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外國領袖像就是以外國為祖國？那共產黨比國民黨恐怕要遜色多了，你國小畢業了麽？連最簡單的是非都不知道了？

共產黨當年在江西瑞金發行的蘇維埃錢幣。這段歷史永遠抹殺不掉的。

洛川會議講話來源於李銳和戴晴的回憶錄。

李銳為毛澤東秘書，參加過廬山會議，戴晴是葉劍英養女。這兩位都是體制內人物，他們瞭解的中共內幕遠高於常人。不能因為有了不同意見就立馬翻臉認為人家說的都是謊言。這種習慣共產黨一直很好地傳承下來了。

一、你提供的照片寫的很清楚：根據1952年8月第一版重排本，1966年7月改橫排本，1967年第1次引刷。根本不是新版本。

你有這套毛選？很好哇，你找找看上邊有那三段話嗎？是不是編造的不就一目了然了嗎？

二、當時改編成國軍是抗戰形勢所迫，感情上是極不情願的，決不會沒有宣佈改編命令就先把自己的名稱改了的道理。

三、中華蘇維埃只是仿蘇聯的政體，並不是把蘇聯當成祖國。共和國也同樣是舶來品，建立共和國政體就是把西方國家當祖國麽？

1951年10月，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發行，這一卷包括毛澤東在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寫的17篇著作。1952年4月，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出版發行，這一卷包括毛澤東在抗戰戰爭前期，即1937年7月至1941年5月間寫的40篇著作。1953年4月，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出版發行，這一卷包括毛澤東在抗戰戰爭後期，即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所作的31篇著作。1960年9月下旬，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發行。------------在1967年將以前不同時期的四卷《毛澤東選集》豎排版改為橫排版同時出版，我手頭上剛好有一套1967年版的。

反駁別人，要針對別人的具體論點、論據、論證説話。戴晴也好，還是其他人員也好，他們的説法都是一家之言，並不能因為符合自己的口味就直接拿來做證據，因爲你不知道他說的到底對不對。

比如戴晴的文章，粗看一下就知道她對洛川會議並不熟悉，“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這種説法是錯誤的，洛川會議是22日以毛澤東的軍事和國共關係報告開場的，張聞天的政治報告則是24日做的。連最基本的事實都稀里糊塗，怎怎麽能引用他的説法證明自己的觀點呢？

我認爲所謂毛澤東洛川會議講話是胡編濫造提出了三點論據：

第一、沒有所謂的1967年版《毛澤東選集》

細看一下照片就知道了，這個版本不是什麽新版本，只是在1966年把1952年的竪排版改成了橫排版，1967年印刷，内容並沒有變。

第二、毛澤東22日發表講話在先，25日宣佈改編命令在後，毛澤東講話時共軍還叫工農紅軍，不叫八路軍，毛澤東的那個講話中不應出現八路軍這個稱呼。

第三、。“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這句話尤其虛假可笑，這不是毛澤東的語言，活脫脫某些自小被洗腦的殺豬拔毛的反共狂語言。

反駁我，還是有點針對性才有説服力。

中共历史上的洛川会议

作者：戴晴

听众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庐山会议。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与周小舟等五个人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的那句话。当时，毛刚刚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他相当不平静地讲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发生在陕北的那档子事——史书上记载的洛川会议。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怀的“历史账”。他说：在中共性命交关的历史时刻，彭德怀所领导的“华北军分会，不同意中央的游击战方针”。毛的用意，是要让周小舟他们知道，彭在历史上是反过自己的，不要站到这人一边。

在中共党内，谁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会议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变”，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局面——国民党不可再打共产党，而是和共产党一起打日本。这一局面，不仅使共产党免去遭国军军事围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稳了。但这“战”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产党既得一个爱国好名声，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一点点力量在战场上拼掉？共产党将领们的意见，就相当不一致了。

当时，延安向“蒋委员长”呈报抗战力量四万八千人，其实实际作战部队不过三万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认两万。那时正值“七七事变”刚刚发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前线，接受阎锡山指挥。作为中共代表，周恩来也一次次从南京来电，代为催促。

虽然到了1959年，坚持有话就直说的张闻天也被打入“彭德怀集团”，但在1937年，这位当时的总书记，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也认为应当立足于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对于政府的“电令”，总以种种借口推托。

但形势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已经无法再拖。怎么办？大家都记得毛泽东那时候有两顶军帽：八路军的一顶；红军的一顶，那顶有着红五星的灰帽子却是无论如何舍不得丢下的。虽然口口声声“拥护蒋委员长”，八路军三个师的指挥权，也是绝不能轻易交出的。他提议将各地将领召回，举行党的会议，确定军队开赴前线的对策。地点就选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此时是1937年8月22日。

这是一次为期四天、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并不像对遵义会议那样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将它翻检出来细细审视，实在因为我们中国再度面临国共两大党谈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被双方或掩盖、或改写的史实一一剥出，分清是非曲直，作为今后的借鉴。类似这样的剥离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熟悉周恩来在1950年代初所说过的那段话。当时，他为了帮同推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极为诚恳地谈到“革命如何选择了”“在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正确的”毛泽东。当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已经具有非常高的声望的周总理，在说这一段话时，不知有没有将洛川会议包括进去。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不但在这次会议之前的数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泽东；在长征后的这个洛川会议上，作为“长征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的周，最后失掉了他“军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会议，是以张闻天的报告开场的。

由于为人的清正和后来所遭受的磨难，张闻天今天已被奉为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等等。惟独这份报告，不见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编者认为无关紧要，还是有意为贤者讳。

在他的形势报告里，不乏对于蒋介石在过去的十年如何仇视共党、如何背信弃义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评说——这都是我们在日后的史书里读过无数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个的议案。他建议，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学列宁，学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聪明绝顶的“一箭双雕”：让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的策略。具体到中国么，就是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接着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提出“实际策略”；强调一定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通过这样的办法“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虽然不可以完全不理会，但要“维持绝对独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报告延安听候处置。凡不利于八路军的，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时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的当口，到会的22个人，多不同意这两位领袖的意见。特别是周恩来，他当时不但依旧是最高“军事三人组”成员之一，更是共产党派到南京、处理种种与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后对毛泽东唯唯诺诺、奉若神明不同，周恩来当时明白表示：既然已经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编，就不可以公开违抗命令；也不可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有利时可打规模较大的运动战——即使因此而蒙受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在人民面前证明了我们努力抗战。

即使在党内，毛泽东“伟大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意图也只能意会，如果大家在会上公开摆道理，对“自保中求发展而自保第一”派显然不利。毛于是建议休会三天。在这三天一里，周恩来被请到一旁“休息”，毛则坚守岗位，亲自对带兵打仗的将领们苦劝——想来，彭德怀就是在那时候发表他“与中央不同”的意见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发布了很看得过去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共产党的军队接受改编。

会后，新当选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安排八路军的三个师循不同路线先后开往前线。他当时最担心的是周恩来（他这回当选为军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动作；以及将领们一不小心去充当抗日英雄。还好大家党性都很强，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个师都稳在游击状态。

周恩来没有返回南京——以洛川会议的精神，他是无法回去面对的——他去了山西。丢下一句话：“去前线看看，帮八路军干部办点外交”，实际一呆三个月。对此，毛很不满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动，还在9月底主持策划了平型关大捷。这场简直成了日后共产党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让意志坚定的毛改主意。他当时的评价是“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并正式向周恩来、刘少奇发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颂扬中，有一条“在危机的时刻挽救了党”。正是洛川会议策略，使共产党的军队在八年抗战期间，从三万人发展到了近一百万，使得毛泽东的理想：“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得以实现。

【聯合報╱記者陳洛薇／台北報導】

五 十 位大陸畫家花了五年半時間集體創作八年抗戰的故事，按真人比例實錄一千多名歷史人物，畫家歐治渝甚至用眼過度差點失明。看到台灣抗日英雄肖像也入畫，台灣 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理事長林光輝說「很感動」。 

在大陸知名文化學者王康的號召下，江碧波、歐治渝、張春新、馬一丹等五十多名大陸畫家、歷史學家開始創作，這幅名為《浩氣長流》的巨畫，由六個部分組成， 分成《故國》、《青天碧海》、《山河歲月》、《血肉長城》、《精神堡壘》、《信義和平》和《祈禱》，創下史上最長畫作的紀錄。 

畫家馬一丹住在重慶沙坪壩大樓的一層辦公室裡作畫，從炎夏畫到寒冬，吃住都在畫室，每天工作長達十五、六個小時。負責《血肉長城》及《青天碧海》的畫家歐 治渝，一個人畫完二百多位陣亡將領，最後還因用眼過度，一隻眼睛險失明。 

(這其中竟有二百位以上的國軍將領 )

《青天碧海》畫的是台灣抗日志士，包括蔣渭水、李友邦、賴和、簡吉、林獻堂、楊逵、羅福星、丘逢甲、莫那魯道等廿八人。《血肉長城》畫作正上方有四個大字﹕ 「浩氣長流」。 

李友邦之子李力群將邀請當年抗日組織「台灣少年團」的志士七、八人參加開幕式。台灣抗日志士親屬協進會理事長林光輝說，他們都已經八十多歲了。林光輝表 示，他的祖父林祖密也是台灣抗日英雄，由於大陸畫家的資料有限，並沒有將他祖父入畫，但他覺得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的大事，看到在對岸的大陸人畫出台灣抗日 烈士肖像，「我十分感激，幾位台灣抗日烈士的後代也雀躍歡欣！」 

「這幅畫不是教科書，它是還原歷史，我們不是訴諸仇恨，是想還歷史一個公道，找回民族大義！」王康說，希望將來這幅畫還能在香港、美國、英國、東南亞、日 本等地展出，讓世人記得戰爭的殘忍，了解和平的可貴。 

　　30.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又執行了李立三、王明等人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要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31.彭反對毛主席的獨立自主發展遊擊戰爭的戰略思想，喜歡大軍團作戰。一九四0年八月背著毛主席夥同朱德擅自搞了個“百團大戰”，戰役進行了三個月二十五天，暴露了我軍主力，使日寇攻打蔣介石的軍隊來進攻我軍，保護了蔣介石，使我軍和根據地遭受嚴重損失。當時蔣介石立即電報嘉獎：“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除電飭其他各戰區積極出擊，以策應貴部作戰外，仍希速飭所部積極行動，勿予敵喘息機會，徹底斷其交通為要。”彭則馬上答應：“把勝利擴大到各條戰線上去，擴大到抗戰的各方面去”。“彭德懷在給劉少奇打去的電報中暴露了他發動“百團大戰”的目的，“百團大戰為的是打破當時日寇對重慶的壓力”“假使敵人還要進攻，威脅到重慶……我們又要繼續，百團大戰撐起了蔣介石的腰。”

　　32.彭德懷在抗日戰爭中對抗毛主席提出的“發展進步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指示，認賊作父，肉麻地吹捧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蔣介石是“領導抗戰的英明領袖”，甚至說：“八路軍……三年來堅決擁護蔣委員長的抗日國策，堅持了華北敵後抗戰，建造了很多抗日根據地，維護了敵後方廣大人民的心，使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插遍華北每一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