、講出來。加上媒體要求「火辣議題」的壓力,第一線的記者便只好盡可能選擇戲劇化的畫面,或使用較情緒化的語言來表達!

三、「嬰兒潮」的記者退休了,線上記者編輯是物質富裕的一代。年輕媒體人大多心存關懷,直覺反應,勇於表達,習慣互動,凡事期望速效而較沒耐性,又習慣頂撞權威,不屑政府官員。記者的心態特質,決定了報紙的版面與電視畫面、決定了「新聞」。

在這樣的媒體生態中,劉內閣要注意到,依法行政、照章行事、埋頭苦幹等,已經跟不上年輕媒體人的期望與專業節奏。年輕一代要的是快、「馬上好」而且是最好的,他們才不理會「過程」。因此,政府公關要「每日一菜」,劉院長或熱門政策的部長要站出來,天天開講。不講的話,也要傳簡訊或發新聞稿。在講求即時、互動、多管道、民粹、參與的數位傳播年代,「領導人」有責任有義務要多說話,才能安慰民眾內心的磨難,也才能散發「偉人魅力」!

面對媒體日夜的失焦爭論或口舌之快的談話節目,民眾也應該以「心中一把尺」衡量,冷靜多聽多看多想,才能瞭解真相。我們也期望,媒體企業及線上記者不要擔心獨漏,更不要一窩蜂跟著起哄。記者稍微冷靜一下,用新的角度或以新的思路撰寫「深度報導」,必然會是另一個震撼人心的獨家!

從更寬廣的視野來看,我們應該珍惜「言論自由」,但我們也必須強調,有機會享用「表達自由」的媒體人,要以更文明的言行謹慎論述,言論自由才有助於導正政策和增益民智。否則,沒有文明,則言論自由淪為喧譁失焦、或惡言相向的訊息交鋒,擾人清靜而無法發揮矯正公共政策的功能!

【2009/09/07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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