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是一個大題目.中國有史以來,體制經過幾次重大改變:
1.周朝封建體制
2.秦漢至清末的中央集權重農宗法體制
3.大陸的戰時集中主義體制
4.台灣與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
中央集權重農宗法體制綿延二千年,直到鴉片戰爭後才開始變化.因為抗戰勝利,中國才正式揮別了這個階段,進入現代工業化體制.因此抗戰期間中國的奮鬥是歷史的一大關鍵.
二十世紀中日戰爭的遠因要從工業革命說起.二十一世紀以來,許多經濟史學家都認為,工業革命的根本原因在於歐洲特有的人口結構與模式.我要先從中國的人口結構說起.
黃仁宇先生認為,中華文明發源於大平原地帶,自成一完整單元.又因為長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以及季風氣候不穩定型態造成農業生產的變動,使得中原自周朝以來就有統一的動力.不僅如此,對付游牧民族的最佳武器是人口.漢文帝時宦官中行說降匈奴,對單于言,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一大郡.史記記載,伐匈奴北輸糧草,率十石致一石,都是明顯的例子.在這種環境下,中央政府的政策就是盡量鼓勵農業與增加人口,所謂足糧足兵是也.首先採用這個政策的是秦商鞅,遂為秦滅六國打下基礎.
秦國的政策有三大支柱:
1. 開放農地,取消封建層級,讓所有的人成為自耕農,中央政府直接徵稅徵兵.
2. 土地是不會變動的,各地的產出應與人力成正比,但有其極限.因此由土壤調查就可以估計每一個地方的稅收與人口數.
3. 為了鼓勵生育,土地繼承採依親疏關係而均分的制度,如此每個家族分支都會盡量增加後代,才能分到更多的地.如此形成的宗法制,也使得政府的行政成本極小化:任何繳稅服役的責任由家長依親疏關係劃分指派即可.
秦國因為此一"變法",掌握了其他六國完全無法競爭的稅源與兵源,遂無敵天下,一統中原.秦漢之際,華夏版圖擴張,於是政策上加入了第四支柱:
4.使用以會意象形為主的成熟漢字,脫離發音,因此不受各地方言影響,全國可以統一通訊.
二千多年前,這四大政策是非常偉大的發明,使得華夏帝國享有巨大的優勢,老百姓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政府有源源不斷的稅源與兵源.即使對付遊牧民族需要五比一的優勢,中國也打的起.
對當時的人而言,這是久經歷史考驗後人類所能想出的最合理政策,又因為其與宗法制度相結合,顯示出一種從個人,家庭,宗族,地方,乃至國家一體適用,一氣呵成的特點,遂賦與此政策一種自然秩序的觀感,因此經過陰陽學家的詮釋,儒家的補充,成為中國人的集體意識,而無須宗教的裝飾.
但是重農宗法制度有其代價:
1.即使總產出很高,人均收入一直維持低點,無法擺脫馬爾薩斯循環.
2.人口增加到某一程度,就超過政府所能管理的極限,上下隔絕,貪污腐敗開始出現,朝代開始衰亡.因此唐德剛先生說,中國朝代統治機器的使用年限是二百年.超過這個期限,零件朽爛太嚴重,無法修理,只能換一部新的.怎麼換?革命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人口減少,土地釋出,特權階級被清除,一切可以再次依商鞅的辦法重新擺佈.
3.在重農政策下,土地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生產平台.農業需要人力,土地繼承又按照宗法制度親疏而定,因此合理的選擇只有一個:每一戶盡可能產生最多的子嗣.只是如此一來,生產永遠不可能有足夠結餘而可以發展貿易及製造業.重農與增加子嗣相互鎖定,其它的選擇無法競爭.因此重農宗法制度持續了二千年之久.
歐洲的人口政策與歐美貿易的開拓啟動了工業革命-這又是一個大題目,在此先不提.工業革命的結構是人力資源-科技-市場擴張的正循環.等到十八世紀末葉時,歐洲在科技與組織上獨霸全球,挾刀俎東來亞洲時,中國仍鎖定在重農宗法體制無法工業化,便如砧板上的魚肉了.
相反的,日本的人口結構與歐洲封建時代末期相近,引入歐洲的體制可謂一拍即合,因此快速工業化(另一個大題目!).
雪上加霜的是清朝的統治機器已臻二百年大限,變亂不斷.辛亥革命雖然推翻帝制,但重農宗法體制卻又無法與歐美日的市場入侵競爭,開始由下瓦解.一旦基層人口與生產不依照原先的土地規劃進行,中央政府便無從掌握稅源兵源,各地方的實力人物便紛紛出頭,以私人武力強行擷取地方人力與生產,於是成了軍閥.
在這種情形之下,打開中國出路有兩大可能的方向.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的規劃,一部分由蔣介石承繼實施:既然無法以歷代土地規劃為統治基礎,只好以沿海關稅為政府預算的穩定來源,集中此一微薄的資本,建立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的製造業區域,吸收農村人口,漸次將工業化區域擴大.
這個方案收效快,但風險在於無法掌握廣大農村,基礎薄弱.況且日本虎視眈眈,有多少時間將它推廣出去很難說.
不過五十年後,此方案在不同基礎上重獲採納,獲得奇效.
民國二十六年日本侵華前夕,國民政府年度預算是可憐兮兮的四億美金,工業底子微薄,都集中在長江三角洲一帶.戶政無從建立,徵兵無從徵起,兵源都來自招募.政府拼了命的拖延時間,希望至少能建立輕兵器工業.
日本人輕蔑的說三月亡華,其實不算離譜.
但是他們不了解秦漢法度的四大支柱倒下了三支以後,還有一支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