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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大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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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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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衛填海
張爺
Chocola

抗戰是一個大題目.中國有史以來,體制經過幾次重大改變:

1.周朝封建體制
2.秦漢至清末的中央集權重農宗法體制
3.大陸的戰時集中主義體制
4.台灣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

中央集權重農宗法體制綿延二千年,直到鴉片戰爭後才開始變化.因為抗戰勝利,中國才正式揮別了這個階段,進入現代工業化體制.因此抗戰期間中國的奮鬥是歷史的一大關鍵.

二十世紀中日戰爭的遠因要從工業革命說起.二十一世紀以來,許多經濟史學家都認為,工業革命的根本原因在於歐洲特有的人口結構與模式.我要先從中國的人口結構說起.

黃仁宇先生認為,中華文明發源於大平原地帶,自成一完整單元.又因為長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以及季風氣候不穩定型態造成農業生產的變動,使得中原自周朝以來就有統一的動力.不僅如此,對付游牧民族的最佳武器是人口.漢文帝時宦官中行說降匈奴,對單于言,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一大郡.史記記載,伐匈奴北輸糧草,率十石致一石,都是明顯的例子.在這種環境下,中央政府的政策就是盡量鼓勵農業與增加人口,所謂足糧足兵是也.首先採用這個政策的是秦商鞅,遂為秦滅六國打下基礎.

秦國的政策有三大支柱:

1. 開放農地,取消封建層級,讓所有的人成為自耕農,中央政府直接徵稅徵兵.

2. 土地是不會變動的,各地的產出應與人力成正比,但有其極限.因此由土壤調查就可以估計每一個地方的稅收與人口數.

3. 為了鼓勵生育,土地繼承採依親疏關係而均分的制度,如此每個家族分支都會盡量增加後代,才能分到更多的地.如此形成的宗法制,也使得政府的行政成本極小化:任何繳稅服役的責任由家長依親疏關係劃分指派即可.

秦國因為此一"變法",掌握了其他六國完全無法競爭的稅源與兵源,遂無敵天下,一統中原.秦漢之際,華夏版圖擴張,於是政策上加入了第四支柱:

4.使用以會意象形為主的成熟漢字,脫離發音,因此不受各地方言影響,全國可以統一通訊.

二千多年前,這四大政策是非常偉大的發明,使得華夏帝國享有巨大的優勢,老百姓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政府有源源不斷的稅源與兵源.即使對付遊牧民族需要五比一的優勢,中國也打的起.

對當時的人而言,這是久經歷史考驗後人類所能想出的最合理政策,又因為其與宗法制度相結合,顯示出一種從個人,家庭,宗族,地方,乃至國家一體適用,一氣呵成的特點,遂賦與此政策一種自然秩序的觀感,因此經過陰陽學家的詮釋,儒家的補充,成為中國人的集體意識,而無須宗教的裝飾.

但是重農宗法制度有其代價:

1.即使總產出很高,人均收入一直維持低點,無法擺脫馬爾薩斯循環.

2.人口增加到某一程度,就超過政府所能管理的極限,上下隔絕,貪污腐敗開始出現,朝代開始衰亡.因此唐德剛先生說,中國朝代統治機器的使用年限是二百年.超過這個期限,零件朽爛太嚴重,無法修理,只能換一部新的.怎麼換?革命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人口減少,土地釋出,特權階級被清除,一切可以再次依商鞅的辦法重新擺佈.

3.在重農政策下,土地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產平台.農業需要人力,土地繼承又按照宗法制度親疏而定,因此合理的選擇只有一個:每一戶盡可能產生最多的子嗣.只是如此一來,生產永遠不可能有足夠結餘而可以發展貿易及製造業.重農與增加子嗣相互鎖定,其它的選擇無法競爭.因此重農宗法制度持續了二千年之久.

歐洲的人口政策與歐美貿易的開拓啟動了工業革命-這又是一個大題目,在此先不提.工業革命的結構是人力資源-科技-市場擴張的正循環.等到十八世紀末葉時,歐洲在科技與組織上獨霸全球,挾刀俎東來亞洲時,中國仍鎖定在重農宗法體制無法工業化,便如砧板上的魚肉了.

相反的,日本的人口結構與歐洲封建時代末期相近,引入歐洲的體制可謂一拍即合,因此快速工業化(另一個大題目!).

雪上加霜的是清朝的統治機器已臻二百年大限,變亂不斷.辛亥革命雖然推翻帝制,但重農宗法體制卻又無法與歐美日的市場入侵競爭,開始由下瓦解.一旦基層人口與生產不依照原先的土地規劃進行,中央政府便無從掌握稅源兵源,各地方的實力人物便紛紛出頭,以私人武力強行擷取地方人力與生產,於是成了軍閥.

在這種情形之下,打開中國出路有兩大可能的方向.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的規劃,一部分由蔣介石承繼實施:既然無法以歷代土地規劃為統治基礎,只好以沿海關稅為政府預算穩定來源,集中此一微薄的資本,建立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的製造業區域,吸收農村人口,漸次將工業化區域擴大.

這個方案收效快,但風險在於無法掌握廣大農村,基礎薄弱.況且日本虎視眈眈,有多少時間將它推廣出去很難說.

不過五十年後,此方案在不同基礎上重獲採納,獲得奇效.

民國二十六年日本侵華前夕,國民政府年度預算是可憐兮兮的四億美金,工業底子微薄,都集中在長江三角洲一帶.戶政無從建立,徵兵無從徵起,兵源都來自招募.政府拼了命的拖延時間,希望至少能建立輕兵器工業.

日本人輕蔑的說三月亡華,其實不算離譜.

但是他們不了解秦漢法度的四大支柱倒下了三支以後,還有一支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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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諸君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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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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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cola

成王敗寇的時代,各位仍求以史為鑑,在下向您致意.

我的想法:我們對於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了解有多深?如果我們處在當時的狀況,持著最良善的目的,有多少選擇來處理問題?

司馬遷同情項羽韓信,頌讚游俠,是因為他被劉徹處刑,還是因為感嘆華夏文明的另一種可能?

王安石變法失敗,是因為他的人格操守有問題,還是他在執行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我將在抗戰大歷史(下)回應各位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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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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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俠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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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文章什麼樣的史觀較合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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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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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m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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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鬼子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以軍事行動侵略中國,是在初期的軍事行動中獲得了甜頭,也發現到中國內部分崩離析,不堪一擊。

    在明治維新後日本在國力上不斷增強,尤其在那個時節,工業軍事力量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國力強弱是很明顯的一個事實,同一時期得中國有著「自強運動」,而兩者最後的成就在甲午戰爭做了驗收,之後日本就根本瞧不起中國,更在中國領土上跟俄羅斯打起了 唱「日俄戰爭」,也將蘇連打敗,這也就讓日本跟志得意滿,而軍方勢力也逐漸高漲。

    同一時期的中國所表現出來的是衰敗、混亂與沒落,之後的八國聯軍、「立憲運動」史的中國的國力更加衰弱;於是乎 孫文的武裝革命由不受支持而至廣受支持推翻了滿清朝庭的統治,雖然開創了中華民國,但其本身的力量並不足以維繫成果,還是得靠當時原清廷擁有軍事實力者,故有了讓為大總統給袁世凱的戲碼。而原士凱的皇帝夢破碎就造成軍閥間的混戰,在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成了形式上的殼而已!各軍閥是力有著各不同列強勢力的支持。終究 孫文打著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旗號的革命運動對於既得利益的列強可是一剝奪其利益的威脅。

    當然在這段時間中,中國內部各勢力的相互混戰,對日本是至其列強而言絕對是攫取利益的大好時機,但之後經由南方國民黨發動的東征北伐逐漸湊效而隨著張學良東北的易幟而將中國統一,對於緊鄰中國的日本壓力最大,因為一旦中國強大,日本不僅無法在中國以軍事力量獲取利益,對於其本身受到的軍事威脅也難以抵擋。

    因此,日軍加緊侵略的腳步,但中國自清末列強侵華的屈辱中所激起的民族主義跟愛國意識已然成形,而日軍在華的躁進,只是成為這股風氣的靶子而已。因此,抗日形成一股愛國風潮,甚至在九一八事變中蔣介石最終因東北丟失而去職。而一二八上海戰役的爆發,卻讓他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個舞台重新獲得政經甚至軍事上的實際權力(而濟上在那個屬於以黨領政的環境下他可沒放掉中國國民黨總裁一職),而主導著整個中國政局的發展(不過蔣介石厲害之處是尊崇已為國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直到林森於主席任內是事後才又繼任為國民政府主席,雖然當時他是中國國民黨的總裁,而當時國基是處於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故實際權力在他手上)。

   至於民國十七年中國形式上統一後,內部又發生中原大戰,這是一場內戰,其規模亦不算小。而國共之間的武裝鬥爭是蔣介石及於在對日作戰前極欲解決的一件事,因此其對日本的侵華行動是百般忍讓,但也讓中共找到攻擊的焦點,獲取不少支持。

    而西安事變卻是一個轉折點,原本中共想藉東北張學良兵變抓取蔣以獲取政治上之權力,但其後頭之主子蘇聯衡諸形勢認為不妥(因為講的聲望跟實力是中國當時可以領導對日作戰的不二人選),於是乎蔣得以返回南京。而到了七七事變,日軍入侵宛平以迄平津,全國已達鼎沸,故只有不顧一切宣布對日作戰。但當時中國軍事實力仍不如日軍,所以華北戰場上的失利是顯而易見。倘若讓日軍循蒙古征服中國的策略與方式為之,日本以軍事力量亡中國是早晚的事。所以八一三松滬之戰的開打,將日軍得主力暨國際焦點吸引到上海這個國際勢力匯集的地方來,說穿了是政治上量大於軍事上的考量。在這一場戰爭中足以讓日軍吃盡苦頭的是少數的幾個德制師(就是由德國軍事顧問訓練濟德制裝備的部隊),而讓日本陸軍有著在跟德國陸軍作戰的抱怨。雖然當時政府從全國其他地方投入大量部隊,只不過讓上海戰場成為一個血肉磨坊,裝備上的懸殊對日軍的為害並非沒有,但中國部隊的損失可不算小。但在政治上對內不僅打出了民氣來,或許也讓國際對中國軍隊的觀感為之一新。

        但之後上海的撤退演變成了一場大潰退,反倒讓日軍誤判亡華近在眼前,南京大屠殺的出現,或許是日軍在之作戰蒙受嚴重損失的一種報復,亦或許是一種征服者的威嚇,但從歷史上而言,這絕對是凝聚敵方勢力對己反撲的一種方式。除非是如同蒙古西征的屠城,能夠將征服地區的所有有生力量給消滅殆盡或許才會有效!

        事實上當上海戰役結束後,中國軍隊已經幾乎損殆盡,這也就是日軍能夠在上海戰事結束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將南京攻陷的主因之一。而在蠻長的一段時間中,中國軍隊也無力發動一場大會戰,而日軍也因被長江一線作戰而打亂的軍事布局也急於回歸到原先的布局,也就沒有沿著長江一線一路追擊,而讓逃至武漢的中國政府有了喘息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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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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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衛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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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帥中能打仗的只有林彪、徐向前、彭德懷、劉伯承。其他有的因為資歷及政治正確而當選的。在國共內戰中起主導作用的數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由於以前是紅四的人也不是太受重視的。

朱德、陳毅、聶榮臻打仗也不行,葉劍英在於資歷老和懂得見風使舵。

國民黨的失敗是多方面的,從現在台灣國民黨進退失據可以看得出以前的國民黨也存在這樣的弊端。

輿論宣傳輸於共產黨,另國民黨各自為政,組織內部鬆散,團隊精神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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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認為黃仁宇說的都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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傌偀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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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爺
幕影
Chocola

黃仁宇用種種理由合理化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我覺得最奇怪的一點。倘若國軍上層無共諜潛伏,中共十大元帥在長征中死掉一半,國軍剿共後再解甲歸田,或是沒有西安事變,歷史完全有可能發展為抗日勝利後中華民國和平建設,開展新的中華民族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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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先生的抗戰大歷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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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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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minc
文俠隱
Chocola

對中國近代發展史,大概沒有人可以比黃仁宇先生了解得更深刻.

要了解抗戰,必須從他的"二十一世紀與資本主義"與"中國大歷史"讀起.我在二十年前,初讀黃先生的著作,只把它當故事書看,沒想到最近讀了一些工業革命與人口結構關聯的研究,才忽然懂了黃先生的書在說甚麼.

在此寫的短文只能做黃先生理論的註腳的百分之一.我誠心的希望讀者們能找到黃先生所有的著作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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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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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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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爺
精衛填海
Chocola
傌偀仇

蔣介石對抗戰的意義及戰略想法,其實開戰前就已經明明白白發表在"敵乎?友乎"一文中,摘要如下:

1.現在日本如欲東向美國啟釁,中國即在其背面,如欲北向蘇俄開戰,中國即在其側面,所以日本如欲對美對俄備戰,如不消弭側背方面的顧慮,豈但沒有制勝的把握,直無開戰的可能。但消弭側背方面顧慮的方法,本來也有兩途,一種是以力量絕對控制住這個鄰國,使無能為患,一種是與這個處在側背方面的鄰國結成協調關係。現在日本人既不從協調方面與中國提攜,則日本的打算,顯然是採取以強力控制中國的辦法,然日本能否絕對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呢?而且以我們所見,中日兩國既已交惡到這般田地,只控制中國也還不是辦法,而必須在對美或對俄開戰以前徹底滅亡了中國,若日本不能如孫中山先生所說,十天以內滅亡了中國,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因日本滅亡中國的時間,如要用三個月十個月或半年的期間,則美或俄必不能坐待日本之從容對付中國.

2. 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為戰事的終結,但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佔領政治中心為要,但在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日本至多也不過能佔領到中國若干交通便利的都市與重要的海港,決不能佔盡四千五百萬平方里中國全土。中國重要都市與海港全被佔領時,在中國誠然將陷於極度的困苦與犧牲,然日本亦何嘗能徹底消滅中國之存在

3. 日本人自命能通中國的歷史,以為漢族為主的中國,在六百餘年前可以亡於蒙古人,在三百餘年前亡於滿洲人,何嘗不可於今日亡於日本人之統治,此又為一種觀察之錯誤。因在宋或明末時代,中國人民除少數儒者外,幾直不知有更易朝,或少數民族入主中國的一回事,但在二十餘年前推翻滿清的時候,則不僅革命先覺起而奔走,也有多數民眾參加其間,滿清統〔第151頁〕治的推翻,是同盟會「軀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四句口號所號召,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劃一顯明的時期,與從前易姓改代截然不同。自此以後,至少人民已了解民族主義的意義,至於今日全國在學的大中小學生一千二百萬是具有深固的民族意識的,加以前清以來,凡是識字的成年國民,以總人口百分之十計算,也有四千八百萬人,皆知道亡國是怎樣一回事。中國歷代以來所以能屢蹶屢興,不受制於外族,就因為中國有見危授命的民族精神和累世相傳的所謂天地間之正氣。這種精神和正氣,在危亡末運之際,常藉忠臣志士可歌可泣的行為來表現,而歷代師儒遺民著書倡導,播之歌謠戲劇,成為中國主要的社會教育,這一種遞相傳授的教育,根基異常深厚,幾乎中國人的血液中先天就多少帶些這種教育影響的。即如近代中國的主要人物中,也還有常常引用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以及「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等說法,作為砥礪志節的格言。所以日本人不應該祇看見宋明亡國時的情形,而不看見元末清末中國民族再起時的情形,不應祇看見宋朝的秦檜張邦昌而不看見岳武穆與文文山,不應祇看見明末的洪承疇吳三桂而不〔第152頁〕看見史可法鄭成功。到了近二十年民國時代,日本一般後起的中國通,更不應祇看見袁世凱等帝制自私的軍閥行徑,而忽視了孫中山先生等革命救國的犧牲精神。要知道這種精神和正氣,向來瀰漫於中國民族之間,更加以近代民族主義的灌輸,使這種精神更有所寄託而為更大的發揮,所以觀察中國民族,決不能以少數無恥軍閥官僚作代表,而以為一概可以威脅利誘的。這一層意義,在日本新進的「中國通」,實在太不了解.

4. 現在中國革命期內民族意識的高漲,已絕不容當局有一毫之自私,既然抱定「與國同殉」與「死而後已」的觀念,還有什麼畏怯顧慮的地方?中國方面採取這種「時時可死,步步求生」的革命戰略與方針到底,相持不下的結果,也必使日本同歸於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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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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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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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宇文芳網友的好文 , 也請尋王社群對此文有興趣的網友參與討論 ~~~~~~

Chocola會做些功課再發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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