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如此創新的畫風,在當時的巴黎藝術界仍未能獲得理解與青睞,對於如此矯揉做作、恪守傳統的圈子他已然厭倦,他渴望原始純樸、反璞歸真的環境,於是1891年他搭乘法國貨船來到南太平洋的小島──大溪地(Tahiti),法屬波利尼西亞群島的一個熱帶島嶼。島上洋溢清新純樸的異國風情,與老練世俗的文明社會截然不同的原始風光,完全契合高更所嚮往的境地,更進一步落實對繪畫的理想。在這裡,他獲得了些許精神上的解脫,同時隨處可得豐富的寫生素材,將其繪畫理念發揮得淋漓盡致,就像進入了對的磁場一樣,相互對應的吸引力引發出懾人的力量,具體化為一張張生命力豐富的精彩畫作。他的許多作品都以大溪地女人為主角,描摩出女性形象的古典美與質樸美,代表作為《大溪地女人》(Tahitian Women〔On the Beach〕,1891)、《帶芒果花的大溪地年輕姑娘》(Fanciulle Tahitiane con Fiori di Mango,1899)。在大溪地島上,他著手撰寫他的自傳《諾亞.諾亞》(Noa Noa),記載他在大溪地的點點滴滴與生活採集。Noa Noa是當地土語,是「芳香」的意思。高更不僅在原始小島品嚐到土地的芬芳,也在其中尋找生命的芳香──生活中最真實的感動。他在書中提到:「我要離開(大溪地)時,年紀老了兩歲,心情卻年輕了二十歲;比我剛抵達這時更像野蠻人,但卻更聰明了。是的,的確野蠻人教導我這個從腐敗文明來的人許多事,這些無知的人教了我許多生活與快樂之道。最重要的,他們讓我更瞭解自己,他們教給我最深層的真理。」
然而在如此純真質樸的天堂,高更還是有著內心的掙扎與對人生的疑惑,從他的作品《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1897)可窺知一二。畫中從右到左分別是新生的嬰兒、摘採水果的青年以及行將就木的老婦,象徵人歷經生死的一生,猶如神話的秘密圖騰般的構圖,營造出此主題幽微的神秘性與難以參透的特質。其實這時的高更是貧病交迫的,他獨樹一格的畫風不受賞識,除了讓他感到落寞之外,也導致了經濟上的困難。沮喪的情緒如兇禽猛獸齧咬他的心智,使他曾嘗試自戕,所幸失敗。1900年透過畫商沃爾德的仲介,賣出了一些他的畫作,才使高更經濟略微改善。他的餘生是在馬克薩斯群島(Marquesas Islands)度過的,他還是不停的作畫,藉由創作忘卻身體的疼痛,治癒心裡的創傷,這時期的畫作色調多了些淡粉色與深紫色,如:《海灘的騎馬者》(Horsemen on the Beach,1902)與《金黃色的身體》(And the Gold of Their Bodies,1901),色彩的運用更為活潑,充滿無限想像力。高更自從1891年來到波利尼西亞群島後,僅一次回法國,他選擇的是認同殖民地的文化,同情他們的處境。1903年則因與殖民地政府及天主教教會發生衝突,被判入獄服刑三個月且罰款一千法郎,但還沒來得及服刑就因病去世。他去世後,畫作才真正受到普遍賞識。他選擇了自己想走的路──放棄了灰白色調的巴黎天空,但換得色彩繽紛的人間樂園;甩開了不愁衣食的中產階級生活,贏得了快樂自在的作畫時光。半路出家的他也引領了後輩藝術家走上更變化多端的道路,成就藝術的寬廣性與豐富性。
※高更其人:
法國後印象派畫家、雕刻家、版畫家、陶藝家。早年做過商輪水手及股票經紀人,受同事鼓勵而業餘習畫,爾後受印象派畢沙羅的指導,繪畫技巧逐漸成熟。1883年後下定決心辭掉工作專攻繪畫;曾到法國不列塔尼的古老村莊進行創作,對鄉間的明媚風光感到興奮不已,加上對民間版畫及東方繪畫的風格感到興趣,遂放棄原來只著重客觀光影呈現的寫實畫法,與志同道合的貝納合力發展出結構與色彩並重的綜合主義,此一蛻變的極致代表作為《黃色基督》。由於厭倦都市生活和嚮往異國情調,在巴黎獲得不了共鳴的高更於1891年去了南太平洋上的法國殖民地大溪地島,沈浸於島上純樸的風土民情和鮮為人知的古老神話;他以線條和強烈的色塊組成的畫幅具有裝飾風味和民族神秘色彩,作品有《大溪地女人》、《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我們往哪裡去?》等。他創新的藝術風格引發原始主義(Primitivism)的蓬勃發展,亦對後來法國的野獸派和德國的表現派有頗大影響,如「先知」般引領未來的變革與潮流。
※ 梵谷與高更的故事
梵谷與高更,兩個才華洋溢的畫家在一起相處會是惺惺相惜,還是水火不容?他們於1887年一場巴黎畫展相遇,還彼此交換了畫作。這場畫展是梵谷的弟弟Theo所辦,經過梵谷大力推薦,Theo也對高更的畫非常感興趣,自己還購買收藏高更的畫作。此時兩人並沒有多大交集。
但梵谷心中有個計畫在成形,他希望在法國南部打造一個藝術家的基地,在自然美景的環繞下,潛心繪畫的創作,突破現有畫風與技巧;同時,他想要邀請他景仰已久的高更一同共襄盛舉,他認為高更與他一樣手頭並不寬闊,同樣想跳脫主流的框框,絕對可以志同道合一同攜手開創新氣象。於是他不停地寫信邀請、遊說高更,向他提起這份計畫,希望能獲得首肯,但高更興趣缺缺,直說他自己也有別的計畫,打算到熱帶地區暫居一陣子。梵谷堅持不懈,並請胞弟從中協調,允諾給予高更資金援助,這才說動了堅定不移的高更,來到法國南方的阿爾與梵谷同住一間工作室──The Yellow House。這可是梵谷興致勃勃裝點的夢想之屋;他還畫了一系列向日葵靜物畫,掛在高更的臥房裡,做為迎接他的熱情表示。
1888年10月21日開始,梵谷與高更在法國阿爾一起度過了九個禮拜。起初兩人處得還算不錯,高更適應了一小段時間後也開始作畫,彼此教學相長,相濡以沫。但相處時間一久,個性差異頗大的兩人有許多摩擦,包括對作畫的想法、認同並崇慕的畫家也不盡相同,甚至會就此爭辯起來,讓氣氛頓時變得緊張尷尬,如梵谷所形容,兩人在激辯過後就如同「耗盡電力的電池」。高更在寫給好友貝納的信中說道:「文生與我鮮少有意見相投的時候。他崇拜杜米埃、杜比尼、齊埃姆、盧梭,而我對任何一個都不感興趣。相對而言,他鄙視安格爾、拉斐爾、竇加等所有我景仰的人。為了維持和平的氣氛,我回他說:『你是對的,長官。』他很喜歡我的畫,但當我在畫的時候,他卻不停在挑毛病。他是浪漫主義者,而我曾傾向原始主義的風格。」高更這時已走向形體與色彩並重的綜合主義,並認為要多考慮「創造」而非「結果」,也就是不需太過臨摹景物的真實度;但這些話梵谷還聽不太進去,他一心想把大自然七彩炫麗的光影捕捉進畫裡。兩人都很堅持自己的想法,完全不想向對方屈服,到了一種近乎倔強的地步。隨著寒冷的冬天逼近,在外獨自作畫的時間減少,在室內共處的時間比例大幅增加,無處躲避的兩人不得不從早到晚聚在一塊,衝突機會也增多了,關係瞬間惡化,於是高更下定決心要離開阿爾,對他而言,這段在阿爾的實在是度日如年。梵谷其實不希望他離開,但又莫可奈何。
兩人住在一起兩個月後,爆發了一次嚴重衝突。那天他們在外用餐,梵谷小酌片刻後一時失去理智,把杯子砸向高更,還好被他閃開了。隔天他酒醒才隱約記得自己做的事,高更雖原諒他,但更加堅定地說他要搬走了。到了晚上,高更獨自到外面透氣,不久梵谷也跟著衝出來,手上拿一把刮鬍刀,他在高更面前停下腳步,兩人對視片刻後,他又低下頭返回家中。梵谷當下決定要先搬去旅館住,跟這樣一個性情不定的不定時炸彈同住實在有些可怕。然而不幸的事才要發生,就在當晚梵谷割下他的左耳,把它送給一個他喜歡的妓女拉歇爾。「割耳事件」促使高更當機立斷離開阿爾,用血腥與瘋狂畫下這段共同生活的休止符。
梵谷在阿爾醫院治療過後,被送到附近的聖黑彌療養院修養。隔年三月,黃房子被迫關閉。高更離開阿爾後,又回到不列塔尼,與荷蘭畫家Jacob Meijer de Haan分租一屋;梵谷曾寫信給高更,表示想要去不列塔尼與他們同住,但遭婉拒,理由是他還有到熱帶島嶼興建畫畫工作室的計畫。梵谷又再次遭受打擊。1890年他舉槍自盡,結束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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