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吃了三鹿奶粉？

2008年09月18日12:43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絡版專稿

鄧聿文

有毒奶粉生產廠家的名單還在擴大。在國家質檢總局日前公佈的100多家嬰幼兒配方奶粉生產企業的檢測結果中﹐我們看到﹐除了三鹿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外﹐還有22個廠家的奶粉都檢測出了三聚氰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業。

既然生產出來了大批毒奶粉﹐那麼是誰購買了這些奶粉﹐又是誰在吃？

從有關報道來看﹐售價低廉的三鹿奶粉﹐其市場主要在農村地區﹐而那些吃了三鹿有毒奶粉的"結石嬰兒"也多來自農村和城鎮低收入家庭。也就是說﹐三鹿事件再次暴露出了橫亙在中國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這條"鴻溝"。

這是一個讓人難以樂觀的問題﹐以致連中國的農業部長最近都不得不承認﹐改革30年來﹐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被縮小﹐反而拉得更大。他提供的數據是﹐去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之比擴大到了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為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

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中國貧富差距的一個主要表現。但切莫以為﹐城市居民的日子就普遍好過﹐實際上﹐城市里也存在一個龐大的貧困階層﹐如果以領取最低生活保障來衡量的話﹐城市貧困人口至少有1個億。因此﹐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兩級分化在中國是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社會現象。

為什麼改革30年了在中國還存在一個龐大的城鄉貧困階層？追根溯源﹐這與我們長期奉行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思想有關。這一發展思想認為﹐只要能夠實現財富的積累﹐即使在過程中出現不公平的現象﹐也是可以容忍的。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發展思想在改革初期甚至中期都是必要的﹐因為那時短缺的是效率和財富﹐但是﹐在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須關注財富分配過程中的正義問題。可惜的是﹐近兩年中國社會雖然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也採取了某些必要的措施加以糾正﹐但受制於制度慣性和其他因素﹐目前在財富的分配上﹐還是更多地朝資本（企業主）和國家（政府）傾斜。

以政府為例﹐最近七、八年來每年高達30%以上的稅收增長使政府擁有了巨大的財力。儘管國家在諸如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上的投入比過去提高了一定比例﹐但一來這些行業內部分配不均﹐比如﹐投給教育的資金非義務的高等教育拿了大頭﹐反而是政府應該盡責任的義務教育佔了小頭﹐使得窮人並未真正享受到政府更多的公共服務﹔二來政府的財力還主要用於政府的直接投資、為改善發展環境而作的投入以及政府自身的運轉上。

在中國的富裕群體方面﹐雖然部分富人是靠勤奮或知識而發達的﹐但更多的是通過與權力的"聯姻"以及有組織的違法犯罪行為而成為富人的。比如﹐國企改制和圈地就在製造了不少富人的同時製造了更大群體的下崗工人與失地農民。

可以說﹐正是這種不合理的分配方式、稅收體制以及收入結構使得中國陷入了"發展─窮困"的怪圈。在這個怪圈里﹐社會的消費和消費產品也分成涇渭分明的兩個極端──富人消費高檔產品﹐窮人消費低檔產品。但由於低收入者佔據社會的主體﹐所以這種消費結構必然會制約整體生產的質量和水平的提高。社會為迎合低收入者的消費需求﹐必然會出現一個以製造和生產低檔產品為主的利益鏈條。這個利益鏈條在成本的壓力下﹐再加上政府監督不到位﹐生產出來的低檔產品變成低劣產品也就在所難免。

這些年來﹐像廣東的毒豬肉、河南的毒大米、四川的腐肉腌製品、湖南的"衛生筷"、廣西的毒腐竹、湖北的毒醬油﹐以及摻入滑石粉的麥米粉、混入劇毒的防腐化學藥品的罐頭食品、毒粉絲、工業酒精摻水的白酒﹐等等﹐都曾大量充斥市場。為什麼中國目前還有那麼多假冒偽劣商品？關鍵是有大批的窮人消費群體﹐他們的收入決定了他們不得不去購買那些質差價廉的商品。

所以﹐對於窮人來說﹐在一個被劣質產品包圍的世界里﹐除非不想消費﹐要消費就隨時可能碰到有問題的產品﹐不知道哪天會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交給這些劣質產品。就此而言﹐說"奶粉中毒是窮人的專利"﹐一點也不過分。

在一個社會﹐當價格高低成為判斷一種產品是否安全的依據時﹐無疑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但是﹐近年發生的多起食品安全事故告訴我們﹐這是經常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現實。因此﹐要改變這種狀況﹐從發展理念上說﹐我們必須拋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思想﹐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維護社會公平上來﹔就收入分配來說﹐我們必須制定一套財富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制度﹐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只有窮人的收入增長了﹐消費市場才會擴大﹐消費產品的質量和品質才會改進﹐生產的質量和水平才會提高﹐類似"結石嬰兒"的悲劇才會有大大減少的希望。

（本文作者鄧聿文為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多家報刊專欄作者和特約作者﹐關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問題。文中所述只代表他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