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夕,國民政府加緊建軍,兵員擴充,裝備也顯著改善,甚至由德國協助建立了好幾個德式裝備師.但社會基本結構並沒有改變:土地劃分與人口及生產脫鉤,農業尚未融入市場交易規則,戶籍無從建立,生產無從追溯,如美國或俄國那樣大規模徵兵根本不可能.只有少數輕工業,只能生產輕兵器,甚至連供應全國軍隊制服也辦不到.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部隊都屬於一次性耗材:打完就沒了.後續補兵員只有靠熱血知識青年從軍,或是強迫老百姓當兵,也就是惡名昭彰的拉伕.

胡適說中日戰爭是中世紀國家對抗現代國家.汪精衛視察前線後,大為震恐,直言此仗如何能再打下去.

事後看來,稀奇的是中國何以能撐下去.

這一點,倒是蔣介石看得明白. 抗戰前夕,他在以徐道鄰名義發表的”敵乎?友乎”一文中,明白告訴日本,如果開戰 ,中國也有兩敗俱傷的方法:

1. 中國人皆已了解,中日之戰關乎華夏文明的存續.如果戰敗,中國便失去民族國家的資格,遑論地方勢力的消長.這是中日之戰的關鍵.

2. 中國仍是一個農業國家,社會體系仍是倚靠宗法體制運作,而不是依照商業交換法則.如果工商業與沿海大都市完全被消滅,對中國存在沒有影響.

3. 一旦日軍深陷中國泥淖,美俄極可能乘其後而侵犯日本本土.

錢穆先生說:中國自秦漢以下,不斷以理想控制現實.說得正是重農宗法體制無須借助科技進展卻能維繫廣土眾民的統一國家.只要是日軍達不到的地方,派出一些地方官員,依然可以掌握宗族力量而(強迫)動員.換言之,中國社會結構如同海綿,沒有主腦,一邊被砍去,另一邊仍存活.就算所有的日軍都搬到中國,控制的地方仍然有限,還是要時時刻刻擔心中國的反撲.

只是如此一來,中國軍隊都幾乎只能以人海戰術硬頂,本身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中國必須將日軍拖入泥淖,還得賭上國際反應是否能及時到來.日軍只求速戰速決,卻忽視國民政府抗戰之決心,與刺激中國人民族意識的後果.結果中國有戰略而無戰術,日本贏戰術而輸戰略.

為了阻滯日軍之前進,決黃河,火燒城也只好不顧人民死活硬著去幹,日後將遭致國內外一致痛責.戰術上也只好以拖帶變,也受到盟軍蔑視.然而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了抗戰的意義-中國民族意識崛起,決心改造中國體制成為現代工業國家,更不能忘卻戰場上明知上前只是犧牲,卻決心一己血肉充作日軍泥淖的官兵百姓.

上文說到,打開中國出路有兩大可能的方向.另一群人,決定走第二條路:戰時集體主義生產模式.他們以一次大戰以後的俄國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