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美國女作家瑪格麗特·塞爾澤(Margaret Seltzer)上周被親生姐姐揭發，指其剛剛以筆名瑪格麗特·瓊斯(Margaret B.Jones)出版的悲情自傳《愛與因果》(Love and Consequences)純屬虛構。33歲的塞爾澤在書中自稱，曾作為一半白人、一半土著印第安血統的女孩，在洛杉磯中南部窮苦的黑人“大娘”(Big Mom)家長大，有個同門兄弟，被本城“瘸子幫”的槍手在家門口射殺。她本人則受迫為“血流”幫非法攜槍，販賣毒品。《紐約時報》的頭牌書評人角谷美智子刊文讚揚此書“仁愛且深為感人”。孰料上述驚人故事皆係編造——塞爾澤生于正常的白人家庭，家境殷實。至于幫派仇殺的內容，完全來自她的道聽途說。

    此前，麻省一位71歲的比利時裔女作家米沙·德豐塞卡(Misha Defonseca)亦被一位家譜學專家識破，不得不承認在所著暢銷自傳《米沙：大屠殺年代回憶錄》(Misha: A M岢moire of the Holocaust Years)中大量虛構事實。她本人從未像書中所寫的那樣，在二戰期間身陷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而且她既未得到過狼群的撫養和保護，亦未有過跋涉3000公裏，橫穿歐洲尋找失散雙親，並因自衛而殺掉德國鬼子的經歷。她甚至連猶太人都不是。 　

    塞爾澤女士造假，波及面尚小，因為她的書剛剛上市，便被看到《紐約時報》書評的姐姐舉報，其出版商——企鵝美國公司旗下的河源出版社立刻下令召回首印24000本圖書中已經發貨的19000本，並對已售圖書退款。但米沙老太影響巨大，其回憶錄早被譯成18國語言，暢銷世界，又被改編為法語電影《與狼共存》，在戲院裏賺取了不少眼淚。

    更早以前，則有讓美國脫口秀女王歐普拉·溫弗莉大為丟臉的詹姆斯·弗雷造假事件，後者自我塑造成回頭浪子，在書中自述抽大煙，打警察的偽人生，讓歐普拉也看走眼，將弗雷自傳選作其圖書俱樂部的推薦圖書。

    《紐約時報》3月8日刊出了一份“文騙子家族譜”，歷數了近年來的八大造假者，可見類似事件層出不窮。塞爾澤的姐姐最初聯絡河源出版社時，曾指編輯在事實核查上有失，未能及早發現妹妹書中不實之處。但該書編輯辯稱，他在此書的三年編輯期間，從未見過塞爾澤本人。他本欲訪問書中其他當事人，而塞爾澤謊稱他們個個非死即下獄失蹤，總之是找不著了。由于她是一個“受人尊敬的代理人”介紹來的，編輯因此對她未加懷疑。

    不過，就此事接受美聯社採訪的大多數出版界人士，均認為本領域的行規不致因此而生出變數，理由是，作者與編輯的關係一直以來建立在高度互信的基礎之上，每15萬本書才會有一本出現問題，因而不必為此改變整個體係。(中華讀書報 王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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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駐台時事評論員李華球日前撰文說，去年開始正式從事文化出版工作，這段時間一直思考，為什麼台灣的文化工作那麼難推動？這中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幾天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剛好2月22日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與文藝團體對談。

　　談話中馬英九強調，他若當選“總統”，將落實“文化優先”、“文化領政”，當一個“文化‘總統’”，並讓文化回歸專業，讓政治為文化服務，行政為文化服務，使文化界有揮灑空間。

　　這些話聽起來是挺吸引人的，但問題是要怎麼做呢？其實問題還多得不勝枚舉。

　　文化工作受到重視嗎？文章指出，在台灣其實官方對於文化工作的關注，比起發達地區，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簡單的來看，從當局的預算就可以看出重不重視，現在的年度文化預算只占當局總預算的1.3%，這是嚴重偏低的預算，這樣的預算怎麼堆動文化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當局本身就不把這個工作當作是重點發展工作，當然在執行上除了預算不足之外，也不會是列入重點追蹤考核的工作，自然就不會有好的後續發展。

　　而文化工作其實是極為重要的多元綜合發展工作，對一個社會和大眾素質的提升，扮演著催化劑的角色。當局推動健康多元的文化活動，除了可以調整提升台灣的形象之外，亦可以借此改善社會風氣，使循循善誘的文化氣息，漸進的注入社會角落，有形無形當中，起到改變提升民眾生活水准的升華功能。

　　文章直言，這是文化動力帶動民間人文素養的提升的重要關卡，豈能以偷斤減兩應付的方式低調不作為掠過，到了選舉時才強調這是多麼重要的工作。不過還好，馬先生總算提出他的文化白皮書，這也聊表他知道文化的重要與奧妙所在。

　　文化工作的方向。所謂文化工作範圍非常廣泛，很難界定它的向度。簡單的說，應該包含了生活中大部分的柔性面的諸多活動，都可以說是文化活動。

　　雖然文化工作的面向很廣泛，但還是應該把握住方向才能做出符合人民需求的東西。文章認為重點大略為：在地性的文化活動；區域性的文化面向；國際性的文化廣度。

　　這三種文化方向是從點、線、面的幅度，來輻射出台灣文化的多面向與廣角度。也就是從在地生根；拓展到區域的開花；然後突破界線在國際場域結果。以林懷民的雲門舞集；王建民的棒球形象；李安的電影事業等，這些都足以說明，台灣其實具備推展文化區域、國際化的條件與實力。重點在于當局官員的文化素養與眼光夠不夠，這是台灣文化能否發光發熱的關鍵所在。

　　人民的文化觀念與態度。如果當局重視這個工作，先由官方來引導人民關心和積極參與文化活動，經由多次的加入這個行列，進而從關心到有興趣接觸多元的文化活動，自然之間產生對文化的認知與重視。亦即將文化生活、大眾化，這樣就能興起全民樂于愛好文化活動的熱潮。

　　如此文化才能深植民心，借此提升人民的文化水准，進而轉動文化觀念的活絡與多元，相對的產生較好的文化態度。這就是用文化改善人民的氣質與素質的較佳效果，殊值當局行政部門深思熟慮。

　　文章表示，此次馬先先提出文化白皮書，並與文化界人士對談，這是值得鼓勵與支持的事情。起碼表示，馬先生知道文化的不可忽略，也了解台灣文化的不足與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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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察出版產業多年，電子書始終雷大雨小，在人性化載體尚未形成前，是無法樂觀的，如果這個「載體」是軟軟的一個「可攜帶型手帕」，前景就可期了。科技來自人性，此話不假。

文大俠對電子書e化有何看法?

部落格文學及線上出版刊物大幅成長, 會不會也是造成出版業蕭條的原因之一?

省長能不能寫小說？

2008年02月19日 17:57 新華網 

　　如果民意真的能起作用，省長能不能寫小說，廳長該不該寫博客，官員要不要孝敬父母，秘書用男的還是女的，都是一些偽問題。  

　　前不久山西作家張平當選為副省長，引發了作家能不能當官的討論。如今又有一條消息，把這個問題顛倒過來問一遍：官員能不能當作家？這個消息說，近年來，陝西官員紛紛拿起筆來進行文學創作，發表了大量散文和小說。“在陝西，官員寫作非常普遍，從基層到廳局，從鄉鎮到省委，可以說已成規模了”，其中包括副省長張偉發表長篇小說《五福》及多篇散文。（據2月18日《人民日報》） 

　　從中國的傳統來看，回答這個問題似乎非常簡單。科舉制度決定了，寫好文章才能當官，當了官還要繼續寫好文章。不經科舉選拔的皇帝，往往也要附庸風雅。這些文章多半都是文學創作，以詩詞和散文為主。即便是像《賈誼論》這樣的政論文，人們也首先從文學的角度去欣賞。  

　　科舉制度並沒有在政治制度方面給我們留下什麼好的遺產，現代社會中同時馳騁文壇和政壇的高人也越來越少。我們用上千年的歷史証明了一個非常小兒科的道理，那就是當官和作文其實是兩回事。至今還有人不明白這個道理，他們說當官的寫小說總比打麻將進歌廳好，寫作能陶冶情操嘛，情操陶冶高尚了，工作也就搞好了。一位勤于筆耕的陝西省國家安全廳官員也感同身受地說：“這幾年我寫親情、寫友情、寫鄉情，也許因為時常在情感的世界中浸潤，我的心態逐漸變得平和，工作中還學會了化繁為簡、化單一為多元。”他們和古人一樣，存在同樣的認識誤區，以為治理國家就是施仁政，就是讓當官的做好人發善心，並吟詩作畫來教化民眾。  

　　還有人發問道，當官的都埋頭用心寫小說了，哪裡還有時間和精力來關心民生疾苦？這個提問有一些道理，但並沒有說到點子上。愛好文學的官員並沒有把所有的精力都來寫小說，沒有寫小說的官員也未必把時間都用來體恤民情。長期以來，由於對官員的工作缺乏監督考核的機制，官員要得民心就只好比累。日理萬機最了不得，通宵達旦也很感人。辛苦工作的確是勤政愛民的一個証明，但是好官和好忙之間並不能直接畫等號。能力強、經驗足、效率高的官員，很有可能事半功倍。這樣的官員，晚上聽聽音樂，寫寫小說，也無可厚非。 

　　現在很多人明白了，政治並不是發慈悲，也不是比時間，其核心是權力的授予、行使、制衡和剝奪。從這一點出發，網民們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問題，比如陝西省官員的小說要不要發表或出版，到哪裡去發表或出版，稿費怎麼拿，發行怎麼做，會不會有人代筆？目前我國的出版業，並非完全市場化，行政權力仍然有很強的幹預力量。副省長也好，廳長也好，他們手中的權力和心中的才華，哪一樣對發表或出版作品更有用？就像有些官員在職讀博士一樣，聽起來很好學，其實是利用職權牟取私利。  

　　沿著權力制衡的思路追下去，我們就會發現這些還是表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官員是不是在乎民意。如果民意真的能起作用，那麼用不著大家去討論上面這些問題，並企圖作出種種繁瑣的規定，而是他們將主動規避民怨，否則就會落選，或者被選票受到威脅的上司炒魷魚。想通了這層邏輯，我們就會明白，省長能不能寫小說，廳長該不該寫博客，官員要不要孝敬父母，秘書用男的還是女的，都是一些偽問題。（長平 廣州 資深媒體人）（責任編輯: 浦奕安 ）

(中國解放日報) 2008.2.16

前不久，世界上第一部由電腦創作的小說《真正的愛情》在俄羅斯的各大書店上架。

    這本完全由電腦創作的小說，以文豪列夫·托爾斯泰的經典作品《安娜·卡列尼娜》中主人公的經歷為情節主線，只是將時間背景變為21世紀，地點由荒無人煙的島嶼替代了繁華的聖彼得堡，其語言帶有日本當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樹的風格。

    據介紹，這本書是由一套叫做“電腦作家2008”的小說寫作程序創作完成的。該程序收錄了包括《安娜·卡列尼娜》在內的18部著名文學作品。在電腦專家和語言學家的幫助下，程序借助相關語言資料進行文學創作。歷時8個月的“創作”之後，小說初稿完成，經過編輯進行常規的潤色後出版發行。

    電腦涉足文學創作領域，帶給人們全新的體驗，也引發了眾說紛紜。

    這是一面有價值的鏡子

    思 引

    大半個世紀前，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韋勒克出版了《文學理論》一書，迄今一直被奉為文學理論的經典之作。近日，世界第一部由電腦寫作的小說誕生了。高科技對文學的影響來勢之快，是韋勒克不曾預料到的。

    盡管學生作文和唐詩宋詞等創作軟件早已流行，但電腦寫作仍處在起步階段，因此表現為混沌學借助計算機技術，簡單運用于文學上。打個形象的比喻，如一個立方體，六面著不同顏色，經有序多次變位，最終形成新圖案。變位順序不同，次數多寡，都會影響到最後的結果。隨著技術日趨成熟，有理由相信，電腦寫作將不失為一種探求文學創作機理的途徑。

    此外，文學創作還涉及到作者與讀者的關係。法國著名思想家羅蘭·巴特認為，作品的問世便宣告了“作者之死”，而其闡釋權就落在具體的讀者身上。如今電腦寫作卻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若沒有作者，或僅為虛擬作者，那麼，作品的創作與闡釋權又將何去何從？我們不妨做個大膽的想像 ：是否會迎來這樣一天，讀者僅需在小說每一章節末，點擊若幹關鍵詞，便能自動生成新的一章，從而更隨性地閱讀呢？恐怕到時不僅是文學創作，也是書籍樣態與出版市場的變革。

    電腦寫作無疑會大大影響文學創作和理論，但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成為電腦和人腦之爭的新延伸。作為方法的電腦寫作，很難“制造”出經典，也無法取代傳統的文學創作，但對于重新思考文學創作的意義，審視我們的生存環境，的確是一面很有價值的鏡子。

    離真正的創作尚遠

    洛洛

    “電腦作家2008”真的會寫作嗎？聽聽它的出版商怎麼說吧：目前“電腦作家”還不會對真正的作家構成競爭和威脅，因為離開人類的幫助，“電腦作家”還不能獨立創作出一部站得住腳的作品。

    新聞中是這樣描述《真正的愛情》的寫作過程的：“在電腦專家和語言學家的幫助下……進行文學創作。”這就讓我們不得不質疑：所謂的“幫助”佔據了創作的多大成分？其手段如何？人類在電腦的文學創作中到底扮演著怎樣的角色？既然這位“新概念寫手”能綜合18部文學經典的優長，並且寫出的文字“帶有村上春樹的風格”，那麼各種文學語言風格特徵是如何被量化成可供計算機語言讀取和操作的數據指標的？這些數據在被編譯輸入之後能夠自我更新、自我生殖、自我發展嗎？還是需要依賴人類指令來生成相應的編碼輸出過程？

    我們不妨更進一步———何謂“創作”？就人類的創造行為來說：對已有信息的搜集、歸納和整合並不是“創作”的主要表徵，對新信息的獨創性提出才是關鍵所在。如果一項技術只能被動地完成前面一半的工作，而不能獨立確立創作目標、創作路徑和創作風格，那麼該技術所從事的過程就不配被稱為“創作”；而一項技術，其核心過程必須仍然由人類智慧來實施，那麼它也就缺乏科學的獨立性，因而不足以稱其為“新科技”。

    對“電腦作家2008”所謂的“創作能力”，我深感懷疑，畢竟喪失了自我認識和反思能力的簡單勞動，並不能和人類崇高的創造活動相提並論。

    鼓勵“書寫”和“想像”

    朱小雪

    隨著電腦的使用和互聯網的普及，“高科技”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工作以及藝術創作等方方面面。通過高科技的手段，生活更加舒適，工作更加便捷，藝術也呈現出更美的景象。

    但在種種嶄新的變化面前，人類似乎從來都是“愛恨交加”。一方面，既滿足于技術進步所帶來的便利，另一方面卻或多或少會對此產生莫名的恐懼。小說家、電影編劇、倫理學者、人類學者乃至一些自詡以研究未來為使命的科學家，更是樂此不疲地對這一現象進行著細致的探討、描述和渲染。

    早期，人們擔心的多是所謂的智能機器人可能“推翻人類控制”，進而奴役人類，從肉體或物質層面控制。那麼現在，隨著一部由電腦創作的小說的問世，人們似乎轉移了關注焦點，開始現實地關注技術與藝術以及人類精神的互動問題。

    實際上，高科技只是一種“手段”，而藝術或文學創作卻更多地是一種實踐和“悟道”的過程。確實，高技術的應用能讓文學創作變得簡單和直接，甚至可以自主創作出一部完整的小說。但如果人們都放棄“書寫”和“想像”的權利，而只是借助于機器來完成，那麼整個社會將無法享受到這一過程所帶來的絢麗風採，文學創造的過程也將變得毫無意趣，文學創作的意義將隨之變得空虛而模糊。

    從這個意義上說，“電腦寫作”的價值和作用，應該體現在鼓勵更多的人動手創作自己的藝術或文學作品。

    電腦無法給作品靈魂

    王 琦

    電腦科技的發展的確在很多方面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為我們帶來諸多便利，然而，由電腦為人類創作文學著作，這還是讓人一時難以接受。

    盡管電腦有著嚴謹的理性思維、精密的運算，它掌握的背景知識比誰都豐富，但它沒有個性，沒有靈魂，沒有獨立的創造力，最重要的是，它沒有情感，沒有文字寫作者那種精神涅般的痛苦和喜悅的體驗。借用危地馬拉著名小說家阿斯圖裏亞斯的話說：“當寫作者的靈魂失卻後，他將喪失自己的生命，而失去生命的同時，他將靈魂奉獻給另一個生命———作品。”這種偉大的犧牲精神，豈是寫作軟件發明家所能理解的？如果只有簡單的復制、模擬、拼湊，縱使再嚴密、再工整，也無法給作品一個靈魂。

    再則，語言是人類區別于其他生物的最主要特徵，而書籍正是人類語言的記載，承載著傳播人類精神文明的重任。如果有一天語言都已經不再為人類所特有，書籍都不再由人類所創作，或許人類的精神文明也就此戛然而止了吧。

    只是一連串二進制的機器代碼

    秦魯

    “處女作”常常意味著一位有才氣的文壇新秀發表的第一部富有感染力的作品。它帶有褒義的鼓勵和肯定，以處子之嫻靜、純潔、美好，形容新生作家的首次創作。然而，面對電腦的處女作《真正的愛情》，我卻有些不知所措。

一方面，這是電腦無意識、無感情的文字剪輯和拼湊，另一方面，作品的內容又關乎人類最美好、最令人激動與回味的情感。兩者之間的對立和落差，帶給我們諸多疑問：由電腦駕馭的作品算小說嗎？它能給我們帶來精神體驗嗎？

    文學之所以為文學，是因為其中蘊含著作者和讀者共享的真情實感和生命體驗。越是偉大和經典的作品，越是觸及了人類最根本最恒久的生活元素。對人類情感一無所知的電腦，僅憑軟件的機械運算，將文字毫無生命和激情地堆砌在一起，這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種文字遊戲。也許它在形式上比一些人類創作的低劣文學作品更有“才氣”，但依然而且只能是機器的“遊戲”，是外在于文學的文本形式。而且在知識產權日益被重視的時代，這種以大量文本“再加工”為主的電腦創作，更違背了文學創作的基本準則。

    因此，作為一種創意，一種新生事物，對電腦創作小說“一棍子打死”或許反應過度，但電腦寫的小說，還是讓它去吧！它歸根結底只是一連串二進制的機器代碼。

    無法與“我手寫我心”的文學作品並論

    曹柳鶯

    前段時間，一種名叫“詩歌創作”的計算機軟件流行一時，輸入若幹關鍵詞，確定風格流派，按下“確認”鍵，便會誕生一首毫無邏輯、感情混亂的拼貼詩。雖然這個小小的寫詩軟件從一開始就停留在自娛自樂的層次，卻還是在媒體上掀起了波瀾。接著，電腦小說《真正的愛情》的面世，讓軟件創作一下子由飯後消遣升級到了商業營銷的高度，從而招來紛紛議論。

    說白了，“電腦小說”只是一次高級的俄羅斯方塊遊戲——由電腦選擇合適的人物，並安排他們出現在合適的時間地點，再由程序調整出一係列不同的排列組合。

    相信大部分讀者都難以想像，電腦是如何從18部經典小說中擇取情節、語言，最終東拼西湊成一部還算小說的作品。此番過程的神秘性和制造原子彈、生物基因工程不相上下。我看，它或許不應被放在文學領域進行討論，而應該被當作一次科技領域的試驗來探討。

    撇開一個有血有肉的創作主體，任何作品都不能納入“文學”的范疇。電腦畢竟不是人腦，它的敏感僅僅適用于數據、信息。對于一切感官的體驗，這位“不會拖稿的模范創作者”卻分明一竅不通。人類情感的復雜性容不得懷疑，更不是區區一篇打著小說旗號的文字可以顛覆的。

    《真正的愛情》戴著高科技和商業效益的雙重光環，迷亂了人們的雙眼，卻迷亂不了大眾的審美。這一高科技試驗的現有成果生命力極其微弱，哪怕得到歷代大師巨著的滋養，它也無法和真正的“我手寫我心”的創作相提並論。因此，它不可能改變人類既定的審美傾向，對于精神層面的塑造更是無能為力。若要大膽預測，如此試驗恐怕只有曇花一現的份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