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刪的另一文.........
辛亥革命100年特刊卷首語《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團已經丟盡了它的臉》，據說是今天湖南長沙最大報《瀟湘晨報》的一個標題。
「假使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不是異族的愛新覺羅王朝，而是同族的什麼王朝，那麼，在社會轉型當中就少了一項種族間的猜忌與傾軋，也許比較容易實施像日本那樣的立憲步驟。」著名學者王亞南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曾這樣評價過清王朝愛新覺羅「部族」這個特殊的利益集團。
滿馭漢，中央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礎。這兩個基礎的崩壞，構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後者的改變，清晰地決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態：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軍、民眾義軍或者外族軍隊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獨立的革命形態中退出歷史舞台。蓄積於民間的「一省之力」的壯大、成熟和獨立，在王朝部族集團自身衰敗的同時，從另一個方向揭示了帝國政治走向革命立憲的獨特的中國道路。
文/本報記者曾鳴
皇帝的獨裁路徑
在美國夢之前，大抵無數人有過「中國夢」。中國美夢，就是做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這個國家，皇帝最大，乃至大過一切夢想，可以制約一切夢想。
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傳統政治，皇帝獨裁。不過，如果你想做一個獨裁者的美夢，我建議你把夢境放在明清兩朝；在漢、唐、宋諸代，你並不是那麼為所欲為的，那時還有一個宰相，相權與皇權，是制衡政治的二元。
你說宰相不過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來說，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權，分賦於中書、門下、尚書三省，三省合體，才相當一個宰相。宰相不是一個人，這叫委員制。在漢代，宰相是領袖制，那時候，相權才由一個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當皇帝，你的命令，並不就是國家的命令。唐代政府的最高命令叫「敕」，但這個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書省發令，就是所謂「定旨出命」。那你有什麼權力呢？中書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兒，你畫一個「敕」字，表示同意。就是說你有同意權。
但最終拿主意的並不是你。你畫完「敕」，命令還要送去門下省，門下省如果有意見，就大過你的意見，原詔書就要在被批注後送到中書省重寫，這個叫「涂 歸」。而你畫的「敕」就等於白畫了。
最後還有一個尚書省，等到門下通過了敕詔，就送到他那裡去執行，它下面有吏戶禮兵刑工六個部門，專門執行各種命令。這就叫三省六部制。但如前面所說，這個命令，並不就是你的命令。因為你畫的「敕」字之下，得加蓋一個「中書門下之印」，要是沒有，就說明是你直接發的命令，這在當時是認為違法的，不被下面各級機關承認。
如果你橫一點，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麼呢？武則天干過這事，結果遭到一個臣下恥笑說，「不經鳳閣鸞台，何為敕」。當時武則天把中書省改稱鳳閣， 門下省則改稱鸞台。這個意思就是，不經過中書門下，怎麼好意思叫「敕」呢？
後來的唐中宗，也自顧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於是裝「敕」的封袋，就不敢用平常的，改為斜封；寫的那個「敕」字，也不敢用朱筆，改用墨筆。表示這是皇帝的命令，沒經過中書門下，下級機關請打個馬虎眼通融一下。通融是通融了，那個被封的官，從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個「斜封官」的外號。而皇帝干的這個稀奇事，可稱為「斜封墨敕門」。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點了，最明顯的是，他見你的時候得站著。在這以前，群臣朝見，宰相是有座位的，還有茶喝。這個叫「三公坐而論道」。到了宋代，宰相上朝，就站著不坐了。
宋朝還有一個變化就是，門下和尚書辦公地點搬到皇宮外邊去了，中書省單獨成為宰相。
同時，宰相的權力也小了，軍事、財政、用人三種權力都被別的部門分割拿去。他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給你寫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樣，他寫的只算草案，決定權和同意權都在你。不過，你的命令最終還是要中書省點頭同意。話說南宋寧宗那時，國家快要完蛋了，一個命令轉幾次手才能被同意，就顯得緩不濟急。於是皇帝就寫小紙條，當時叫御札，覺得效率高一點，結果朝臣憤慨，說事不出中書，是為亂政……
舉這幾個例子，你就知道，中國的傳統政治，並不全由皇帝一個人說了算，它有它的制度和法律。只不過，唐代以後，相權與君權此消彼長，皇帝的專制，慢慢形成了。而到了明代，由於宰相胡惟庸謀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職位，並且交代以後的皇帝們也不准再設。到這會，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稱獨裁了。
「部族政治」——清朝統治的基礎
1903年，《國民日日報》有一篇文章，稱「故至秦而民權盡亡，及宋而臣權盡亡，至明末而漢人之權盡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權專制達於完全極點之時代。」這個意思是，在秦代，民權完蛋了；在宋代，相權完蛋了；在明代，人權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權利都完蛋了，無論什麼都是皇帝說了算，專制到極點。
為什麼一切權利都會完蛋呢？清代一個大背景是：統治者是少數民族，連百萬都不到，他卻要統治幾億的漢人，怎麼辦？這就產生了「滿-漢」二元體制，字面上，是滿族與漢族共同管理；但背後，就是錢穆說的「部族政治」——「政權之後面，有蒙古滿洲全體部族在擁護此政權……他們想拿一個部族來控制政府，掌握政權。」
牌面上看，清朝沿襲明制，中央設六部，依官階大小分別是吏戶禮兵刑工，每部門有兩個尚書和四個侍郎；六部上面三世內閣，由四名大學士和兩名協辦大學士組成；地方上，有18個行省，總督和巡撫是最高長官，下面分別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道、府、縣（州）。
這種制度的有趣在哪裡呢？首先，不管是內閣還是後來的軍機處，都沒有給地方上下命令的權力，所有的命令，都由皇帝來下。其次，六部裡頭的尚書侍郎雖然是名義上的上下級，但他們要是意見不合，卻都有向皇帝上奏的權力，這麼一來六部雖然是中央機構，可它非但指揮不了下級，連自身都指揮不了，誰來指揮？皇帝。地方上也一樣，總督比巡撫高半級，但都能給皇帝打報告，所以倆人掐起架來也只能請皇帝來做裁判，如此這般，皇帝就真正成了全國的獨裁者了。
而清代君主獨裁的最大看點，還要數軍機處和密折制度。
軍機處產生自1729年，顧名思義，它本來是雍正皇帝就秘密軍務成立的一個小班子，後來因為效率高，就沿用下來。然後，起草諭旨、敕令和詔書這些本來屬於內閣的活，就轉移到了軍機處。軍機大臣作為皇帝的親信幕僚，每天至少與皇帝見面一次，就軍務、邊防、度支、稅收和外交等各個方面提建議。
「密折制度」，即「寄信上諭」。清代政府的最高命令稱上諭，又分明發上諭和寄信上諭兩種，其中明發上諭由內閣擬好，皇帝看過，再由內閣轉交六部，但這都是些不要緊的事情；要緊的事情，由皇帝從軍機處直接寄給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誰也不知。
錢穆認為，從漢到明，中國是一種士人政權，政府掌握在讀書人手裡，而讀書人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勢力，也不是一個固定集團，因此這個政權是公開、開放的。而到了清代，作為皇帝私人秘書的軍機處加上密折，就構成了一種秘密政治。這種權力集中，也就成為了滿族作為「少數人」卻可以統治「大多數」的制度基礎。
從官員人數上看，除了道、府、縣這些地方長官都由漢人擔任、理藩院只有滿人和蒙古人擔任以外，其他所有官職，看上去是滿漢平分的，「滿-漢」二元達到了公平。實際上，權力的分配與軍機大臣和皇帝的親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都信任滿人勝過漢人，於是大量特殊和機密的使命都委派給滿族軍機大臣。
事實上，在太平天國以前，清代的軍政要職都由滿人擔任，漢人在清朝頭兩百年帶滿洲兵做大將軍的，只有一個岳鐘麒。而25歲的和珅卻能在兩年之內從御前侍衛升上軍機大臣，如果他不是滿人，這是不可想象的，怪不得清末革命者鄒容說，「漢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滿人則無論出身如何，均能資兼文武，位裁將相，其中蓋有深意存焉」。
及至最後時刻被迫立憲政改時，清朝還曾於1911年演出過一台「皇族內閣」的臨終丑戲，徹底暴露了其死也不想開放政權、視國家.權力為一姓私產的反動面目：13名內閣成員中，滿洲貴族9人，漢族官僚4人，而滿洲貴族中皇族又佔7人！ 著名學者王亞南就此曾寫到：「假使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不是異族的愛新覺羅王朝，而是同族的什麼王朝，那麼，在社會轉型當中就少了一項種族間的猜忌與傾軋，也許比較容易實施像日本那樣的立憲步驟」。
中華帝國是一艘陳舊而又古怪的一流戰艦，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繼的能干而警覺的官員設法使它漂浮著，並憑借其龐大與外觀而使四鄰畏懼，但當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領航時，它便失去了紀律與安全。它可能不會立即沉沒，它可能會像殘舸一樣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卻無法在其破舊的基礎上重建起來。——馬戛爾尼，1794
「部族政治」對清王朝的自我殺傷
所以，如果你夢想做清代的皇帝，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精力。「朕即國家」的另一面是，萬事都由你做主，你得多忙呀。光奏折，每天你得批百來份；然後你還是最高法庭，案子你都得過一下；你還是宗教首腦，你要祭拜天地孔聖人封達賴喇嘛；你還要做學術工作，四庫全書編完了都得送你給看一下，殿試由 你主持，有時你還要去國子監講課……
所以，在清代，皇帝能不能干，就決定國運昌不昌盛。康熙、雍正、乾隆能干，就是康乾盛世；嘉慶、道光算是才智平庸；咸豐也一般，國家這時開始蒙恥；同治、光緒都是小孩，權柄由慈禧掌握，歷時近半個世紀。慈禧不是庸人，堪稱多謀善斷，但她不得不受制於時代與個人見識，等到慈禧完蛋，大清的陽壽也就被折騰 得沒剩下幾天了。
而整個清代王朝的衰竭，也許就是從乾隆65歲那年遇人不淑開始的。
話說1775那年，65歲的乾隆遇見了25歲的和珅。當時和珅只是一個御前侍衛，應役在大內抬轎。一次乾隆出行，走到一半發現少了儀仗，大怒，左右皆震懾，和珅卻應答如流，令乾隆異之。
和珅就此交上好運，之後一年，這個年輕人到了戶部侍郎，再過兩個月後升任軍.機大臣，接著一個月後榮升內務府大臣。到27歲時，和珅就有了在紫禁城裡騎馬的特權了，這種殊榮一般是給那些年邁走不動路的極品勳臣的。後來，和珅又執掌戶部和工部，40歲時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兒。
隨著和珅扶搖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敗壞，他建立的庇護制網絡，滲透到各省官僚特別是軍事部門之中。而圍繞和珅的庇護網絡，親屬關系、同鄉關系，到師生關系、上下級官員關系等私人關系滲透進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僅破壞行政效率，也成為腐化的根源，這與和珅的貪腐，又互為表裡。
和珅的好運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駕崩為止，他的倒台見證著乾隆朝最後年月的體面喪盡。嘉慶抄查其家產，總值達8億兩。清代國庫在1777年達到鼎盛 時，年終結余亦不過8182萬兩。
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幾已滅跡，貪墨之徒充塞中外。當平庸成為主基調時，也就是官場上下利用權力埋頭撈錢的時候了。及至道光時期,鴉片走私以新的時代形式，再次極大地敗壞了晚清官僚政治。
其實，和珅式的「權力決定財富」方式，不過是「部族政治」在經濟上的表述。皇帝以「天下公主」的名義集中一切資源（土地、財富、知識、權威等等） 時，這些資源就都被「權力化」了，而這種「權力資源」的「代理人」，就理所當然是和珅這些「部族政治」的得益者咯。
如學者王亞南所言，真正使晚清官僚政治「把一切弱點暴露盡了，一切丑丟盡了」，以至於成為「中國官僚政治史上結局最悲慘」的，還是清代官僚政治的另一層結構——滿-漢二元體制。
「滿-漢」「中央-地方」兩個體系的破裂
「部族政治」的一個命門在於，由於滿人的任命不能進入道、府、縣等地方上的基礎政治，這就要求地方不能夠擁有力量，否則滿人王朝可能會遭到覆滅。而太平天國這場叛亂，恰好調整了「滿-漢」二元結構的力量對比。從此，漢人在官僚行政中得勢，亦令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煥然一新。
曾國藩正是這種風雲際會的集中見證者。1852年，太平軍叛.亂初起時，他還只是吏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為母親守孝。由於太平軍席卷湖南，於是朝廷任命其為「團練大臣」，要求他在湖南組建一支團練。團練是八旗兵和綠營兵這兩種中央武裝以外的地方自衛體系。當時，抵抗太平軍的主力，仍是南京東郊的江南大營，和揚州城外的江北大營，團練充其量不過是輔助力量。
但曾國藩很清楚，綠營和團練，都不是太平軍的對手，如要有所建樹，必須超越皇帝的命令組建一支新軍。於是一支湘軍，便以類似「戚家軍」的軍制、以共同地方背景的基礎、灌輸以「維持名教」的使命感，建立起來。
事實上，湘軍的本身，就隱含著對清帝國.權.力的高度顛覆性。清代的軍隊，如旗兵和綠營，從來都直屬中央政府，曾國藩的湘軍，卻因為士兵都由將佐招募，也只對官佐效忠，而不知有中央。這實際上是成了地方上的一支「私家軍隊」。
湘軍的軍餉用度影響了清制。湘軍薪餉很高，普通兵士每月餉銀達4兩半銀，是一般家奴的十倍。面對這筆巨額軍餉，地方上就要有固定的財政支持，首先是賣 官鬻爵的收入，不久就有更大的來源——釐金。釐金1853年開征，是對存貨、運輸途中貨物或茶葉等產品按價征取的商業稅，金額穩定，數目很大。曾國藩的湘 軍先後征取過湖南、江西、湖北諸省的釐金。這麼一來，地方就慢慢擁有財政權。
1860年5月，江南大營的再次瓦解，成為清代歷史的拐點。這意味著南京以東的清朝正規軍被全滅，曾國藩和他13萬湘軍成為朝廷唯一的依賴。6月8日，曾被任命為代理兩江總督和欽差大臣，擁有指揮長江下游地區軍事的最高權限。
在形勢所迫下，「部族政權」終於網開一面，讓一個漢人集軍政大權於一身。這是清代歷史上開天辟地的事情。
這種「網開一面」，因為曾國藩的用人而繼續擴大。1861年，曾國藩舉薦李鴻章為江蘇巡撫，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為浙江巡撫。這些都是漢人。事實 上，曾國藩的私人幕僚和將官班底成了輸送行政才干的溫床、管道，其中湧現出許多一流地方官員，他們在19世紀後來的年代控制中國的軍政大權。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17日後湘軍解散。但在此前，曾國藩已按湘軍形式創建了淮軍，淮軍的繼續存在，使得曾國藩的權力傳遞給另一個漢人—— 李鴻章。日後，李鴻章身為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在1870-1895年間乃是中國實際上的「首相」。
曾左胡李等漢族名臣，終於守得清代中興。但如乾隆末期的極盛隱藏衰敗的因素一樣，中興也埋伏著終亡的陰影。滿族君主政體與漢族上層分子中的領袖 人物融為一體的這個保守聯盟，本身就是對「部族政治」的顛覆；王朝在苟延的同時，政治的權力也從滿人慢慢轉到漢人手上。
太平軍叛亂平定以後，中興名臣盡成封疆大吏，後來，淮軍漸變為練軍，練軍中著名的還有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和張之洞的自強軍。地方上從財政到用人再到軍 隊，都有了自己的權力，以省為單位新體制框架慢慢形成了。而「私家軍隊」這種軍閥特征，尤其成為了「部族政治」的挑戰因素。
既然滿不馭漢，中央不馭地方，「部族政權」的戲，就漸漸有心無力。待到1911年武昌新軍擦槍走火，各省相繼宣布獨立，而袁世凱又不能完全受中央節制的時候，大清皇朝終於就垮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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