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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了，遙遠的法蘭克福
日期：10/12/2009 來源：網絡 作者：廖亦武
法蘭克福太遙遠了。
雖然我的德文譯本正好在那兒的書展上推出，雖然柏林的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早就發來邀請，但是管理我的警察說廖亦武你去不了。我說我有護照，為什麼去不了？警察說你自己清楚。我說我不清楚。警察就嘿嘿笑了。
和許多專制國家的流亡者一樣，我做夢都想出國。1989年6月4日凌晨，我在長江中游的家裡，與加拿大漢學家戴邁河（Michael Day）一道，同步寫作並朗誦了針對北京天安門慘案的長詩《大屠殺》，我在詩中預言道：
中國人沒有家了！誰都知道中國人沒有家了！
家是一個溫柔的願望。讓我們死在願望裡！
讓我們死在自由、平等、博愛、和平這些縹緲的願望裡！
讓我們變成這樣一些願望，站在地平線，引誘更多活著的人去死！
這首最具有象徵性的漢語詩，被錄製成磁帶，在地下廣為傳播，劃開一道文學、勇氣與良知的分水嶺。當時，我的許多著名的文學同行，在全國性通緝追捕中，逃亡到海外，有的後來客死海外。劉賓雁、王若望、鄭義、北明、高爾泰、蘇曉康、孔捷生、一平、康正果、貝嶺、楊煉、北島……我可以列出極長的文學流亡者名單。在令人窒息的紅色恐怖中，我也制定了逃亡的計劃，劉曉波的妻子劉霞還千里迢迢跑來我家，為我提供具體的路線圖，以及台灣歌星侯德健的秘密聯繫方法。在一封後來被警方查獲的友人通信裡，我寫道：背起行囊，在船頭回望兩岸的鵝卵石，這個該死的祖國已沒有我的立足之地了。
隨後我被捕入獄。判刑4年，受此案牽連而坐牢的地下詩人達20餘名。釀成六四之後最大的「反革命案件」。事隔多年，我回顧被抓的那一幕，仍渾身哆嗦。我手裡緊捏至南部邊陲的火車票，包裡藏著幾本詩集、幾本小說、散文和通信集，正激動萬分呢。可突然間，命運就被隆隆飛馳的火車攔腰輾斷。
在法庭上，我的詩歌、小說、散文、通信以及電影，統統作為「罪證」，一一展示。我兩次申辯說我不懂政治，竟兩次引發哄堂大笑。
另一種人生開幕了。
我被轉來轉去，進過4個監獄。親密接觸過成百上千個刑事犯，還目睹過20多個死刑犯被綁赴刑場。我曾經與殺人放火、販賣人口、強姦盜竊、越獄亡命、算命詐騙者交朋友，一遍又一遍聽他們的口述。出獄後，為了餬口，我也曾四處流浪賣藝，在黑吃黑的酒吧裡，吹破洞簫、唱破山歌，與社會最下層的老百姓一樣討生活。我逐漸忘掉我是個詩人，是個在監獄裡仍在堅持寫作的「政治犯」。我聽了太多太多「別人的故事」。並且這些故事還在不斷增加。於是我不知不覺地拿起筆，有時也拿起錄音機，記錄漫無邊際的底層故事。中國人的淚和笑；中國人在一次又一次被強暴之後，如何從忍辱偷生到麻木不仁；中國人的生存秘訣，無恥，無奈，無恥而頑強。《中國底層訪談錄》就這樣一點點累積成書。我在1999年最初版本的自序裡寫道：迄今為止，我還沒有從任何一個中國作家的筆下，讀到過比現實生活本身更震撼人心的東西。
於是記錄或見證成為我的必修課，然後才是文學。20多年來，孤獨中的我，寫了300多個和我同樣孤獨的底層人物，還有五卷本自傳體小說《活下去》，其中《證詞》一卷，被文學同行和政治犯們稱為「中國當代監獄的百科全書」。
但是自由的渴望日益強烈，特別對於一個坐過牢，並多年處在警方嚴密監控之下的人。德國電影《竊聽風暴》的盜版碟，我看過無數遍，每次都聯想，那個竊聽藝術傢俬生活的老牌特務，被鋼琴彈奏的《好人奏鳴曲》所打動，從而由「潛伏的敵人」轉化為「潛伏的讀者」。那麼，我的周圍，是否也會重複類似的警察被我的某部作品所打動的故事？
2000至2001年，我先後兩次向戶口所在地申請護照，原因是我和今天派詩人芒克一起，主演了日本龍影公司投資拍攝的藝術電影《飛呀飛》。該片參加了日本東京和德國柏林的電影節，作為男主角，我兩次被邀出席。可幾經波折，警方拒絕辦理護照。
2002年5月，我的《中國底層訪談錄》由台灣麥田出版社推出3卷本，我以售書宣傳為由，再次申請護照，仍舊被拒。
2002年6月，我獲得流亡詩人貝嶺先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頒發的「傾向文學獎」，也因辦理不了護照，不能前往領獎。
2003年是法中文化年，我受法國蒙佩利耶市國際書展秘書長的親筆邀請，準備前往參加我的法譯新書的新聞發佈會，因護照申請被拒，不能成行。
2004年，我另闢蹊徑，托舊日朋友，私下與警方溝通，懇求「網開一面」，被斷然回絕；連我的前妻宋玉的護照申請也被拒絕，警方甚至說「除非你和廖亦武離婚」。
2005年，中國公安部出台新政策，公民辦理護照，不需要任何邀請。可與警方溝通的結果，我屬於「特殊情況」，不准辦護照。
2006年，我接到美國筆會的公函和筆會主席拉什迪的私人信件，邀請參加紐約的一個中美作家對話會，可警方還是拒辦護照。於是我聘請律師藤彪和王怡，與警方打官司。無結果。
2007年，第9次申請護照，第2次打官司，無結果。
2008年底，乘四川5?12大地震的混亂之機，遷移戶口，並申請護照，意外成功了。可1個月後，警方找我喝茶談話，提醒沒有他們的特許，我有護照也不能出國。
2009年6月，因寫作《地震瘋人院》一書，獲得澳洲齊氏基金會頒發的「推動中國進步獎」。我接到出席邀請，在澳大利亞住北京大使館辦理了簽證。原計劃轉道越南，不料卻在廣西友誼關被邊防武警攔截，扣押兩個小時，並開具了《阻止出境通知書》，理由是「接到上級文件」，我「出境後有可能對國家形象造成重大損害」。
2009年8月底，我接到法蘭克福國際書展的相關機構，柏林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的信函，邀請參加我的德譯作品集《坐台小姐和農民皇帝》（Fr?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的宣傳活動。我先後與警方談判3次，不獲批准。我的朋友，流亡詩人貝嶺將消息捅給德國《南德意志報》資深記者包克（Henrik Bork），後者以獨家新聞發出，在西方激起軒然大波，幾天內我接受了幾十家媒體的電話和現場專訪，也接到法蘭克福書展以及邀請方的多次致電，他們稱「與主賓國作家代表團負責人、中國新聞出版署、使館、領事館交涉過數次」，可我這邊的警方卻絕不鬆口。
自由！自由！多少人為你赴湯蹈火？可此時，在法蘭克福書展開幕前夕，在世界文化之家（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為我安排的演講和音樂時段逼近之際，我卻在萬里之外，傻傻地坐在書桌邊。成都的天氣陰沉，一陣陣冷風襲來。我習慣性聳起肩頭，如一隻灰毛老鼠。
對對，我就是一隻中國老鼠，最擅長打洞了。當警察像貓一樣守在各個洞口，我就設法朝更深處鑽，由於恐懼，我恨不能用爪子和牙齒刨穿地球。1989年之前，當我還是先鋒詩人，揣著本《在路上》四處遊蕩的時候，我和眾多在法蘭克福露臉書展的官方作家一樣，消受不了在地下、在洞中的潮濕時光。而整個中國，卻佈滿了錯綜複雜的老鼠洞，只要沒日沒夜，竄去竄來，就會遭遇無窮無盡的鼠類。拉三輪的、坐牢的、乞討的、賣菜的，不是鼠類嗎？官員、商人、醉鬼、含冤而死的上訪者，不是鼠類嗎？我們這些作家、詩人、教授、學者，不是鼠類嗎？大家小心算計，大家勾心鬥角，大家討好當權者，因為當權者有錢有勢有牢籠，你聽話，就給你錢和勢，讓你代表中華民族，去法蘭克福集體亮相，去國際文壇交流和領獎；你不聽話，就給你牢籠，就如劉曉波、譚作人、力虹和師濤。
我的懲罰來得輕些，只命令在老鼠洞裡好好待著，別露出招風耳朵，別妄想跑到地面大搖大擺。猛然間，我感覺自己這輩子，似乎永遠出不了國門——這就是所謂的天意？是上帝通過警察的手，攔截我，不讓我像斷線風箏，滿世界飄蕩？他老人家在冥冥中告誡，你看你看，那麼多的流亡作家，哪個不比你優秀？可他們失去了母語環境，感應不到鼠類鼠心的熱度，就只有回憶寫作了。在冷如灰燼的回憶中，20年前和20年後，有啥區別？新血跡和舊血痕，有啥區別？植物人和動植物，有啥區別？
我說我就願意回憶寫作，或者不寫作，就自由自在玩。玩不下去了，就留在西方賣藝、掃大街、洗盤子。是共產黨硬要我待在這兒，硬要我每天寫，不知不覺就見證了現實和歷史，把根子紮在鼠洞裡，拔不出來。我難受，太難受了。
上帝說你讀舊報紙嗎？兩年還是3年前，好端端的太湖大堤崩潰，轉眼湧出十幾億隻老鼠，密密匝匝，像洶湧的波濤，覆蓋住人類的村鎮。那堤壩呀，全是篩子眼，全被掏空了，據說人鼠大戰持續了半個多月，鼠類才暫且撤退。而當今中國，就是一超級鼠洞，倘若崩潰，就將一波接一波，影響全球。到那時，你願意漂洋過海呢，還是原地不動？
我說那時我已經死掉，只好原地不動了。
那麼別了，遙遠的法蘭克福。
2009年10月10日 星期六 中國成都遠郊
註：劉曉波，詩人，文學博士，2008年因起草《零八憲章》而入獄，目前在押；譚作人，環境保護工作者，2009年因獨立調查四川大地震而入獄，目前在押；力虹，詩人，因在網絡上發表文章，被判刑8年，目前在獄中服刑；師濤，詩人，因在網絡上發表文章，被雅虎公司出賣，判刑10年，目前在獄中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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