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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絕望 作者:蘆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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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ré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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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cola
張爺
文俠隱
Nobody



































明天就是六四二十周年了,此時此刻,想來我黨和“民運”人士都在屏息以待。我黨生怕再來個“群體事件”,民運生怕不發生此類事件。其實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雙方都是四川人說的“提虛勁”,什麽都不會發生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二十年前的今夜發生了什麽事,而知道真相的大多數過來人如今都成了堅定的“鎮壓有理論者,沒誰會對二十年前的事感興趣,因爲那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毫不相關。

這就是最令人絕望之處:二十年前,六四是一場政治鬥爭,二十年後,它依然是一場政治鬥爭,而所謂“政治鬥爭”,在共黨和它的反對者雙方看來,其實也就是“ 政權爭奪戰”。雙方共同的持續幻覺,都是以爲這事與党的政權生存生死攸關。那數百乃至數千無辜生靈就是我黨爲了維持政權付出的“合理人命代價”。二十年後,禁止公民談論此事、悼念死者,仍然被他們認爲是維持政權的必要措施,而反對者當然要“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巴不得民衆來個大規模悼念活動,就算不能推翻我黨,能給它找點麻煩也是好的。

世上竟有這種愚蠢與冷血思維的方式,本來就足以讓人絕望了,更讓人絕望的是它居然在民衆中廣有市場!當年參加八九學運,如今“反戈一擊”,轉過來認定屠殺有理的人,一開口也就是那個調調,無非是當年年幼無知,上當受騙,跟著蠢動一氣,其實若真是把共黨推翻了,讓柴玲、王丹、吾爾開希輩上去,那也就沒有今天的幸福日子了。因此,党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不但當年就是應該瘋狂屠殺民衆,而且今日嚴禁大衆悼念倒在長街上的冤魂,讓他們在記憶中徹底泯滅,也是維護國家繁榮的前提。

這些人(絕非“一小撮”,我看是許多過來人的心理)怎麽就不會想到:大規模群衆運動無非是兩種:自發的或是被精英組織嚴格操控的。哪怕是今天,大陸也沒有一個能如“解放”前的我黨那樣能運動群衆的精英組織,誰有本事去操控八九學運那種規模空前的群衆運動?而一個純粹的自發群衆運動,根本就不可能具有什麽明
確的訴求和統一的奮鬥目標,遲早要風流雲散,能給政權的生存帶來什麽威脅?就算真是有個嚴密的地下黨在幕後操控吧,一個政權是那麽容易推翻的麽?我英勇的人民解放軍是幹嘛用的?原子彈、中子彈、神經毒氣、坦克、飛機、裝甲車、火箭炮、榴彈炮、加農炮、輕重機槍是吃素的?哪怕真如偉大領袖所言,某個神通廣大的地下党成功地組織起千千萬萬民衆,調動起浩浩蕩蕩的大軍”,一齊開到北京去示威,那也不過是爲金兵的狼牙棒提供了無量天靈蓋而已,怎麽朝野上下全TMD連起碼人類常識都沒有?

最令人想不通的是,中共政權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政權,不但對民衆的控制令歷代統治者瞠乎其後,而且壟斷了所有的暴力手段,其擁有的鎮壓力之強大是古代帝王無法夢見的,可這空前強大的政權竟然也是歷史上神經最衰弱、最怯懦、最缺乏自信、最沒有容量的政權,動不動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時時把神經崩到瀕於斷裂的程度,深信“退一步就全完了”的“雪崩效應”。因此,哪怕只是容許民間談論一下二十年前的往事,悼念一下無辜死難的亡靈,則政權立即就要被推翻,
不但萬貫家財要被暴民洗劫一空,而且“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

更何況當年倒在長街上的民衆們從來也就沒有想到過推翻共黨的統治,他們無非是怕荷槍實彈、殺氣騰騰的戒嚴部隊突入廣場,傷害賴在那兒的學生罷了。爲了這俠義心腸、熱血衝動,就該被亂槍打死,被坦克碾壓?就該背上“反革命暴徒”的罪名,被黨報聲討,就該由政府將民衆對他們的哀悼、緬懷與痛苦的記憶強行抹去?

党國政府害了這種妄想型人格失常(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也就夠稀罕的了,這種嚴重心智失常還竟然傳染了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們,讓他們跟著我黨相信,就連死者都會構成對政權的威脅,而若是讓民衆獲得公開悼念他們的權利,就會讓自己的幸福生活雞飛蛋打!中國人的腦袋和心肝,到底是出了什麽毛病?

二十年了,自2000年以來,年年每逢此時,我都要寫紀念文章,年年每逢此時,我的絕望都要加深一層。這麽多年過去了,六四的悲劇仍未從那“政權保衛戰”的愚昧死結裏脫出來。統治者愚蠢到以爲那場瘋狂的大屠殺是捍衛政權的必要措施,被統治者也傻傻地跟著相信這神話,而反對者們也愚蠢地相信這類活動確實能達到動搖共黨統治的作用。除了幾天前草根母親們發起組織的在華盛頓追思哀悼活動(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rticleid=22776 ),我從未見過有誰出自純粹的人道動機,將那些無辜喪生的亡靈當成自己的親友,感同身受地去哀悼那些被子彈粗暴終結的青春,被履帶碾碎的如花年華。就連那自發追悼活動的參加者們中,也有許多是美國人!

哀莫大於心死,面對這二十年如一日的全民良知死亡,縱是最樂觀的人也不能不心如死灰。要到哪一天,中國人才會如老美那樣,知道珍惜生命的價值,知道痛惜非親非故的旁人的無辜喪生,知道唾棄憎惡那些視大量民衆喪生爲偉大勝利的朝野政客們?而若不是有了這最起碼的文明覺悟,即使全民回應海外“民運”人士的號召,在明天統統穿上白衣,那除了能給我黨造成點小小難堪之外,又能算什麽社會進步?

不久前,網友鄭若思先生寫了篇大作《黨的被害妄想是從哪里來的?——論“三一八模式”》,主張:

依我之見,與其空泛地呼籲‘平反六四’或是‘大和解’,不如從厘清‘請願’和‘造反’這兩個最基本的政治活動的定義開始,使其成爲公民教育的重要內容,確立和平請願在現代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合法地位,建立切實有效的政府對應和平請願的方針,就像劉大生先生指出的那樣,將它作爲‘避免政治革命、促進政治進步的最普遍、最長久、最經常、最強大、最穩健、最平和、最有韌性的推動力’,重新確立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只有中共走出了自己的心理陰影,中國和中國人民才有希望走出歷史的陰影。”

我覺得此話確實說中了癥結。中共當年奪取政權的手段之一,便是所謂的“白區合法鬥爭”,把國府統治區的公民請願抗議等正常活動,化作造反的輔佐手段,人爲混淆了這兩者的本質差別。在他們當國之後,當然要拿那套思維定式來猜測正常請願抗議活動的罪惡動機。弄到後來,不但他們深信“請願、抗議、悼念亡靈即造反,而且還把這種病態心理傳染給了全民,使得大家都跟著他們相信這弱智等式。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還是所謂“民運”人士,他們不但襲用共党故智,力圖把正當的公民請願化爲造反活動,而且激進者如魏京生輩還嫌那不過癮,指責六四是“跪著造反”。某些人甚至恥笑57年的右派挨整是活該,因爲那些人想的不是推翻共產黨,而是誠心誠意幫助黨整風,是曹長青所謂“諫士”。

如此折騰,只能加深共產黨原有的深重的受迫害恐懼心理,使得統治者神智更加錯亂,更要堅持剝奪人民的起碼權利,使得朝野徹底喪失西方式良性互動的可能,甚至倒退到連“舊”社會都不如的黑暗世界中去。例如北宋靖康年間陳東率太學生的伏闕上書請願,有數萬乃至數十萬軍民參加,還活活剮了一個或數個太監,這兒的請願”與“武裝暴亂”界限根本就分不開。又如五四也有暴力犯罪。然而無論是宋欽宗還是北洋軍閥,都把它們當成了請願活動,並未武力鎮壓,朝廷或政府也並未因此被民衆推翻。相比之下,六四自始至終是和平抗議示威,然而共黨就是有本事殺得血肉橫飛,而對這種野蠻行徑,居然也就有相當數量的“知識份子”認爲殺得對,殺得好,不殺不足以鞏固政權,維護國家安定團結!不但政府連將近千年前的“封建”朝廷都不如,而且讀書人的心智也經歷了將近千年的大倒退。這根本原因,就是他們不但誤將“請願”當“造反”,而且堅信共黨政權不過是紙壁蒿牆,吹上一口氣立刻就會分崩離析。

我想在此再一次告訴朝廷和形形色色的“文化響馬”以及“文化順民”們:推翻一個政權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推翻一個壟斷了全部暴力手段與國家資源、將全民置於鐵腕操控下的極權政府就更是不可能的。我黨只可能因大規模內訌垮臺,絕無可能被民衆推翻。只有白癡才會日日活在“變天”的巨大恐懼中,以爲連百姓哀悼一下二十年前的死難者都會動搖共黨統治,也只有心智被党文化徹底敗壞的海外文化響馬,才會與共黨分享同樣的迷夢,以爲共黨統治會被民間微不足道的抗議推翻,因而千方百計把民衆正當的維權鬥爭與人道活動納入政治鬥爭軌道,更加惡化党國領導嚴重的心態失常,使得朝野鎖死在“不是絕對臣服就是扯起造反”的死結中,使得中國和平轉爲常態國家更無希望。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中國的政權從來是靠槍桿子奪取來的,秀才造反,三千年不成,從未見過歷史上有哪個政權被民衆的請願、抗議
或示威推翻,人類有史以來也從未見過有哪個政權禁止過民間的哀悼活動。這些活動與造反無關。即使群衆遊行示威時有過火犯罪行爲,也不可能對政權生存構成威脅,只需就事論事,嚴格按法律處理就行了,何必瞎馬自驚,庸人自擾,見到短袖就立即想到性交,見到燭光就想起紂王自焚于鹿台?

我在舊作中曾多次引用鄧拓《燕山夜話》中的《放下即是實地》一文告誡過政府:不要被病態想象虛構出來的恐怖場景,嚇得讓中國永遠處於違憲戒嚴狀態。下面並非深淵而是實地,放手之後並不會就此滅頂,只會站在更堅實的土地上。稍微有點正常理智的統治者,哪怕是兩千多年前的君王也罷,都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鄧拓的另一篇雜文題曰《堵塞不如開導》,確乎如此,一味以國家暴力剝奪人民宣泄怨氣,實現自己正當要求的神聖權利,只能把國家做成高壓鍋,將怨氣做大做強。當國家遇到重大事變時,必然要激起大規模內訌,使得積累幾十年的社會矛盾總爆發,將党國炸到九霄雲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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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中國與民主擦身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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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ré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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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俠隱
Nobody

1989年,中國與民主擦身而過




來源:BBC

20
年前發生的"六四事件"帶給中華民族的傷痛,並未因爲時光的流逝而消逝。隨著中國社會局勢的演變,隨著民衆在壓抑中迸發的利益訴求日見頻繁,我經常思考一個問題:中國因爲"六四事件"這一國家罪錯失去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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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拉開了第三波民主化終結篇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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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是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當時蘇東各國政要與民衆都觀看了"六四事件"的現場轉播,反應幾乎趨於一致,那就是"絕不能夠讓這樣的流血事件發生於我們的國家"

在這一信念驅使之下,各國紛紛尋求和平轉型的道路。亨廷頓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浪潮:20世紀晚近的民主化》一書,將"第三波民主化"的開始篇定位於1974年葡萄牙一批青年軍人的政變,而結尾篇就是蘇東巨變。可以說,"89民主運動"之花綻放於中國境內,結果于華夏大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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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是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瓦解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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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使中國錯過成本最低的轉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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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運"的主訴是"反腐敗""要民主""六四事件"不僅使中國官場此後名正言順地步上"權力市場化"的腐敗之路,還使中國與民主化擦身而過。中國終於走到如此境況:

第一,政治體制改革漸成理論禁區。

"六四"以前,通過漸進改革建立民主政治是除"毛左"之外的社會共識。趙紫陽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雖然還在探討之中,但"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已在試水,"小政府、大社會"的設想也在公開討論。

但自90年代開始,不僅政治體制改革的話題從公共領域消失,"黨政分開"的思路更是退回到"加強党的領導作用",連外企與私企也建立了黨支部,抨擊西方民主政治漸成中國理論界時尚。在2008年改革30周年紀念會上,胡錦濤公開提出西方民主政治不適合中國。

第二,政治民主化越來越缺乏體制內健康力量的推動。

觀諸各國民主化轉型進程,其推進往往與執政集團中的強硬派和改革派、反對運動中的溫和派和激進派這四類政治力量之間的消長互動有關。現在回過頭看,在中國,這四類政治力量的角力只在80年代出現過,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更是中共黨內罕見的人格健康的"改革派"。而民間的改革力量也曾與黨內改革派有過短暫的聯手與互相呼應,知識界更是不乏改革的重要推手。而現在黨內雖有派系,但各派系之間只有利益分歧,並無政治理念的不同。

知識界的主體早已滿足于依附於體制獲取物質利益,個別新左派學者更是構想出一個"自主型制度創新"的名詞來代替原來的"轉型學說",表示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獨特的成功之路,不再需要向現代民主政治轉型。

第三,喪失了民主化成活所需要的最佳經濟條件。

據美國政治學家Adam Przeworski分析,民主化可能發生在不同經濟水平的國家,而民主化轉型的成活率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相關。20世紀以來,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時段是90年代,這段時期中國以透支生態環境與勞工的生命福利爲代價,促成經濟高速增長。然而這一經濟成果不僅未能用於促進民主轉型,反而被用來做爲極權政治合法性的證明。目前拉動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齊齊死火,嚴重的政府腐敗、失業、貧富分化等各種矛盾浮出水面,民衆已經喪失了對政府的政治信任。在利益沖突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高發期,中間力量的聲音越來越不受歡迎,朝野之間幾乎無法達成政治共識。

第四、"第三波民主化"之所以成功,"外部行動者"施加的壓力至關重要。如60年代末期歐共體對擴展其成員的新態度,美國自1974年起積極促進其他國家的人權和民主化,等等。現階段中國由於大規模吸引外資,與不少跨國公司在經濟上形成了利益同盟,這些跨國公司在其母國都是強大的"院外政治集團",對其母國政府的中國政策有極大影響力,它們成爲"中國政府的好朋友",使中國當局面臨的外部壓力大大減輕。

社會轉型的兩翼:自由化與民主化

第三波民主化爲世界提供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如何協調自由化和民主化的關係。自由化強調保障民衆的基本政治權利和經濟自由;民主化則強調政黨政治的合法化、自由組党的充分空間、民衆的政治參與及民主政治精英的形成等。這些政治發展上的這些進步,最終會達成向民主政治體制的轉換。

但觀諸中國現實,自由化的苗頭體現爲氣若遊絲的維權運動,這些維權運動衛護的只是生存權,基本政治權利的訴求根本未能提上日程。政治性社團的組建更被懸爲厲禁。無論是自由化還是民主化,在中國還遠未真正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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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之後,中國走上了一條共産主義陣營從未走過的發展道路,但這條道路並未爲人民帶來更多的福祉。從目前社會反抗頻發的社會局勢來看,中國遲早還得走上現代民主政治的道路。正如"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那樣,中國失去了1989年那次成本最低的轉型機會,今後的轉型所需要付出的社會代價將極其昂貴。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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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真正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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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真正的悲劇,是由於思想自由的消失或淪為為政權服務,以及教育體制的殘缺,導致當今中國人普遍的智力素質下降,人文思想價值觀的極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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