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重要還是人重要？這可以形成永恆的辯論。而無巧不巧，台灣前後的兩位法律人總統，剛好分據在這個辯論的天平兩端。

陳水扁前總統是絕對的「人治」實踐者，他相信權力代表一切，法律只是一種延續統治者權力的工具；學法律，對統治者最大的價值就是，知道如何運用法律漏洞去捍衛自己的權力。如此的信念下，陳水扁靈活、權變。他也掌握了法律文字與現實間的縫隙，由權力者透過法律的解釋與裁量來填補這個縫隙。陳水扁就這樣地濫用了裁量權，涉入貪瀆弊案。

馬英九總統卻是另一種極端，他信仰「法治」，對人的權力（特別是自己）謹慎節制，他相信好的制度可以使國家順利運行，因此制度應該也必須超乎於個人。因此，馬總統保守、沉穩。從相對於陳水扁的角度來說，台灣選出這一位總統，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但這種「絕對式」的法治主義，卻有盲點；那就是社會情狀多變，制度或有不足，法律文字亦有窮盡之處，再完美的制度，也必須由人來執行。

法治，並不是和「人治」相對立的概念，法律只能是網，而網線間的空隙，就需要執法者的裁量來填補、甚至本著法的目的去創造。

當我們誤解「法治」的意思，以為其與人治絕對的相斥，那麼，當社會現實落在法網的空隙處時，主政者不願沾染人治色彩而忌諱於行使裁量權時，這個空隙就會形成法治社會的不公義留白。

馬總統面對國際對台灣貪汙評比的負面表現，痛心之餘宣示肅貪決心，並限期行政院提出檢討改進方案。筆者擔心的不是總統沒有肅貪的決心，而是馬英九在絕對法治觀下的行為盲點。

馬總統太過節制權力，容易使國家運行的過程中出現「裁量空白」。新政府已執政十個月，前政府廣涉貪腐的劣跡和酬庸的人事，這十個月來，新政府作了多少整頓呢？主政者不能妥善發揮用人裁量權，那不是對法治的尊重，而是怠於行使法律交付給執政者的義務。這時，謹慎節制權力者的權力，非僅不是對法治的尊重，反而是一種傷害。

十個月的執政，再說這些涉貪的人是前政府任命的已有些勉強，何況他們留任其職十個月，也得到新政府的背書與默許。

以檢察總長陳聰明的去留為例，涉及那麼多的爭議，新政府真的在「制度」上無能為力嗎？

先不論擁有國會優勢的國民黨，迄未針對檢察總長的退場機制有具體對應，這是立法面的怠惰。再其次，針對陳總長的爭議，據瞭解，監察院已進行調查，若查無其事，則還他清白，若查明失職，以糾舉為例，依監察法第二十一條：「被糾舉人員之主管長官接到糾舉書後…，並得先予停職…。」此時行政機關即有「被動」的裁量權，並不應怠於執行。

其他諸如再生能源法案、溫減法遲遲未能在立法院通過、金融整頓、文官紀律以及國軍的買官疑雲，「依法行政」、「尊重法治」不能作為消極無為怠惰的藉口，法治仍有人的裁量，在肅貪工作上，新政府最缺的不是法律，其實是劍及履及善用裁量權的魄力。

對比陳前總統，馬總統的清廉自持顯得難能可貴。但人民對馬總統的期許是千百倍於陳前總統的，對法律原則固然要尊重堅持，但對於該當行使裁量之時，馬總統也應展現當仁不讓的決心與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