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拒海洛因的毒害，不是政府不做，而是政府已經不知該如何做了。這股邪氣正在累積，隨時爆發。正面衝擊的將是整個社會。全民覺醒，要求拿到執政權的政黨。在你享受權利的同時，也要為社會盡心力。以下為報告內容：

 

保守估計，台灣約有四十萬毒癮人口。監獄裡有六成的受刑人因毒品而犯罪，再犯率超過八成。如今，由於毒癮患者的共用針頭，愛滋病的蔓延更為嚴重。尤其在鄉村偏遠地區，毒品悄悄擴散，愛滋病有如被掩蓋的黑死病，正一步步的吞噬毫無防禦能力的農村。

對這樣的狂潮，台灣社會該如何看待，如何管理，才能免於毒品的漫延和愛滋病的嚴重威脅呢？

毒癮愛滋犯 沒有預算治

第一個問題，是沒有錢。國家監獄裡一共關了三萬六千名毒犯（含勒戒），但法務部做為法定的毒品戒治機關，卻只編列了二億元的預算醫治他們的毒癮問題。毒犯第一次被抓要觀察勒戒、第二次戒治，都得自己付錢。毒癮愛滋病人犯從民國九十二年的零個案成長到今年的二千一百多人，監獄沒有增編任何額外的費用，他們在監所的待遇連肺結核病人犯都不如。

美國曾統計，一人犯罪使國家付出四十三萬美元的成本，關進監獄則要花二萬五千元美元，約是台灣的四倍。以此換算，毒癮問題造成國家的損失，每年至少超過一兆台幣。政府雖然高調宣稱「反毒」，實際作為卻很有限，導致毒癮愛滋病的大爆發。愛滋病在四十萬毒癮人口中快速擴散，推估至少有四萬人染病的「黑數」，尚未被發現。

毒癮氾濫才是愛滋快速散播的主因。但政府用於治療毒犯藥癮的經費，每人一年不到五千元，只夠他們在專業的療養院住院治療一天。科學已經證明毒癮是一種精神疾病，但政府卻「只關不醫」，再把他們原封不動地放回街上，自生自滅。法務部官員說：「他們在監獄裡其實比在外面好。出去更是放牛吃草了。」

累犯不予戒治 放回街上

民國八十二年，台灣也曾面臨一波毒品攻擊的高峰。戒治人員訓練所所長黃徵男銜命在台南監獄創設「明德戒毒村」，給予以小班制的戒毒輔導，引進臨床心理師、宗教力量結合社區網絡的支援，頗有成效，卻因首長易人而未廣為推行。去年因為毒癮愛滋病爆發，法務部才決定成立專門的戒治所，用三十七名臨床心理師來輔導平均每年新增的一萬多名吸毒人口，「但我們沒有錢請精神科醫師。」官員說。

雖然衛生署今年編列了三點九億元預算「加強精神疾病防治與心理衛生工作」，但吸毒者也很難用到，因為健保並不給付毒癮戒治。國民健康局可以動用六千萬元的「香菸稅」舉辦反菸活動，然而藥品管制局今年第一季補助社團的反毒預算，竟然只有一百六十五萬元。因閣揆人事更迭，衛生署醫事處今年初就交出去的反毒計畫還冰在行政院。衛生署官員坦承：「是有點延遲了。」行政院雖將毒品防制委員會併入治安會報，但毒品防制委員還在等待，不知何時開會。政府似乎覺得反菸比反毒重要。

我國的法律雖將毒品犯視為「病人」，但政府幾乎沒有提供醫療協助，完全由家庭承擔一切。九十三年新修正的毒品危害條例對五年內的累犯不再給予戒治機會，那一年，光是台中一地就有三百廿八人被放回街上，等待判刑。空窗期從半年到一年不等，因為缺乏配套的社會支援和協助，吃不消的家屬不是報警抓人，就是任其繼續吸毒。

健保不給付 戒毒須自費

反毒宣傳手冊臚列了一百廿個醫療院所提供戒毒協助，但因健保不給付，一些醫學中心如台大，拒絕參加。雲林縣衛生局醫事課寧可爭取醫療發展基金在華山觀光區補助很少人會光顧的急診醫療站，該局設於縣市的四個心理諮商站卻沒有提供藥酒癮服務，「他們應該去醫院戒治！」但實情是，「就算他們吸毒吸到精神分裂，很多醫院也不收。」台西鄉公所丁主任在鄉下看到很多家屬確實想救吸毒的孩子，但卻「救一次就沒錢了」。第一線的公衛護士多數認為，政府起碼要給毒癮者專案的健保待遇。

毒癮患者 政府不當人看

以草屯療養院為例，戒毒的住院費一天四千元，算是便宜的。桃園的阿倫十幾年前到醫院戒毒，一星期就要三萬元，還要交現金。一些專門戒毒的宗教團體，如晨曦會、主愛之家等，要付保證金三至七千元不等，每個月五、六千元的伙食費要預繳，生活費要自付。阿威交了二萬多元，住了幾天就受不了，錢也不要就跑了，「他們都叫你信教啊！」草屯療養院曾想仿照外國經驗成立「治療性社區」安置藥癮者提高戒毒率，預算從五百萬元減到五十萬元，最後一毛都沒有。

一般醫院的戒毒門診只能自費，一週藥費約二千元，比去領政府的美沙酮來喝（一種替代療法）還貴上二倍。但有美沙酮可喝的幸運兒只有一百六十二人，圈內人透露，他們也會向特定的藥局和診所買「解藥」，是一些如煩寧之類的鎮定劑管製藥品，藥癮者吃了昏昏欲睡，就可以挨過藥癮發作時的痛苦。但花費也很高，一天的藥錢得五百元。

「若你不幸染上毒品，想要戒毒，你得花很多錢，還找不到肯幫你的人。」松德醫院成癮科主任束連文是國內第一個推動藥癮替代療法的精神科醫生，他對於藥癮人口遭到社會集體漠視的現象，既無奈又沈痛：「政府不把他們當人看。」

疾管局副局長林頂則為政府辯解：「不是我們不願意做，預算的餅就這麼大。」法務部官員講的更白：「投資在毒癮犯身上，不一定得到成果。因為他們再犯率太高了，花十個人的錢可能只救到一個。」監所曾調查，只有十％的毒犯有心戒癮。但李思賢認為，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根本就不想看到這件事，連政府對藥癮者都有很深的烙印和歧視。

世界各國雖嚴厲打擊販毒行為，卻對吸毒者抱持更寬容的態度，在很多國家如丹麥、德國和英國，吸毒並不犯法，先進國家的毒品政策因此轉向積極提供吸毒者醫療服務，協助他們管理自已的健康。

毒蟲有錯 社會眼光難容

但台灣社會卻慣用道德眼光看待毒癮者。有些官員對國家還要付錢幫他們戒癮感到憤憤不平：「吸毒是個人行為，應該自已負責，怎可拖累家人和社會？」若非愛滋爆發到監獄也難以收容處理，司法單位仍難接受提供替代毒品給藥癮者的減害計畫。

結果，愛滋病患從九十二年的八百六十一例成長到九十四年的三千四百零五例，其中七成肇因毒癮。「失控」的速度，正使台灣成為高愛滋感染國家，嚴重威脅國人健康。

衛生署在九十三年時還樂觀預估九十四年的愛滋病例只有六百五十人，結果是三千四百人，成長了五倍。毒癮愛滋病的疫情到底有多嚴重？因為政府忽視源頭的毒癮問題，各界普遍認為存在黑洞，使愛滋疫情更加難測。官方記錄全國的愛滋感染者是一萬人，但立委林樹山認為，應該黑數應該是五倍。疾管局副局長林頂只承認「還有一萬人不知道在那裡。」

一名台西鄉公所的公衛護士就說，她管理的愛滋毒癮個案還在共用針頭吸食海洛因，「有時他會告訴我和誰在一起，但不一定說實話。沒有被發現的愛滋，可能很多。」為了取得個案的信任，小護士不能輕易舉報他。鄉民之間盛傳某村某人因為吸毒得了愛滋，但當事人卻堅不承認。愛滋「黑數」是許多人心頭的陰影。

毒癮愛滋有多少 天知道

毒癮者阿威坦承，他們在獄中不可能坦白關係網絡，甚至會宣稱已離婚，避免護士到家衛教驚擾家人，結果卻等於置家人於感染的風險中。阿威在入監服刑之前半年被抓，當時抽血檢驗就已經發現他得了愛滋病，卻沒有任何人通知他，入獄之後才知情。這空窗期間有那些倒楣鬼「中鑣」，阿威想都不敢想。

衛生署一年只編列一千萬元的愛滋病抽血檢驗費用，在監獄裡的三萬多毒犯是高危險群，理應每三個月抽血一次，以掌握疫情，但通常做不到。因為醫療資源不足，平均每名人犯一年只能抽血一至二次。地方衛生局的個案管理員在監所對即將出獄的藥癮者宣導衛生教育，以便於出獄後追蹤。但社工張正學的實務經驗是：「他們後面都揹了很多案子，跑出去就趕快躲起來，幹嘛和你聯絡啊！」

雲林縣全靠一百多名公衛護士訪視追蹤毒癮愛滋患者，該縣疾管局課長高昆裕宣稱，三百九十位個案只有二人失聯。立委林樹山不相信：「吸毒者都像鬼魅一樣來無影去無蹤。警察都找不到了，衛生所護士怎麼找得到？」

減少毒品 才能阻止愛滋

警方苦於經費不足，未必能夠每三個月就把列管的毒品前科者找來驗尿，限制感染愛滋病的毒癮者吸毒；基於保護隱私，公衛護士列管的毒癮愛滋病患也不能告訴社工單位和警方。毒癮問題伴隨失業很可能導致高風險家庭和虐兒案，但社會局卻不知道那些人是毒癮者。雲林縣社會局長吳毓源甚至說：「我們沒有毒癮的問題啦！鄉下經濟不好，失業的人的很多，他們那裡有錢買毒？」

雲林縣的愛滋盛行率高居全國之冠，只是國家毒品政策有三頭馬車以致漏洞百出的產品。學者楊士隆、精神科醫生束連文等人都建議，應該仿照國外，在司法、衛生和教育等部門之上，成立事權統一的專責機構，統籌管理。

無論如何，政府若不為毒癮者提供醫療，結果就必需付出更多的代價醫治愛滋病。根據ＨＩＶ條例，政府必需編列預算強迫愛滋病人就醫，避免他們傳染病毒。一名愛滋病患每個月要花政府三萬元。毒癮人口爆發愛滋病，很快就吃光了今年的十二億元的愛滋預算，明年不但要成長到十八億元，可能還要限制對象，病患得等到感染風險較高時才開始治療。

為阻遏病毒繼續擴散，減害計畫將從七月開始全國發放清潔針具，減少毒癮者感染愛滋的風險。立委林樹山正在努力遊說台塑集團在雲林地區興建大型的毒癮戒治所，做為六輕的回饋。路德之家的謝修女四處演講，希望社會幫助毒癮愛滋病患。李思賢定期到基隆教導吸毒者正確用藥的知識，避免傳染愛滋。擔任更生輔導員的藥師田村恭和他的慈善愛心會，一直在雲林西螺默默的輔導安置離開監獄的毒癮者，提供工作機會幫助他們重返社會…。「現在真的比以前好多了！」疾管局副局長林頂說。

社工員張正學感嘆：「毒癮患者很難發聲，因為社會認為他們沒權力要求任何福利。」這歧視的眼光，似乎正透過愛滋病毒回到歧視者的身上。因為愛滋病，才讓社會不能不看見毒癮者的邊緣處境。這代價何其之大！

邊緣社會中的邊緣人

編按：毒癮與愛滋的關係演變至今，儼然已成為一隻相寄相生的惡魔。

許多不幸染上毒癮的人，很可能終其一生都在監獄中度過，並且直接衝擊到毒癮者的家庭，連帶造成一百六十萬名家人的痛苦，佔台灣人口比例的十五分之一。因為毒癮不慎又染上愛滋者，又成為這群社會邊緣人中的邊緣人。政府雖然推出減害計畫，可是受限於社會歧視、預算不足和嚴重的法律障礙，防治進度陷入進退兩難的窘境，如何突破這重重困境，已成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