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杜光發表《1978：開啟改革的兩個動力》一文，震動輿論界。從該文中我選錄幾段，以饗網友。關于中國社會的現狀，他說：

“我們目前的情況是：經濟體制改革遭到了嚴重扭曲，膠著不進，改革的成果繼續不斷地受到權貴特權階級的掠奪；政治體制的專制性並沒有因為民主高調的高唱入雲而有絲毫的轉變；文化專制主義繼續在擰緊輿論導向的控制閥，民眾的不滿隨著群發性事件的與日俱增而持續擴大。當經濟火車頭由于它的發展慣性而前進的時候，社會各個領域卻止步不前，問題叢生，甚至出現倒退。社會已經危機四伏，到了非轉折不可的時刻。這種轉變將透過深化改革來實現。” 

“早在21年前，中共十三大就提出要實行黨政分開，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個美好的政治改革藍圖，還來不及實施就被1989年的槍砲聲淹沒了。自此以後，政治體制的專制性變本加厲，權力機構日益腐爛，黨政分開至少在近幾年已經無法推行。”

“近幾年來，執法部門腐敗日甚，一方面是對無辜民眾濫用執法權力，或對沒有背景、無錢賄賂的輕罪人犯從重判處；另一方面，是對犯有重罪的官員卻用各種藉口（如自動坦白、有立功表現等）從輕發落。這種官民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狀況，加劇了社會矛盾，成為有可能引發暴力革命的導火索，必須儘快解決。”

“新聞出版是否自由是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的重要標志，也是文化能不能健康發展的樞紐所在。執政黨長期奉行的文化專制主義，扼殺了文化發展的生機，煌煌憲法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卻到處受到嚴格控制，以致五十多年產生不出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政論家、理論家、科學家。新聞出版的自由度，甚至還比不上北洋軍閥和蔣介石的統治時期，已經成為全世界的笑柄。”

“中共十七大提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新聞出版自由正是保障這些人民權利的最重要的條件；沒有新聞出版自由，這一切權利都成為毫無意義的廢話。目前最重要的是廢除或修改那些妨礙人們行使這些權利的法規，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05條第2款的“煽動顛覆國家罪”，近幾年頗有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因為撰寫文章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而被加上“煽動顛覆國家罪”而被判刑的。事實上這些人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正是為了國家的更加美好的前途，才行使自己的表達權，發表自己的觀點，隻不過是與官方的意見有所不同而已，怎麼能說是“煽動顛覆國家”呢？把國家的寶貴財富扔到監獄裏，這是多麼荒唐！現在應該是透過改革來革除文化統制的弊端，結束諸如此類的蠢事，把憲法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還給人民的時候了。”

關于社會改革的路線圖，他說：

“為了掃除深化改革的障礙，很需要有一個深入廣泛的、群眾性的思想解放運動，以清洗長期積累的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的思想污垢，這個運動應當從清算歷史積案、恢復歷史真相入手。長期以來，我們被禁止討論歷史重大事件，許多歷史真相被掩蓋起來，人們無法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最近有人在境外出版《紀念毛澤東》一書，竟然提出要為“四人幫”翻案，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而且得到了某些人的贊賞。這位作者正是利用了人們不明歷史真相的弱點。一旦揭露真相，他們就無所施其伎倆了。”

“改革需要民間的推動，這不但為1987年及其後的事實所證明，更為現實國家狀態所迫切需要。一方面，由于黨政官員趁改革之機以權謀私的越來越多，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權貴資產階級，深化改革的四大課題，無不觸犯他們的既得利益，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他們必然要反對深化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制度的先天缺陷和改革的諸多失誤，出現了貧富懸殊、環境惡化、腐敗加劇、官民對抗、社會不公、道德淪喪等等不良現象，反改革的毛派人士借機煽動人們對改革的不滿。官民這兩股反改革勢力的結合，使當權的改革勢力更加孤立，深化改革更加困難。”

“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必須調動民間的改革積極性。民間蘊藏著深厚的改革力量，因為深化改革是他們的利益所在，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去年12月發生在黑龍江、陝西三門峽庫區、江蘇宜興市和天津武清區等地失地農民奪回土地所有權的鬥爭，就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應該把知識、企業、文化等社會各界和城鄉的廣大勞動者中間擁護改革的人們發動起來，形成為支援改革、推動改革的強大力量，促進當權的改革派排除阻力，果斷地采取深化改革的措施，扭轉改革的停滯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