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文章我的兩國論
另外備忘一篇文章~~~
中國時報 2010.10.27
我們的時代-中國的民生 不能與民主脫勾
張鐵志
剛結束的中共五中全會通過十二五計畫,目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致力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問題,並將國富轉為民富。這是要改變所謂中國模式的體質。但,可能嗎?
三十年來中國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成長奇蹟,但這個經濟奇蹟一方面造成「國富民不富」,另方面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貧富不均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中國的吉尼系數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二八上升到○九年的○.四七,而依國際標準來說,○.四%就是貧富懸殊極為嚴重的警戒線。此外,中華全國總工會指出,中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從一九八三年的五六.五%,降至○五年的三六.七%,下降了二○%。但同期,資本報酬比重卻上升了二○%。知名經濟學者陳志武教授的研究則指出,從一九九五年到○七年國家財政稅收翻了五.七倍,城鎮居民總體上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十二年中翻了一.六倍,農民的人均純收入上翻了一.二倍。
如鄧小平所說,一些人先富起來了,但他沒說的是,政府更是大富起來。一般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則是輸家。原因在於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首先,所謂的中國模式是建立在低工資、低福利和低人權上。中華全國總工會說,在過去的五年中,全國近四分之一的工人沒漲過工資。要能讓勞工工資正常成長,必須賦予工人有工資集體協商權。但這知易行難。今年發生南海本田停工事件的廣東南海,早在○七年就確立為工資集體協商的試點,但卻一直未能建立。畢竟,無論是工資集體協商還是最低工資制度,地方政府都非常不願意去推動,以影響招商。
「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還有兩大要徵,一是國家資本主義造成的國富民窮,一是權貴資本主義成為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根源,而這兩者又密切相關。
就後者而言,學者王小魯估計,○九年中國政府官員的灰色收入總額高達五.四萬億元,比中央財政總收入還要多。這個龐大的灰色收入來源主要是圍繞權力對公共資金和公共資源的分配而產生的腐敗、尋租、聚斂財富等行為,以及壟斷性收入的不適當分配。這種權錢結合的情形尤其表現在房地產領域。
就前者來說,國家透過對巨大國有資產、壟斷性國企的掌握,以及提高稅收,造成「國富民窮」的現象。在一九五一年的「社會主義中國」時期,民間消費占GDP的六八%,政府消費僅為GDP的一六.五%;到了○七年,民間消費降到GDP的三七.五%,而政府消費則上升到了GDP的二八%。據推算,目前在中國超過七六%的資產屬於政府。
如果政府掌握資源是為了壓制私人資本、推動社會公平,這當然有利於民生,但在中國這兩者都沒出現。根據陳志武的研究,中國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每年支出約六千億元,為GDP的二.四%,這筆錢分到十三億人身上,人均四六一元,相當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在美國,這些支出約為一萬五千億美元,為GDP的一一.五%,分到三億美國人身上,人均五千美元,相當於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八%。因此,不少學者建議應該減少勞動者的個人社保負擔,而國家應加大負擔,如此可以改善國富民窮,以及貧富差距的問題。
中國官方並非不了解這些病徵。但因為既得利益太過龐大,且可能危及統治聯盟的基礎,所以無法深刻的改變。更根本的是,中國的政經體制本質是「沒有民主的國家資本主義」。因為沒有民主,工人無法組織工會和具有集體協商和罷工的權利,所以這是徹底建立在對勞工的壓榨上;因為沒有民主,所以國家資本主義中的國家介入就導致嚴重的權力尋租集團,形成權貴資本主義;更重要的,因為沒有民主,所以民眾很難透過集體政治行動去改變資本主義的性質,讓這個資本主義更重視社會平等。好的民生體制必須以民主為基礎。(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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