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eijingspring.com/c7/xw/wlwz/20091007203454.htm

來自底層的真相與控訴

日期：10/7/2009 來源：觀察 作者：楊銀波

並未遠離血汗與廉價

一位至為性情的貴州布依族友人，懷揣242元的硬座火車票，帶著一臉焦灼迷茫，從廈門站西向而去。別前，與我乃有三局廝殺激烈的Snooker（斯諾克英式檯球）。友人用帶越南口音的普通話說：「阿波，這三局Snooker，如果今天不打，也許20年後也不見得打得成。」他接下來的目的地，是四川省西昌市的一家偏僻公司，「廈門這邊工資太低，累死累活，活不下去了。我先到重慶，轉車到成都，如果在成都體檢合格，我也許一輩子就耗在西昌了」。當K336次列車啟動，送客的擁擠人流一一招手揮別，我再回頭看那漸行漸遠的友人身影，止不住想到他的未來前途將有幾許坎坷，及至想到當代失意青年在當今社會的掙扎、徬徨，追問出路何在，光明何存。

眼下，在以血汗工廠、廉價勞動力盛名的中國大陸，多少80後、90後正在吃著「餓不死卻累得慌」的青春飯。他們並不因時代的差異而遠離血汗與廉價，相反，在他們渴望自由與財富的同時，對那繁重而機械的工作，正在與日俱增著厭惡與無奈。為了能夠賺到房租，吃得起簡單的飯菜，為那每月底薪僅幾百元的工作，放棄著一切不切實際的想像，甚至逃避著應盡的責任，遠離著本該有的快樂。長期超負荷的機械勞動，更致使憂鬱、自閉、消沉、麻木，在一雙雙原本明亮清澈的眼睛裡，看見的卻多是灰暗、冷漠與自哀自憐。

友人出道甚早，與眾多中途輟學的打工仔一樣，在廣州、昆明、成都、重慶、廈門等城市，務工近十年。如今回望過去，除散落天涯的朋友尚有記憶，刻骨銘心的疲憊尚有感覺，剩下的，就是一事無成，兩手空空。這些年，我已不知送別多少這樣的朋友，他們曾經豪情萬丈，夠拚搏、夠努力，然而僵化的勞動、植物人流似的兩點一線，日日、月月、年年如此，太多的理想已經進入歷史，隨之而來的是極度的絕望和迫不得已的忍耐。至於興奮，唯有那每月的工資條，飄到你手中的一剎那。你計算著這1000元左右的工資，又將還誰多少錢、繳多少房租，一旦逛逛商場，你再在灰暗的房間裡一張又一張地數著那剩下的元、角、分，你會警覺到，你又將焦慮於怎樣艱難地拖過這個月了。

繼續關注民工的錢與命

號稱經濟增長率一直在8%～9%的中國大陸，打工仔、打工妹的工資卻一直如此之低。有「雞蛋互生」之論，如此解釋這一問題：工資低就難消費，難消費就難生產，難生產就精於計算生產成本，於是，就讓你們這些廉價勞動力繼續廉價下去。這一論點，講出了萬千道理之一，卻實在無視中國經濟發展的利潤成果正被高官、權貴、富商等特權群體集體瓜分。網上有一篇《中國人工資低的真正原因》認為：中國勞動收入被剝奪的野蠻程度，已經打破了原始資本主義底線。「壟斷利潤、資本和財政稅收正在形成我國社會的三大寡頭，他們合起伙來拿走了GDP和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大多數人所分配到的，不過是殘羹冷炙，餓不死也闊不了。太多底層人的真實生存狀態，正如一句俗話——「好死不如賴活著」。

現今的物價飛漲時代，打工青年們只能節約、節約再節約。每天緊巴巴地計算著買些便宜的色拉油和大米，少吃一點肉和水果，甚至為避免大筆消費，不參與訪友式的聚餐請客，不去旅遊景點觀光購物……凡此種種，都凸顯一群與20世紀90年代民工潮爆發時70後民工無甚差異的窘迫狀態。大批量的農民進城務工，如果從 1992年左右算起，這歷史至今已有17年。這17年來，以青年為主體的打工群體，究竟在境遇上是何變化？是改善了，還是在本質上雷同？這可以檢閱出當代中國勞工處境的真相。

17年前的民工潮，有乘火車因為擁擠和躁熱而突然瘋掉跳窗而死的，有被一群所謂「黑社會」用各種手段在各火車站騙人、搶劫的，有外來民工與本地人之間發生激烈衝突的，有此籍貫群體與彼籍貫群體血腥鬥毆的，有派出所一旦發現外來民工鬧事就打得你吐黃水的……那時的手機並不流行，不存在互聯網，遠程信息傳遞僅僅依賴於座機電話、電報和寫信。至於收入，實在有太多的企業使用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金額來支付，扣押身份證、拖欠工資、剋扣工資、強行加班、毆打工人的事，實屬平常。那是最原始野蠻的資本剝削時期，而面對這一切，勞動部門的敷衍塞責以及警察先入為主、內外有別的歧視，更是常見。

好不容易，歷史終於進入到當局高調關注「三農」問題的時期。從農民身份進化到農民工身份的人，他們的諸多困惑、無助與絕望開始大量見諸於報端和電視鏡頭。農民工的群體事件，大多針對著工資低、拖欠工資、工傷等問題，一次次衝擊著人們的視線。20世紀初產生的冷血字眼「跳樓秀」，那時不知令多少人深感震撼！為避免更多人的麻木，跳樓已屬一般，乾脆直接阻斷交通，甚至如阿星、劉長青那樣提起刀，向資方報復。更危險的報復也在滋長，那被歧視壓迫已久的原本善良的人，竟走上黑道，以一種殺戮的方式告別貧窮，告別膽怯……「民工的錢與命」，曾是我2005年在台北中央廣播電台的主講題目，當年一講就講了14集，如今這錢與命的問題，一直都在延續，遠未結束。

始終嚴峻的問題：工資低

眼下的民工群體，同樣遭遇著工資低、拖欠工資、工傷等問題，雖然不再如以往那樣百般忍受或者以死相挾，但是在他們中間實在沒有產生大批的維權能手，也很難看到他們的身後有一群知識精英去搭建維權聯盟。從70後到如今的80後、90後，繼續一盤散沙，繼續任人宰割，繼續在無數血汗工廠日復一日地被當作機械的零件、廉價的勞工。舉目望去，這清晨大街上流動的穿著各式廠服的阿仔阿妹，他們還沒睡醒就被趕入車間，你看不出他們有令你眼前一亮的任何表情。這，應該是他們的狀態嗎？

1992年的時代，大學生尚且自感優越，而到了今日，即使是碩士、博士，也是同樣尷尬。高文憑，已經不再是找到高薪工作的敲門磚。昨日，一位1986年出生的女工很沮喪地對我說：「其實，我好羨慕那些可以讀書的人。你知道嗎？其實我連小學都沒有畢業。」說罷，紅著臉，一臉羞愧地低下頭。我安慰她：「文憑早已大大貶值。相反，一技之長至少可以謀生，走到哪裡都有飯吃。何況，多少學海中振振有詞的書呆子，一旦跨出校園門檻，看那川流不息的社會大潮，就必須洗掉以前所學的大部分東西。教育早已嚴重脫節於社會變革，你這麼早就出道掙錢，比那些大學畢業好幾年了卻仍然衣食成憂的大學生強多了。」

青年們似乎都站到了一條線上，有人說：「起點公正了。」非也。文憑固然無甚實質意義，但是工資太低的問題始終嚴峻，這個問題擺在大多數人面前。金融風暴席捲而來，出口型企業尤遭重創，原本定的工資就低，再這麼來個「回馬槍」，就更是捅得民工們鮮血淋淋。資方的虧損代價，只可能儘量從下層勞方中得以補償，一旦發現得不償失，乾脆就大降工資，甚至讓你下崗走人。過去在沿海一帶有3000元/月待遇的，回到家鄉，都競相去人才市場找那1500/月的工作了，而且競爭還激烈得很。沿海沒事做，內地工資低，你縱有再多的工作經驗，也無甚「致富」夢想可言。

這打工的生涯，背井離鄉，雖說不再如17年前那樣人地生疏、格格不入，但是他們所處的經濟地位仍然是社會最底層的一級。在這似乎「錢決定一切」的生存規則裡，底層的經濟地位又必然導致其它各項權利及實現這權利的空間之際嚴重匱乏。我極為懷疑眾多調查中國人「幸福指數」的調查報告，譬如這龐大的打工群體，究竟有百分之幾的幸福率？在我看來，幸福的基礎一定是你的生活最起碼不至於令你感覺窘迫，窘迫而致卑微，卑微而致沮喪和痛苦，何來幸福？那些一天到晚吹噓中國經濟強大的人，有沒有在意過「每天都想睡覺，但每天都希望加班」的就業者，以及那一個個小心翼翼去應聘卻被趾高氣揚地認定「我看你只能做普工」的失業者？

掙扎於冷酷底層的青年們

新一代的打工青年們愈發感到，拚命努力啊，可拚命努力似乎沒有意義。頻頻就業，頻頻失業，自己就像一粒塵土，就像一塊石頭，飄在這裡，又滾向那邊。他們站在十字路口，望著穿梭的車輛發呆，不知何去何從。頭低在水龍頭衝出的冰冷水注下，沖刷著自己的空虛與不甘。身體靠在轟隆隆的車間機台旁，耳朵裡卻什麼也聽不到……這尚且僅僅是落寞，如果要請假，那麼半天就扣你80元，一天就扣你120元，這在許多人眼裡極其微薄的人民幣，卻令他們恐懼，而且憤怒。

口袋無錢的日子，是等微薄工資來換煤氣、修電飯煲、買米下鍋，是為又將向何人喊「救命」而絞盡腦汁、搜腸刮肚，是站在高樓上突然就想奮力跳下去一了百了。為了將自己這條「賤命」延續得更久，寧願接受工廠裡那永遠都是同一種味道的菜飯，不上館子，不去菜市場買菜，更不必說到街邊就著青島啤酒吃葷菜燒烤，或者三五成群去高檔酒店「享受享受」。在高消費的都市裡，一杯茶的價格也可能讓他們為難，更不必說有著晶瑩水果的西餐，以及彈奏弗列得利克·肖邦的鋼琴。無怪乎，這時代「笑貧不笑娼」。

這一大批令你讓以想像的青年們，此刻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冷酷底層痛苦掙紮著。他們原本青春的身體，如今卻儘是滄桑衰老之氣。眼看明天身無分文，恐懼於永無休止的關於金錢、權利、自由全面的鬥爭，紛紛自我扼殺理想的空間，分裂到極限的極限。感覺這活著的滋味，就是殺人，以及被殺。在多少個不眠之夜，失意的青年們尋找著失敗者的安魂曲，在那悲傷的音樂中更加悲傷，在那憤怒的音樂中更加憤怒。或者喝二兩二鍋頭，把自己醉得不醒人事，甚或大吵大鬧，狠狠發洩一通，高喊：「殺了我！殺了我！」等第二天從床上爬起，尚不知手上怎會有血跡，身邊的人怎會有淤青。

此刻，友人正在奔馳的火車上顛簸著。他何嘗知道，他的離去，使得在廈門這邊的朋友們何等傷感！這世界原本都是些孤獨的人，在底層大多數年輕人的世界裡，物質貧乏自是常態，精神承受能力更是單薄得很。他們本就在支離破碎的社會揉打中無助至極，被「生活」這個恐怖的魔鬼狠狠地教訓、折磨至精疲力盡，如今本已寒冷的底層，又為著各自的生計聚散無常。人世間，多是可憐人，重感情的人們尤其受不了千里相隔的分離之痛。我因這一生難得的朋友之離，寫下底層冷酷狀況的真相，發出我難以抑制的控訴，如今心潮起伏，也要去尋覓自己的安魂曲，沉默如謎地呼吸了。

附：盲人歌手周雲蓬的良心作品《失業者》

我們活在租來的房子裡
我們活在公共汽車裡
我們活在蒙著灰塵的書裡
我們活在電視的螢光屏裡

我們活在電話的號碼裡
我們活在商店的櫥窗裡
我們活在製造幸福的車間裡
我們活在蝸牛的儲蓄盒裡

一旦有一天看到了藍天
我們就成了無助的失業者
一旦有一天嗅到了春天
我們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

我們不屬於工人階級
我們也不是農民兄弟
我們不是公務員老師知識分子
我們不是老闆職員中產階級

因為我們看到過藍天
我們就成了無助的失業者
因為我們嗅到過春天
我們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

餐廳服務員 每月包吃包住300塊錢
倉庫保管員 每月包吃包住500塊錢
產品推銷員 每月包吃包住700塊錢
電腦打字員 每月包吃包住800塊錢

每個日子都是星期天
每頓飯都是最後的晚餐
每張床都是臨時的客棧
幸福總在街角的轉彎處

夜晚太明亮
我們睡不著
幸福的人在哭
苦惱的人在笑
請把燈關了
請把燈熄了
請把歌停了

（作者為獨立作家，1983年生於中國重慶，崛起於社會底層，業已奮筆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