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南方朔的那篇「台灣司法的自甘墮落」一文，引述德國作家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1907-1999) 所寫的回憶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該書裏最讓人感到沉痛的，乃是寫1933年柏林高等法院受到御用暴民威脅的那一幕。1933年乃是納粹群眾組織褐衫隊初興的時刻，他們炮製出一種威嚇式的氣氛，讓人們在畏懼下不敢再有自己的主張，並努力要去避免忤逆這種潮流。哈夫納當時是個剛通過中等司法官考試的見習生，在柏林高等法院上班。有一天暴民來到法院，法警不敢依據職權加以驅離，而只是勸猶太籍法官趕快走避，免惹麻煩；暴民叫囂「猶太人滾出去」，法院沒有人敢出面制止，而是有人用那種只想少惹麻煩的口氣說「早就滾了」來回應；至於哈夫納本人被暴民問到「你是猶太人嗎」時，他也只是囁嚅的答稱「我是亞利安人」。上面這些語言及互動，其實已很清楚的顯示出，當時的柏林高等法院早已向政治豎起了白旗，已在畏懼下不敢去守護最基本的行為及道德防線。哈夫納認為他在被問「你是猶太人嗎」時答稱「我是亞利安人」，這種懦弱的慶幸，乃是它已被嚴重打敗。柏林高等法院自我失格的這一幕，讓哈夫納體會到德國的司法已在脅迫下自動沉淪，某種可怕但不可知的事物已慢慢的在欺近了。當柏林高等法院在最基本的行為和語言上，都不敢出來維護它應防守的道德邊界，它的被鯨吞蠶食即告注定。司法的自甘墮落是司法死亡的開始。」

作者在本書第一章開始便說這故事有一種「決鬥」性質：

「那是介於兩個實力懸殊對手的決鬥，一方是強而有力且肆無忌憚的國家，另一方則是一個既渺小又名不見經傳的平民。這場決鬥未曾在習稱的「政治角力場」上進行，而且那位平民既未投身政治，更絕非「謀反者」或「國家公敵」之流的人物。他始終居於絕對的守勢，除了捍衛其敝自珍的己身人格、生命和榮譽之外，別無所求。可是他必須朝夕與之為伍的國家卻用盡極端粗暴，甚至有些笨拙的手段，不斷對這一切進行攻擊。」

今天的台灣政治不正是如此嗎？執政者肆無忌憚對異見者打壓，為掩飾自己的罪行，對司法極盡侮辱抺黑，利用傳媒扭曲事實，動員整個黨、政府向競選對手無所不用其極的攻擊。

首當其衝的是公務員系統應有的中立性被催毀，再而是人民唯一依賴的司法體制被蹂躪，台灣竟重蹈八十年前的納粹事跡，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說過：「政治只和極少數人有關，但卻會毀掉全部人的生活。」

台灣社會今天出現什麼問題，為什麼變得如此兩極化？為什麼政府只容許我們單一思想？很可怕。

不！最可怕不是這社會，它只是病徵，政客才是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