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幻思、客體關係、偏執分裂心智狀態、憂鬱心智狀態、城市、感情印鏡、前伊底帕斯情結、原初場景。

The Lady Portrait from Mirror City: A Kleinian Reading to Isabel’s Double Exposure in The Portrait of a Lady

A psychoanalytic analysis to Isabel Archer in Henry James’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has been heatedly debated in the academic field, yet a study on the original novel and the adapted film is rarely explored. Thus, in this essay, a Kleinian reading of Isabel in the literal and visual world has been further portrayed. It demonstrates an overview of psychoanalytic study to the verbal and visual makings of Isabel Archer on the issue of intersubjectivity and female bonding. Melanie Klein and her followers suggest useful ways of apprais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bonds for female subjectivit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tudy proposes to detail a Kleinian psychoanalysis whose notion of “phantasy” explains Isabel’s journey of psychological probing into the world of motherhood and female bonds. The discovery of Isabel’s journey into the pre-oedipal phase where she could unite with the mother benefits an understanding of Campion’s featuring of Isabel’s many sequences of imagin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understandable to note James’s Isabel is sacrificed as a bourgeois victim in the Victorian society. Klein’s phantasies, thus, offer a debatable and thematic solution to observe different makings of Isabel through a variety of media. Furthermore, a discussion of city-metaphor constitut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sabel on the process of her realization of her mother-self. As a female flaneur, Isabel walks through the cities of London, Rome, Florence, and Turkey to meditate her unique threshold experience torn between the death/life drive. To expand the scope of intertextual study of James’s novel and adaptation in a polysemic approach, I consider that James’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and Campion’s cinematic adaptation are suited t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asks whose two original novelist and adapted director invite a naturalistic approach and a stylized method. Even with some individual variations, the makings of Isabel underline the complexity of female psyche. Whereas James’s Portrait is to observe Isabel consciousness by staging the liberation that comes from a male writer’s repressed desire, Campion’s Portrait reveals the dangers of female desire. At the very center of Kleinian study of James’s novel and Campion’s film, it is a rigor study that requires interdisciplinary training.

Key words:

Phantasy, object-relations, depressive position, 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 city, affect-mirroring, pre-oedipal phase, primal scene 

美國作家亨利•詹姆仕（Henry James）的小說以精緻的語言、深刻的角色及多元文化的主題著稱，在小說形式及文體上匠心獨運，贏得許多知名評論者的讚許，宣稱詹姆仕為上乘的小說藝術家。除了擴展小說語言及形式，詹姆仕對於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度分析尤令人激賞，他大量使用現代主義意識流的技巧探究人物的潛意識幻思，引領讀者認知角色的心路歷程，這特殊的表達方式成為詹姆仕小說的獨特風格，而且引起近三、四十年來電影界改拍詹姆仕小說的熱潮，其中最知名的是他的短篇小說《碧盧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從1961年導演杰克•客來敦（Jack Clayton）的《無罪之人》（The Innocents），到最近2000年班•伯特（Ben Bolt）的最新同名電影版本。另外，導演彼得•博格達諾維奇 (Peter Bogdanovich) 於1974年拍的《黛西•米勒》（Daisy Miller），英國導演詹姆斯•艾佛利 (James Ivory) 於1979年拍的《歐洲人》（The Europeans）及1984年的《波士頓人》（The Bostonians）皆被視為經典之作。此外1996年紐西蘭女導演珍•康萍 (Jane Campion) 的《伴我一世情》（The Portrait of a Lady），1997年波蘭女導演安格妮斯卡•荷蘭(Agnieszka Holland) 的《華盛頓廣場》（Washington Square），1997年伊安•綬福利(Iain Softley) 的《慾望之翼》（The Wings of the Dove），2000年詹姆仕•艾佛利 (James Ivory) 的《金色情挑》（The Golden Bowl），則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切入女主角成長的心路歷程，令人耳目一新。

在近年改拍詹姆仕小說的電影中，最引起廣泛討論與重視的可能是其早期的作品《一位女士的畫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1997年《亨利•詹姆仕評論》（The Henry James Review）特別發行專刊討論《一位女士的畫像》原著小說與改編電影的互文現象，其中艾倫南汀 (Alan Nadel) 在其文章 ＜探尋影像中的認同及理想男人：珍•康萍引用詹姆仕 《一位女士的畫像》＞（“The Search for Cinematic Identity and a Good Man: Jane Campion's Appropriation of James's Portrait”）中討論導演在電影中如何藉由色彩、及超寫實等不同形式呈現女主角伊莎貝爾（Isabel）內在凝視的世界。2003年艾爾斯畢埃塔•福樂必托許（Elzbieta Foeller-Pituch）在其論文＜亨利•詹姆仕的都會空間：全球化的羅馬＞（“Henry James's Cosmopolitan Spaces: Rome as Global City”）中以羅馬城市為討論的中心點，除追溯該城市歷史的光榮並對照現今遺留的傳統，來探討城市想像與性別議題的關係。2002年蘇珊•葛萊芬（Susan M. Griffin）編輯的《亨利•詹姆仕看電影》（Henry James Goes to the Movies）將討論詹姆仕小說改編成電影的相關文章匯集成冊，其中南西•班特莉（Nancy Bentley）的文章 ＜意識的觀察：珍•康萍的《伴我一世情》＞（ “Conscious Observation: Jane Campion’s The Portrait of a Lady”）肯定導演在幻思與情慾之間渾然天成的鋪陳。大抵而言，評論家對於康萍《伴我一世情》引起學術界重新閱讀詹姆仕小說的風潮，皆給予極高的評價，並肯定電影本身的藝術成就。

本論文試圖以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門徒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的「幻思」（phantasy）精神分析理論，來分析比較詹姆仕《一位女士的畫像》與康萍《伴我一世情》的互文關係架構，尤其著重在伊莎貝爾如何回歸到前依底帕斯情結（pre-oedipal complex）的情境中，重塑與「母親」依附的共生關係、並透由城市的想像空間來建構嶄新的女性主體。

一、           克萊恩「戀母」的「幻思」

克萊恩的幻思概念啟自於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對於潛意識慾物及死亡欲力的探討。佛洛依德在1915年的《無意識》（The Unconscious）書中，指出在人類心靈領域中，當能量超越自身所能負荷時，便會脫韁失序、召喚出潛意識中最深沉而不可名狀之「慾物」（das Ding）。在《黑色太陽》（Black Sun）書中，克莉絲特娃（Julia Kristeva）解釋「慾物」是所謂的「他性之起點」(the beginning of otherness)，具有美好與恐怖的矛盾雙生本質(14-5)。「慾物」銘刻在語言產生之前的流動記憶軸線上，當承載主體的生命動力時，卻也拒絕生命的「幻想他者」，它不斷且不安地鼓譟追尋失去的心靈記憶，然而即使記憶失而復得，它卻依然有遺恨終生之憾。克莉絲特娃認為對於「個人史前父親」的原初認同，便是召喚內心深處「慾物」最好的方式，藉由認同父親的方式，主體得以進入象徵界的語言世界，經過文字的洗禮，「主體」終能與「他者」結合為一，成為發言的主體 (Tales of Love 26)。然而，克莉絲特娃認為這個象徵界的父親，不是「依底帕斯式父親」，而是「想像父親」(Black Sun 23)。「想像父親」是一種主體想像的自戀客體，先於以父之名，先於象徵秩序，也先於鏡象期。[1] 因此，佛氏「慾物」的幻想源起於潛意識中對母親的慾望和它對母親被去勢的原初抑鬱，終結於「個人史前父親」以愛之名的召喚。

「慾物」也是「死亡欲力」（death drive）所追求的終極之物。拉文尼•鞏美（Lavania Gomez）在 《客體關係入門：基本理論與應用》（An Introduction to Object Relations）一書中表示：“佛洛伊德《夢的解析》第七章中著名的夢告訴我們，在人類的潛意識中，母親形象與面對死亡的深層焦慮彼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62)。克萊恩探究佛氏的「慾物」、「死亡欲力」、與「母親」的深層交織關係，發展出一套以前伊底帕斯時期為主的戀母「幻思」客體理論，這套客體關係理論（object-relations theory）修正佛洛依德以伊底帕斯時期為中心論述的心性發展理論，認為前伊底帕斯時期與母親建立的關係模式，才是日後人際關係的原型。她對於「幻思」（phantasy）的探討無人可及，雖然她的「幻思」理論起源於佛洛依德的「幻想」（fantasy），但仍有所區別。基本上，她認同佛氏對於性驅力、潛意識、及伊底帕斯焦慮的概念，但她卻由此另外發展出自成系統的潛意識「幻思」。在一連串探索嬰兒及兒童內在世界的個案中，她以遊戲引導嬰幼兒，發現他們的心理世界並非想像中單純，而是充滿愛慾等原始衝動的世界，在「幻思」世界中性驅力主宰嬰兒早期的心理形塑，同時影響後期的人格發展與人際關係（詳見《兒童精神分析》各章節）。

佛洛依德在《夢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一書，透過研究夢境探索人類的潛意識，發展出「夢是通往無意識的大道」之著名理論，為精神分析領域開啟了一扇新的視窗，但其中對於「性」的主張與理論卻引人爭議，例如「嬰兒性幻想」即挑戰當時精神分析的範疇。佛氏提出的「嬰兒性幻想」理論，認為嬰兒係依照「原初意念法則」（primary process）的運作方式，類似人類原始的潛意識意念，與社會化過程後的成人所使用的「續發思考法則」（secondary process）不同，它為慾望所繫，不受時間及空間的影響，如同夢境般，以濃縮、轉移、象徵等方式呈現（598-599）。如同佛氏在夢中發現被壓抑的潛意識語言，克萊恩觀察嬰兒在出生後，即會出現這種被成人壓抑遺忘的「原初意念法則」，意即她所謂的「幻思」，一種潛意識對客體的幻思。克萊恩的學生蘇珊•伊薩克（Susan Isaacs）在她1952年的論文＜幻思的本質與功用＞（“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中首度對克萊恩式「幻思」提出定義：「潛意識幻思是心智的推演結果（mental corollary），例如本能、衝動、驅力或反應，都可歸類為潛意識幻思 . . . 當下主導心靈的驅力或感覺，如願望、害怕、焦慮、勝利、愛或憂鬱，都可能是潛意識幻思所欲表達的情緒」（277）。

克萊恩認為嬰兒與母親的客體關係牽繫嬰兒內心的幻思世界，在這世界中，每個衝動與本能都與某一客體結合，因為嬰兒在這早期發展階段，自我感知的能力尚未成熟，只能體驗滿足或剝奪這兩種極端情緒，而嬰兒最早的客體關係即是與母親乳房的關係，因此這種前伊底帕斯的戀母情節構成嬰兒所有內在的幻思世界，克萊恩說：

一個飢餓的嬰兒，可藉由幻覺得到吸食乳房的滿足感而暫時忘記自己的飢餓，伴隨著它的是，由幻思得到的愉悅，諸如牛奶的味道、溫暖的乳房、母親擁抱的愛意。但是潛意識幻思也有負面的效應，當乳房無法滿足嬰兒的飢餓需求，嬰兒便會有被剝奪和迫害的感受。潛意識幻思以一種十分精緻的方式伴隨嬰兒參與所有的活動，其範圍更擴及更多不同的客體和情境；它們在心智生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嫉羨和感恩》321）[2]

嬰兒這種內在幻思世界的焦慮主要來自於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運作，並由此建立與母親乳房想像的客體關係，透過「投射」（projection）、「內攝」（introjection）、「分裂」（splitting）、與「投射認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等心理機制來重建與客體經驗的修復狀態。在「投射」的幻思過程中，嬰兒感受到滿足與剝奪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當嬰兒得到充分的奶水餵養，會將對吸乳的愉悅感回饋成好客體，因此對乳房的滿足成為嬰兒日後有益原型的象徵；相對地，如果嬰兒無法即時吸食到充分的奶水，它便會將對乳房的焦慮投射成壞客體，為其日後的人格發展埋下陰影。異於由內而外的「投射」心理機制，「內攝」是一種由外而內的心理幻思，嬰兒將外在世界感受到的不安與快樂等情緒內化到自身人格中。無論是「投射」或「內攝」都依照著「分裂」的心理機制，來分割嬰兒自體與客體的相依關係，來達到與母親「投射認同」的修復關係。嬰兒與乳房（母親）的關係是愛恨相依的複雜關係，但在嬰兒尚無法分辨自我與母親是分別的個體前，它只好將自我切割成好與壞的兩面，藉由此分裂機制把危險不安的部分由自體內剷除（《嫉羨和感恩》182-83））。

    「投射認同」則是一種將內在的幻思世界強加在外在的客體，而再反饋並內化到心中的心理過程。在「幻思」的運作之下，嬰兒將自體無法接受的部分分裂，並將它投射到外在的乳房客體上，再重組並修復內在的自體。例如當嬰兒未能吸食母乳而飢餓時，它便會把這挫敗的經驗歸咎於外在令它挫折的乳房客體，嬰兒會將自體與投射的客體混合而內化，因此將那挫折的吸乳經驗內化成為嬰兒的自體。「投射認同」通常交錯發生在嬰兒不同時期的兩個心理位置中：即「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憂鬱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於此，克萊恩進一步解釋「投射認同」在兩個不同心理位置間往返的過程：

投射認同發生在生命最初三到四個月，與「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的發展過程息息相關，在這段期間，分裂正處於高峰，而且迫害焦慮高漲；自我尚未有整合的能力，因此易於分裂成內、外在客體，但是，分裂也是一種應付迫害焦慮的基本防衛機制 . . . 在正常的發展過程中，第一年的四到六個月時，由於自我具有較成熟的整合能力與合成客體的能力，因此內在的迫害感減弱，但是在嬰兒的潛意識幻想中，有感於對客體造成傷害，因此憂鬱感與罪惡感增強，而對於客體的感受是既愛又恨，此時嬰兒已進入了「憂鬱心理位置」的狀態，然而有時為了要逃離憂鬱狀態，也可能會退回到「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嫉羨和感恩》185）

「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通常發生在嬰兒出生到三、四個月大的時候，此時，被虐待的焦慮主宰嬰兒的幻思，因而形成情緒上愛與恨的偏執狀態。為保存自體愛的部分，因此將恨投射到外在客體，但卻因而時時覺得外在的世界威脅著無助的內在自體，在分裂的機制之下，嬰兒以暴力的幻思毀滅外在母親乳房的客體。由於嬰兒無法辨別內在自體與外在客體的區別，因此以口腔的吸食、尿道及肛門的排泄等行為與母親建立幻思的關係。第二個「憂鬱心理位置」則在嬰兒四到六個月大的時候，此時，嬰兒已具有分辨自體與部分客體的能力，因此能整合外在現實世界與自我內在世界的關係。因為嬰兒對於先前在「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時，對客體的攻擊產生愧疚感，而意欲與客體修復愛的關係，產生複雜抑鬱的情感，對於乳房客體強烈的認同，使得自我愈感受到無法面對那已內化的迫害客體，而產生憂鬱的伊底帕斯情結。由此可知，嬰兒內在「幻思」的世界，從一出生即存在，而其「投射認同」的心理機制更遊蕩於「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與「憂鬱心理位置」之間，因此與母親建立複雜的「幻思」客體關係。

克萊恩以「幻思」的兩個心理位置理論取代佛洛依德本我 (id)、自我 (ego)和超我 (superego) 三個面向的心理機制。在《自我與原我》（The Ego and Id）一書中，佛洛依德根據喬治•果代克（Georg Groddeck）的概念，認為潛意識的「本我」（拉丁字為「it」，原德文字則為「Es」）是原始的慾念；同為潛意識心理機制的「超我」（德文字為「Über-Ich」），則代表一種反制「原我」的道德及法律規範；而屬於意識層次的「自我」（Ich）則折衝潛意識內在「本我」與「超我」的衝突，並認知外在現實，可謂涵納協調內外的中央樞紐。佛氏認為這三種心智關係的互動極為複雜，「自我」常受「原我」的影響，但礙於「超我」的壓抑，故透過夢境、失語等方式來紓解。在1900年《夢的解析》書中，佛氏解釋「夢實現現實中受壓抑的願望」並點出「幻想」與「夢」都是一種潛意識的心理活動。由於「超我」防衛機制把「原我」的慾望壓抑下去，因此「自我」將「幻想」及「夢」通過偽裝及扭曲的方式喬裝為「夢的顯意」(manifest dream-content)及「夢的隱意」(latent dream-thought)，以逃過心理檢查機制（383）。

佛氏認為「幻想」的概念與「夢」的形成息息相關，大約發生在兒童二至三歲左右。「幻想」（fantasy）的希臘字根便是光，具有「再現自己」之隱喻，自佛氏之後，「幻想」更衍伸慾望之涵義，而這慾望通常不以真實面目現身，而透過扭曲變裝的夢中呈現。克莉絲特娃在「幻想與電影」（“Fantasy and Cinema”）中解釋佛氏「幻想」世界的兩種特性：

第一個特性是介於截然不同的幻想世界與感知世界(perceptual reality)。幻想以持續且執著的邏輯觀，強化欲望的「精神現實」面(psychical reality)，但此精神現實與物質的感知現實不能混為一談。第二個特性是幻想與多重欲力密不可分的關係，幻想形成複雜，兼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兩種成份，既是壓抑，又是壓抑的復返，同時具有內在邏輯與敘事性。(65)

佛氏的「幻想」與感知雖是不同的心理機制，但卻是以不同型態出現的相同欲力或是均與實現願望的夢境相關。在分析克氏的「幻想」有別於佛氏的「幻想」概念的一篇文章當中，史匹利爾斯(Elizabeth Bott Spillius) 表示：「佛氏的幻想強調日常生活中願望實現的面向；而克氏則以想像層面為幻思的主要的場域」(300)。克萊恩的「幻思」與感知相關的「潛意識深層的心靈活動」有關；同時，它不只深入夢中，還廣佈於「嫉羨」、「貪婪」、「感恩」等情緒中。克萊恩特別指出「幻思」（phantasy）有別於白日夢、意識及壓抑等附屬於「幻想」（fantasy）之下的心理機制：「雖然潛意識幻想和白日夢有關，但卻不同於白日夢，它們是一種發生於潛意識深層的心靈活動，伴隨著嬰兒期所經驗的每一種衝動」《嫉羨和感恩》321）。克萊恩認為「幻思」建構嬰兒與母親客體關係的主要論點。茱莉亞•米謝兒（Julia Michell）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來佐證克氏的看法：「克萊恩幻思的觀點來自於內在無中生有的想像，除了說明直覺的潛意識想法之外，還細載與客體關係的感受，於其中創造了「幻思」的世界。嬰兒透過幻思的運作，以一種很原始的方式來思考自身與外在客體的關係」（The Selected Melanie Klein）[3]。

在《嫉羨和感恩》一書中，克萊恩本人表示：「幻思以一種複雜的方式，在心智活動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腳色，表達所有客體關係的繁複情境」（251）。克萊恩從佛氏的「慾物」、「死亡欲力」、「夢」的論述出發，而發展出她以前伊底帕斯戀母情結為中心點的「幻思」客體理論。總而言之，佛氏認為「幻想」的主要原動力來自於回憶及夢境中的潛意識願望，而克萊恩的「幻思」則不僅僅是夢中的願望，更是與母親客體關係互動之下所產生的複雜行為及焦慮、貪婪、感恩等情緒；佛氏將心智運作機制分成本我、自我、和超我，克萊恩則發展出「偏執－類分裂心理位置」及「憂鬱心理位置」兩種心理位置。貝蒂•約瑟夫（Betty Joseph）認為克萊恩的心理位置具有「獨特的焦慮與用來對抗這些焦慮的防衛方式，而這些防衛或是更偏向整合和更真實的客體關係，或是相反地，更編向分裂與碎裂化。因此她並不視這些心理位置為已經渡過而且完成的階段，而是個體人格中的動力部分」（《兒童分析的故事》 xii）。克來恩的自我動力(dynamic)模式介於憂鬱與偏執之中，而佛洛伊德的自我則在本我與超我之中尋找中介點（詳見附表一）。

附表一

克萊恩在「幻思」的領域上發展了有別於佛洛伊德的新的理論，但是她與佛洛伊德皆認為兒童早期的成長經驗對於後期成人的幻思影響甚遠。她在後期的作品《嫉羨和感恩》中一再重申這種回溯至嬰孩時期的洞見，她表示：

我們知道佛洛伊德首先發現成人之中的伊底帕斯情結，並且可以追溯伊底帕斯情結回到童年時期。因為我很幸運能分析非常小的兒童，我對他們的心智生命可以獲得更進一步的洞識，這使我回到對嬰兒心智生命的了解。因為藉著我小心翼翼地注意遊戲技術中的移情，我可以更深入瞭解孩童和後來的成人心智生命如何受最早期情緒和潛意識幻想的影響（《嫉羨和感恩》 317）。

人從出生開始自我的意識就已經存在而且開始運作，因此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在分析成人的心智面向時，有必要去研究人如何從嬰兒時期發展至成人的世界，尤其是嬰兒與第一個產生愛/恨關係的客體—母親—之間的複雜關係。而嬰兒與母親之間的關係也透過內攝、投射、分裂、投射認同等機制，不斷地在內在自我與外在感知世界的落差下形塑人格，在如此內外的隙縫之中，克萊恩潛意識深層的「幻思」得以運作，且終其一生。早期嬰兒或兒童時期未能解決的人際關係問題，會在成人的階段以一種修正後的形式再度出現，因此不斷的回溯到早期的「幻思」客體經驗是精神分析必經的過程。

    克萊恩針對前伊底帕斯時期所提出的一系列「幻思」理論，雖然是廣泛地從對男孩與女孩的臨床觀察出發，並非單獨就女性觀點而論，前伊底帕斯期更是處在性別認同之前，無論男性、女性都必須經理此一對母親既不可抗拒又危險的依戀關係。但是在克萊恩一篇名為「女孩早期性發展憂鬱情境的影響」（“The Effects of Early Anxiety-situations on the Sexual development of the Girl”）文章當中，她特別指出小女孩在伊底帕斯期口腔及肛門期所遭遇的「母親不在」的挫折感遠比男孩嚴重，強烈影響其後來伊底帕斯時期的男女性別的認同關係。即使當小女孩長大時，她仍舊會有一種內在掏空的焦慮，這是一種幼時「母親不在」所造成的投射認同的危機，因此她內心會產生一種以父親陰莖取代母親乳房的補償心理機制（《兒童精神分析》 195, 202, 204）。在比較小說與電影中伊莎貝爾女性情慾課題時，為避免性別差異等同於性解剖學的觀點，本論文特別強調女性早期與母親依戀關係不健全的話，將會導致她後期人格的認同危機，伊莎貝爾與梅爾夫人之間不順遂口腔/肛門挫折感，導致她在尋找愛侶時的矛盾情結，一方面想尋找一個可能的愛的客體修復先前與母情不睦的狀況，一方面卻又想尋找一個替代父親的角色來摧毀內部壞的客體，她的複雜情慾與強烈的被虐狂可遠溯至前伊底帕斯時期的戀母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