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的七塊論可能提早了十五年提出,中國大陸長期以來令人不敢輕忽的原因,並不是他真的很強,而是人數實在太多!一個小問題乘以13億都將變成複雜的問題,中國大陸的過強與崩潰,對其周邊國家甚至於全世界都將是惡夢.

任何有理性的人,皆希望中國的和平崛起,所謂的和平崛起,是希望經濟面的進步帶動政治制度的變革,但三十年過去了,經濟讓一部份人富起來,卻仍然有大部份的中下階層與盲流,政治面絲毫未見有任何變革,反而鉗制得更加勞固.另一方面和平崛起是希望中共中央能謹慎的使用武力,降低周遭國家的威脅感.

目前世紀金融風暴對中國大陸的衝擊是必然的,但後果卻是難以逆料的,僵固的體制須要一些衝擊促成他的改革,但又不希望過度的衝擊,使得中國倒退到軍閥混戰的局面,況且世界各國有多少企業都在中國大陸,混亂的局面是誰也不樂見的.

但是對混亂局面的應變計劃卻是絕對必要的,混亂意即失序;掠奪;殺戮;對抗與救援,在全球化的時代,某種程度上,經濟的掠奪其實也是一種戰爭形為,只是弱國無力反抗強權,強權只是付出較少的代價,(例如代理弱國的電力或油田事業等)換取長期的軍事經濟利益.

但中國大陸太大,人口太多,混亂與失序後的整理將讓全世界付出極高的代價,如不幸真的發生此種現象,清末沈葆禎的六省聯盟抵拒義和團之亂,不失為一種極可能的應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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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                                 作者：威爾．賀頓

·                                 原文作者：Will Hutton

·                                 譯者：林添貴

·                                 出版社：遠流

·                                 出版日期：2009年01月22日 

·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573264293 

·                                 裝訂：平裝 

      北京政府是在各種非常複雜的因素之間保持平衡：要維持高經濟成長率、高社會控制、和平國際關係，又要加強共產黨控制、鼓勵消費、逐步開放。但只要稍有不慎，中國經濟很可能引發強大骨牌效應。

二○○七年，中國和西方皆認為，縱使中國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有頗多弱點，它卻相當強大，可避開西方市場的衰退。大家普遍認為，中國獨特的經濟模式會奮力前進，支撐住現在已和西方脫鉤，不再依附、連屬於西方的亞洲經濟。通膨問題固然難免，經濟仍然繼續成長。中國經濟或許會遲緩下來，但不會出現危機。

現在可不了！中國二○○九年的經濟將會遲緩下來，達到改革開放以來僅見於天安門事件之後那幾年的水平，甚至可與毛澤東時期相比擬。大家認識到中國不僅與世界各國唇齒相依，而且它以儲蓄率恆常逾國內生產毛額（GDP）四○％以上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其實非常危險。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是當前最大風險。

中國消費量占其GDP的份額遠小於儲蓄所占的份額，全國消費支出還低於義大利。全世界大部分開發中國家的消費占其GDP的六○％，中國卻只占三七％。它的成長來自於投資和出口。如果中國的出口停滯，它的經濟就會遲緩下來；現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西方市場衰退，就是如此。過去十二個月，它的成長率已下挫四分之一，未來十二個月進一步大跌的機率也很大。世界銀行預測二○○九年中國成長率僅有五％，遠遠不及消化來自農村新勞動力、從國有企業下崗工人所需要的成長率。

投資也無法填補這個缺口。中國的港口、公路、鋼廠、水泥廠和化工廠現在已經飽和，它們僅用上產能的一小部分。體認到產能遠超過現在下墜的需求之後，中國的泡沫經濟也像西方國家一樣爆開來。中國股市已經崩盤，房地產價格也正在崩跌中。鄰近香港的珠三角製造業重心已經摧毀。二千二百家鞋業工廠已有二分之一關廠，三千六百家玩具工廠也收了三分之一。

投資效率變差　投入與產出比例比他國差 

今天中國需要多投資五．四美元，才能產生一美元的產出，比例大大高出英、美等已開發國家。但是，二十年前中國只需投入四美元就得出同樣的結果。換言之，這個已經非常沒效率的經濟體，變得更加沒效率。整體來講，中國都是這副德性。一九八○年代中國每年必須增加九％的資本投資，來產生九．八％的成長率；但是到了一九九○年代末，它每增加一二％的資本投資，成長率不增反降，只有八．二％。

香港豐銀行的曲宏賓（Qu Hongbin）和馬小平（Sophia Ma Xiaoping）證實這個驚人的浪費現象。他們也算出現在投入與產出的比例，已低於毛澤東主政末期。與其他國家相似的發展階段做比較，得出的結論也一樣不妙。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年之間的南韓和台灣，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間的日本，以及一八九○年至一九一○年之間的美國，它們都市化和工業化的速率，全都和一九九八年至二○○四年之間的中國相似。然而，中國卻須比日本至少多出三分之一投資，比台灣和南韓多出一倍投資，才能達成同樣結果。

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做法還能撐多久？有一個壓力點是內部經濟結構，另一個是外界因素——中國綁住了人民在國內每一分錢的儲蓄，因為它需要儲蓄量越大越好，才能以最低的利率支援最大的投資需求。它也希望維持人民幣盡量有競爭力來促進出口——即使中國經常帳順差每年賺進約等於GDP八％的金額，而且每年也吸入約六百億美元的外人直接投資。中國人民銀行以現行匯率買進美元，因此中國外匯存底大幅增加，目前每年約增加兩千億美元。中國越是成長，外匯存底就越加增高。

人民幣升值的兩難　出口降低又壓縮農村所得

一般共識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幣值約低估了一五～四○％之間。換句話說，即使中國的工資低廉，它的出口與其他中等所得開發中國家的出口相比，還是偏低。因此，如果中國當局允許人民幣依供需律上下浮動，人民幣對美元勢必升值；反過來說，美元對人民幣就會貶值。中國就會出現貨幣損失，它的外幣資產會消失三千億美元（編按：以一兆美元外匯存底的三成計算）。麻省理工學院的布藍查德（Olivier Blanchard）和吉亞瓦玆（Francesco Giavazzi）在一篇論文中估算，中國每年外匯存底增加幅度在兩千億至二千五百億美元之間，一旦人民幣大幅升值，這些存底將跌掉六百億至七百五十億美元之間，約是中國GDP的三．五％。

布藍查德和吉亞瓦茲估計，人民幣幣值低估三○％，由於出口上升，替中國增加○．四五％的成長率。因此，中國人民銀行擔心人民幣升值會使每一年減少三．五％GDP之際，它增加了○．四五％的成長率——如果局勢還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似乎是不錯的報酬率。中國的貨幣政策對成長還有一個貢獻，中國成長策略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就是把國民儲蓄鎖在國內。如果它向美國的壓力退讓，同意人民幣自由浮動，它會希望制止其貨幣升值。此時若要人民幣不大幅升值，最好的方法是准許中國人把戶頭裡的錢帶到國外，供應世界市場需要的人民幣。那麼，有多少錢會離開中國呢？布藍查德和吉亞瓦茲估計，大約四分之一會流到國外。鑒於中國銀行體系的結構，這個數量將降低其儲蓄基礎之成長四分之一，也就是說它以今天的低利率貸放的能力降低了四分之一。採用世界銀行的數字，它會降低四分之一來自投資的成長——每年約一．六％的成長率。換言之，資金管控和外匯存底累增，約值中國每年兩個百分點的成長率。

這還不是唯一的結果。如果人民幣升值，與世界市場價格連動的中國農產品的價格將降下來。人民幣購買力上升之際，世界市場價格反映回來就是國內價格也會下降，國內農村所得也會下降。農業生產力水平極低，意味著農村所得勉強堪可溫飽，如果人民幣升值的話，勢必引發危機。中國在二○○○年每年每人加值平均僅有四百九十美元，馬來西亞是四千八百五十一美元，連菲律賓都有一千零四十美元。這會立刻加速中國三億農村勞動力大軍往城市移動、尋找工作機會，農村儲蓄率也會更加降低。

邁向正常國家之路　必須降低儲蓄、刺激消費 

照這麼說，中國極力抗拒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有道理了。二○○五年夏天，中國政府稍微讓步，推出有管理的浮動，讓人民幣微幅升值，也暗示未來還會微升。中國怎麼做都很為難。假設它如美國所願，讓人民幣更自由浮動，可是又以現行的資金控制來保護它的儲蓄實力，則人民幣會升值，出口成長降低，且擠壓了農村所得。如果中國人獲准把資金移到國外，固然可以抑制升值，卻會降低目前低利率下的儲蓄大池。兩者都會減緩成長率。可是，這又會觸發呆帳大幅上升，給銀行體系帶來災難。

另一方面來講，現狀也同樣難以維持。世界各國吸收中國目前每年二五％出口成長的能力，業已到了極限。二○○五年中，歐洲和美國抗議中國紡織品對其出口暴增，就是警訊。西方經濟體面臨中國廉價出口商品大量湧至，需要時間去調適，以此一速率取得存底的財務副產品，也變得越來越困難。中國人發現越來越難防堵熱錢湧入中國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影響；中國的銀行被要求購買政府公債以降低現金流量，不會放貸，但是它的貨幣供給額仍以每年近二○％的速率成長。為了使遏堵奏效，銀行將被迫增大低利率債券的部位去持有其資產——現在它們已持有七千億美元的部位——可是這將直接降低它們原本就低的獲利能力。政府將被迫提升利率來貼補它們，並且抑制貨幣供給額的成長，減緩經濟發展，使得中國若干低利潤的企業陷入困境。

中國必須停止以這種速率累積外匯存底，必須允許人民幣浮動，必須允許中國儲蓄人把錢移到國外，以減緩人民幣升值走勢。唯有如此，中國才能降低其國內貨幣供給的成長，打消通貨膨脹危機，減緩出口力道。但是，這麼做也會降低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儲蓄率、投資，以及農村所得——而且如果不做重大改革，它也會增加社會抗議的風險。當局一再推遲，不願做出決定，外匯存底遂大幅攀升，一旦幣值終究必須重估時，產生巨大損失的風險更大。這是一個贏不了的局勢：匯率浮動和接受成長降溫，或是匯率不浮動和接受成長降溫。成長降溫無可避免會暴露出銀行體系的弱點，它將迫使經濟成長更加減緩。它將和日本在一九九○年代銀行界轉弱後所經歷的結果相似。

不管怎麼做，中國的經濟模式在未來五到十年必將開始變革。世界各國不能再以目前速率無止境吸納中國的出口。中國不能再以目前速率累積其外匯存底。不論是基於社會因素或是經濟因素，農村的生活水平不能再更加落後於城市的生活水平了。城市經濟越成長，農村儲蓄就越需要繼續成長，可是農村經濟所占比重卻是每年持續萎縮！

中國必須成為更正常的國家，要有更多的消費、更低的儲蓄和更有效率的企業。但是這得要對列寧主義式的統合主義做出重大變革。中國共產黨面臨了第二個絕對贏不了的情勢。它可以放鬆政治控制，允許經濟改革過程完成，或者它也可以保持政治控制，坐視經濟矛盾加深，造成社會緊張，進而可能迫使它失去政權。沒有人敢斷言情勢會如何發展，我們可以說的是，抉擇的時刻已越來越近——而且很快就逼到面前。（本文摘錄自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