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民族而言，台灣因歷史背景及地理環境等因素，曾經歷過不同的國家及各族群間的互動與交流，在這些過往的遺跡中，台灣內部皆能秉承民族主義精神，化敵對為融合，在不斷調適中，經由文化情感、經濟等各方面進行整合，自然對族群認同，產生一定影響。

至於兩岸關係之發展，因於歷史事實，中華民族遭致分隔兩地，自也引發出誰為正統之問題，尤其島內還有統獨問題。但不論如何，兩岸領導人皆應致力於中山先生理想之完成，即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中華民族」結合「中國」的概念，使其成一「國族」。

中山先生所以稱中華「民」國，實希望人民皆能行直接民權之實。中國境內各民族皆認同中華民族，並成為中華民國國民，以便行使直接民權。這些態度則反映在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換言之，在認同中國，使中國穩定的前提下，對內完成「國家整合」的目的，對外則達到「國家自主」的目的，使文化中國得以生存，使中國民族（族群）得以永續延綿。而這絕非是有心份子的一句「大中國主義」就把問題二分化了。因此，中山先生的國家統一觀，提供了解決兩岸政治生態環境的可行性。

就民權而言，台灣因歷史環境影響，無法直接邁入中山先生對民權思想中的所有主張。但隨著時代變遷，經濟的迅速發展，教育的普及，政治的進展，皆提供了在台政府落實民權思想的助力，使得台灣得以在漸進的發展過程中，平穩地走向民主世界潮流。

中山先生的民權思想內涵為民主的法治政治，自由的選舉政治、平等的政黨政治、博愛的議會政治以及效率的責任政治。

民國十一年，中山先生撰寫「中華民國建設之基礎」，主張「分縣自治」、「全民政治」為直接民權；「五權分立」、「國民大會」為間接民權。在間接民權行使之時，為人民之代表，受人民付託委任，因此是只盡其能，不竊其權，決定之權仍在人民，是以人民為主體。

這種主權在民的良制，均一一透過現行憲法展現出來。依循此一原則，並因應國內外環境，我國民主憲政難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政府宣佈解嚴後，正式進入一個新階段。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開幕，蔣經國總統曾表示，「中國必需統一在三民主義之下，而且真正民主自由的中國才能有助和平。強調在政治上要秉持天下為公的精神，把中華民國憲法帶回大陸，全面推行民主憲政，確實做到國是取決於民意為先的決心。更要做到政權歸屬於全民，以達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目標。」

民國七十七年蔣經國總統逝世，副總統李登輝先生依法繼任，也就是依據憲法程序，和平移轉政權。接著，在李登輝先生的加速推動政治改革下，經過四度修憲，於民國八十五年總統改為人民直選，而中央政府體制也出現了新的轉變；政黨政治的機制也宣告完成，直至民國八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總統大選，政權由執政已久國民黨轉向民進黨，真正的政權轉移於是完成，而人民透過手中所掌握的選票展現了民意，人民也確確實實表現了濡沫已久的民主素養，而這正是國父所終生期待的「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的最佳註腳。

就民生而言，「台灣經驗」的開創，就是以民生主義思想為其主要依據。透過現行憲法第十三章基本國策中的第三節國民經濟及第四節社會安全，均可視為政府施政的依據，也是民生主義理論的實踐。我們可從幾個方面來看：

尤其台灣經濟在民國五十年的快速發展下，到民國六十年代，即出現了因經濟發展快速，使原有的交通運輸及電力等設備無法配合的問題，於是政府為了穩定經濟成長，於民國六十二年決定推動十大建設，其內容即依循著國父民生思想理念及精神來推動發展，此一工作對民國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經濟持續成長，起著重要的貢獻。

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公布施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繼續推動產業結構的轉變，藉以因應國內外整個經濟大環境的變遷；同年年底更全面推動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政策，同時於民國八十年推動國建六年計劃，以從事公共設施建設，及透過財稅獎勵、金融優惠、技術輔導及金融機構參與投資等措施，加速產業升級，提升產業結構，使台灣的產業規模期能開創再一次的「台灣奇蹟」，邁向工業先進國家之列。

以上總總，皆足以證明孫中山先生具宏觀的建國藍圖─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國，而這個建國藍圖，已逐步在台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