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官先生 小紫涵
1919 年秋天,
林語堂申請到美國哈佛大學
文學系官費留學的名額,
但剛讀了一年,他的助學金就被停掉,
眼看著就要退學斷炊了。
萬般無奈之下,
他向一位不太熟悉的朋友胡適求助,
「能否由尊兄作擔保
借貸1,000美元,
待我學成歸國之後償還?」
不久,林語堂果然收到
胡適1,000美元的匯款,
匯款單上附著一句話:
「這是工資預支款,
君歸國後,一定要回北京大學工作。」
哈佛畢業後,
林語堂去德國萊比錫大學讀博士,
他再次向胡適借錢:
「再向學校預支1,000美元。」
沒幾天,他又收到1,000美元匯款單。
學成歸國後,
林語堂如約到北大任教,
他去找當時的校長蔣夢麟歸還2,000美元,
蔣校長懵了:
「什麼2,000美元?」
林語堂這才知道,
學校根本沒有出過這筆資助,
那都是胡適個人的錢。
而且這件事,
胡適壓根就沒跟別人提過。
1966年,在胡適的墓前,
林語堂公開向世人講述了這段往事。
國學大師陳寅恪自幼患眼疾,
抗戰期間,他右眼失明,
左眼有視網膜脫落的危險,
在倫敦治療未果。
1946年,陳寅恪回國途經美國,
當時胡適正在紐約,
知道陳寅恪的病情後,
他找了很多美國的眼科專家為陳治療,
但都沒什麼效果。
於是胡適百忙之中,
請人帶給陳寅恪1,000美元。
1956年,教育學家余家菊患了眼疾,
要到美國動手術,
當局只給了他1,000美金,根本不夠用。
胡適聽聞後,資助了他不少錢。
兩年後,
胡適在和秘書聊天時無意間提起,
大家才知道有這麼回事。
1961年,大學畢業不久的李敖,
生活困苦到把褲子都送進當舖了。
胡適聽說後,寫信給他,
並附上1,000美元的支票。
很多年後,
李敖在鳳凰衛視的訪談節目裡
講述了這件事,他回憶道:
「那時候1,000美元相當於
現在4萬塊新台幣。
他幫了我很大一個忙,
我把他的支票兌現以前,
還特別照了張照片。」
李敖這個人是出了名的狂妄,
被他罵過有名有姓的人不下3,000人,
他卻唯獨對胡適敬重有加。
他曾說過,對自己一生
影響最大的有兩個人:
「胡適」和「常凱申」,
一個是朋友,一個是敵人。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
社會上廣泛流傳著一句話:
「我的朋友胡適之。」
那時,
「上自達官顯貴,
下至司廚、走卒、擔菜、賣漿等等行業之中,
都有胡適的朋友。」
胡適的收入,在同行中算是很高的,
但也架不住他千金散盡
愛助人的慷慨豪氣。
何況,在家裡,
太太江冬秀才是大管家,
胡適賺的錢都要上交的。
對於他愛資助別人的癖好,
江冬秀原先有過埋怨:
「你今天資助張三,明天資助李四,
再這樣幫助下去,我們也要人家資助了。」
但發展到後來,江冬秀也被同化了。
抗戰期間,胡適擔任駐美大使,
江冬秀獨自留在家帶孩子,生活很窘迫。
胡適往家裡寄來1,600美元,
她馬上分成幾份送給同樣艱難的親友,
給羅爾綱夫婦150,吳晗100,
借給毛子水100,給傭人140,
又給幾位同鄉幾百元,
還給某學堂捐了200。
胡適知道後,特意寫信誇讚她:
「我很贊成你捐二百元給周先生的學堂。
我到歐洲之後,也還要設法
寄點錢捐給他。
你在患難中還能記得家鄉貧苦的人們,
還能寄錢給他們,真是難得。」
歷史學家羅爾綱在胡適家吃住了五年,
吳晗有一次找江冬秀借錢,說要藉雙份,
一份他自己用,一份留給他生病的女朋友用,
江冬秀拿了三倍的錢給吳晗,
說你不用借,這些錢我是送你的。
(但這兩個歷史學家後來卻都公開罵過胡適)
1959年,
胡適與一位賣燒餅小販袁瓞成為朋友。
後來袁瓞患了鼻癌,
胡適立刻寫信給他認識的醫院院長:
「這是我的好朋友袁瓞,
一切治療費用由我負責。」
散文家陳之藩到美國留學,
胡適借了一筆錢給他。
幾年後,
直到陳之藩到曼城一所教會學校任教時,
才有能力分期償還胡適當年的借款。
當他還清最後一筆錢後,
胡適回信道:
「其實你不該這樣急於還此四百元。
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
因為我知道我借的錢總是一本萬利,
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
陳之藩後來說:
「我每讀這封信時,並不落淚,
而是自己想洗個澡。
我感覺自己污濁,
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
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胡適去世後,
陳之藩曾經一連寫過九篇悼念胡適的文章,
其中有一句話是這樣寫的:
「並不是我偏愛他,
沒有人不愛春風,
沒有人在春風中不陶醉。」
而今距離胡適去世
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
隔著新舊交替的時光,
人們再談論胡適,
更多的是關心他的私生活
以及婚外情有幾個女朋友,
在意他的博士頭銜。
然而,在津津樂道那些庸常的瑣事時,
是不是應該多關注這個大師
曾在他人危難時施以援手,
為這個社會留下過怎樣的溫暖和感動。
「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
永遠有利息在人間的」。
胡適說得沒錯,即便他早已不在了,
他的善念仍然像冬日的陽光一樣,
溫暖著曾經被凍僵過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