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07-03 14:12:11   華夏經緯網 

最近在陜西韓城發掘了一座高等級的西周墓葬，專家再次發現其中沒有人殉。有沒有人殉，這是一件大事，它直接反映出古代統治者對人的態度。這個現象耐人尋味，讓人們聯想到儒家思想的形成與孔子思想的來源，那麼——
    春秋末期，孔子週游列國，處處碰壁。2500年後，孔子的名字傳遍全世界。迄今為止，以傳播中華文化為宗旨的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已多達42所。有關部門表示，準備開設100所孔子學院，甚至更多。孔子的思想何以有如此強勁的生命力？孔子有沒有老師呢？中國古代是否有過一個人本主義發生、發育與成熟的過程？專家們對此作了追本溯源的研究。
    1  孔子，聖人也。聖人也有老師？他是誰？
    孔子的老師，就是我們不該遺忘的、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大思想家的周公。孔子年輕時就十分讚羨“周公之才之美”，直到晚年，還在惦念自己心目中的老師：“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陳來在他研究儒家根源的專著《古代宗教與倫理》中這樣寫道：“歷史賦予古代某些人物以巨大的文化選擇權能，他們的思想方向決定或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後來文化與價值的方向，從而對後來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國歷史上，這個人先是周公，後是孔子，而孔子是把周公所作的一切進一步加以發展和普遍化。沒有周公和西周文化養育的文化氣質，孔子的出現是不可想像的。”
    可以說，孔子不但是周公的學生，而且是他的精神之子。儘管兩位大思想家相隔的時間長達500年之久。
    2  “周公”字樣赫然出現7次！
    漢唐以來“周孔”並稱，周公一直是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只是近年來人們對這位歷史人物漸漸淡忘了。然而，正如史學家楊向奎指出的：“沒有周公就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以德禮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傳，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禮為內容的儒家思想。”顯然，要解讀孔子的仁愛思想及其形成的脈絡，就應當重視對周公的研究。
    一年多以前，陜西岐山周公廟附近出土了一批卜甲。經辨認，“周公”字樣赫然出現7次！這一發現驚動了全國。周公廟遺址的考古發掘就此開始。當時記者在採訪中從考古學家張天恩嘴裏獲悉一條耐人尋味的資訊：周墓少人殉，識別周墓、商墓，就看有無人殉。一年多過去了，周公廟遺址這一片高等級的周墓中確實沒有發現人殉。
    最近陜西東部韓城剛剛發現的一座高等級的周墓(距今約2800年)中，還是發現沒有“人殉”。據查，目前國內發掘的周墓共2000多座，有人殉的不足十分之一，即使有人殉，數量也極為有限。據專家分析，有人殉的周墓往往位於商文化圈內，受到商代人殉習俗的影響。
    有沒有人殉，是一件大事，因為它直接反映出古代統治者對人的態度。到目前為止，周墓中少有人殉的事實基本上可以印證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對周初社會“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的社會狀況的描寫。
    司馬遷在《周本紀》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虞人、芮人發生糾紛，想請周文王裁決。進入周境，他們發現，那裏的社會風氣是“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很慚愧，說：“吾所爭，周人所恥”，結果文王也沒去見，謙讓著，回國了。
    有意思的是，這次韓城的考古中就發現了刻有“內太子”、“內子”字樣的青銅器(見上圖)。古代“內”通“芮”，這些青銅器正是芮國太子用過的器物。巧的是韓城正好也是司馬遷的老家，因此故事有相當的歷史真實性。
    難怪一位歷史學家會感慨地說：“瀏覽商朝歷史即可發現，奴隸逃跑和集體遭到屠殺的事件接連不絕，用奴隸祭祀、殉葬的情況亦比比皆是。及讀至周史戛然而止，一條記載也沒有，仿佛步入一塊新天地。”
    3  文獻中頻繁出現的一個字就是“民”
    實際上，這塊“新天地”(周族興起于歧山、扶風一帶的周原)裏確確實實正在發生著一些變化。“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經》中這句據說出自周公手筆、頗有點使命感的詩就是這些變化的最好概括。
    西周時期(成王以前)，按陳來教授的看法，正處在一個中國文化精神氣質得以型塑的重要時期，而周公在這個時期扮演了一個決定性的角色。
    那麼，周公是個怎樣的人物呢？周公(？-前1053年)姓姬名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一位襟懷坦蕩，富有仁愛思想的政治家，曾與太公望(即姜太公)、召公奭等政治家一起，輔翼武王推翻商紂暴政。武王去世後，他又全心輔佐幼弱的成王，征討管、蔡與武庚的叛亂，安置殷商遺民，營建洛邑(今洛陽)……
    王國維曾以真正的歷史眼光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而周公正是這場劇變的親歷者和決策者。汲取殷商滅亡的教訓，居安思危，是周公思考的母題；而推行德政，以禮治國則是周公實踐的主項。
    學者們認為周公的貢獻不僅在於從前所說的所謂“制禮作樂”，更在於他的思想。周公的言論散見於談話、訓詞與文告之中，而這些文獻中頻繁出現的一個字就是“民”。在告誡奉命監視殷地的衛康叔的《康誥》中，周公要求衛康叔“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他要求衛康叔像照料小孩一樣保護百姓，使百姓康樂安定(“若保赤子，惟民其康”)。
    今天，我們還常常會說起“人乃萬物之靈”，而這個命題最早出自武王伐商的《泰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這意味著3000年前，西周政治家已經對人自身，對人的價值以及人在大自然中的地位有了清醒的認識，這正是他們“保民”、“愛民”的認識基礎。
    與周公思想有關的命題還有：“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等。
    “敬德保民”，或者說“崇德貴民”(崇德即敬重德行，貴民即重視人民的願望)以及重視民意的天命觀是以周公為代表的西周思想的核心。後來在中國文化歷程中體現出來的富有道德色彩的人文主義的精神氣質正是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的。這正是儒家學派的思想文化資源，甚至可以說它們就是儒家作為學派產生之前的儒家思想。
    4  春秋500年植入文化基因
    在周公與孔子之間的500年裏，這種富有道德色彩的人文主義在春秋各國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發揚。
    陳來討論儒家思想來源的第二本專著《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與黃開國、唐赤蓉所著《諸子百家興起的前奏》都對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作了研究。
    黃、唐在他們的著作中考察了春秋時期的禮觀念、德觀念、仁觀念、義觀念，還條分縷析地比照了這一時期民與神關係的變化，從而清晰地還原了春秋時期重民的社會思潮。
    他們驚奇地發現，民神並提，言神必及民，言民必及神在春秋社會中已成為普遍的情況。如《國語·周語》中就有：“事神保民莫弗欣喜”，“……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於民矣”。“於是乎道之以中德，之以中音……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神怒。  

 黃開國認為“這些說法無不是將神與民相提並論，認為神與人有著共同的情感與意志，民聽則神寧，民離則神怒。這樣，民與神之間就再不是單向的那種神決定民，而是民神平行的關係了。由民在神面前毫無地位可言，到民神相提並論，民神並重，這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大飛躍。”
    不僅如此，春秋的一些思想家在認識民神的關係方面走得更遠，甚至提出了民重於神的觀念。如著名的《曹劌論戰》中曹劌就這樣對魯公講：“民和而後神降之福。”這句話中，民在先神在後，以民和為神降的先決條件。
    民重於神有三種代表性的說法：一，民為神主，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二，神依於民，如齊國的祝史(從事祭祀活動的官員)史囂與師曠的對話：“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于神。”作者認為從“吾聞之”三字可以看出這是史囂轉引他人之說，而他人之說能夠被轉引，應當是當時社會所普遍認可的觀念。三，神不敵民。齊侯生病，雖祭鬼神而不見好轉，欲殺祭祀官員，晏子說：“不可為也。”他說了一番道理，最後說：“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晏子的意思是，如果人民痛苦不堪，都詛咒君主，就是有最能向神祈福的祝史，也抵不過億兆人的詛咒。
    黃開國認為，春秋時期重民思潮繼承了西周“敬德保民”的傳統，同時，也為春秋末孔子創建儒家學派提供了土壤。中華民族的道德理性品格的人文基因正是在春秋時期定型的。孔子思想之所以不朽，就在於他的學說中植入了這一中華民族的人文基因。
    5  《論語》是中國古代人本主義的經典
    眾所週知，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論語》中講得最多的是仁字。“仁者，愛人也。”《論語》中還有這樣一個記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短短十二字，寫出了孔夫子“以人為本”的仁愛之心。
   西南財大教授辜堪生與西南石油學院副教授李學林在他們剛剛出版的《周公評傳》中作過統計，《論語》中提到“仁”字的地方多達109處。他們認為，孔子的“仁”不僅僅是建立在宗族關繫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樣的血緣親情，他還將“愛親”推向“愛人”、“泛愛眾”的層面，從而把家庭倫理上升為社會倫理。可以說《論語》就是中國古代的一部關於人本主義的經典。任何思想都不是憑空產生的，都必然是對先前思想的揚棄。既然孔子的思想源自於周公，那麼，周公的思想又來自何處呢？
    陳來指出，在研究周公“保民”思想時有一點值得注意，即對保護老弱孤幼的重視與強調。在《康誥》中周公提出要“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在《尚書》中還有多處這樣的記載。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