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請問是張建強家嗎？這裡是吉安分局——張建強出車禍了，現在在慈濟醫院急診室，請家屬趕快過來......」
八十六年三月八日晚上的一通電話，對張家而言，不但是晴天霹靂；簡直就是天地變色：二老痛失次子；年輕的妻子變成寡婦；未滿周歲的兒子成了孤兒......。
因為建強的遺言和母親、兄弟的堅持，慈濟醫院新成立的骨骼銀行，有了第一例的捐贈者。
此後幾個月，在慈濟骨科手術中，不知凡幾的病人，移植了既「健」(建)且「強」的人骨。
二十三歲的張建強，一部份骨灰安奉在國軍公墓；一部份骨頭還「活」在許多人的身上，繼續走在美麗的人世間。
我覺得我的兒子「還在」
六年後。
周玉蘭來到慈濟醫院社服室，看見常住志工紀雪，激動地說：「我好興奮！好高興！我覺得我的兒子還在......建強他還在......是不是？」走過肝腸寸斷、錐心泣血的歲月，建強的母親勇敢地走進慈濟醫院當志工。一年多來，她在這裡成長，蛻變。
這一天，她抱著「興奮」的心情，來參加慈濟為器官捐贈者所舉辦的「感恩音樂會」。她對自己的心情感到好笑：「我是不是很『三八』啊？」捐贈者家屬哀傷又驕傲的告白；受贈者感恩再感恩的分享。儘管全場觀眾已淚流滿面，甚至有人泣不成聲；周玉蘭都靜靜的微笑、聆聽。「沒有人知道，是無常先到？還是明天先到？但是，我相信，死亡不是落幕；往生也可以重生......」直到司儀朗誦「永恆的慧命」詩篇時，周玉蘭終於忍不住，任淚水奔流。
一切，是那麼順遂美好。
民國五十七年，十四歲的阿美族少女周玉蘭，以一萬元的代價「嫁」給了江蘇籍的老兵張清。建立了當年社會典型的「老榮民」娶「原住民」的家庭。大她二十多歲的老公，是看著周玉蘭長大的。周玉蘭因為家貧，小學都沒畢業，但她聰明賢慧，勤儉持家。雖然先生有喝酒、賭博的習氣，但周玉蘭還是善盡家庭主婦的職責，把家照顧得很好。
張家育有三男一女。三個兒子克劭其裘，步父親後塵，一個個考上軍校，當了職業軍人。老大建國役畢從商；老二建強士校畢業後，在花蓮服役；老三建勇陸軍官校畢業，服務於國安局。
四個孩子中，建強最早婚，民國八十五年就結婚生子；這一年他將保送官校，又將升官受階；又買了新車......一切，是那麼順遂美好。
夜半驚魂的電話
「我們三個兄弟都是職業軍人，就是過年都很難聚在一起。那一天，我們三個竟同時休假在家，和媽媽在樓下聊天。」老大張建國回憶說。
那一天，八十六年三月七日。母子四人聊到深夜，欲罷不能。從建強六個月大的小貝比談起，談著談著，話題轉到「生」與「死」。「如果人死了，最好器官捐贈，可以救人。」建強說：「剩下的燒一燒，把骨灰灑到海裡，最不麻煩，最省事。不必送花圈、花籃；更不必燒紙錢。」兄弟們討論起器官捐贈，因為在軍中時，都有相關的推動，年輕人能接受新觀念，所以幾乎人人都擁有器官捐贈同意卡。
「第二天早上，我在房間裡聽到二哥在逗小孩：叫爸爸！叫爸爸！」老三建勇說：「我心裡想，才六個月的小孩怎麼會說話呢，真是......」，「叫爸爸——你不叫，以後爸爸就聽不到了——」建強的話，讓建勇心裡一驚，不祥的預感一直縈繞在心中。
夜裡，來自慈濟醫院的電話響起，兄弟倆先趕到醫院；周玉蘭帶著媳婦和孫子也隨後趕來；遠在梧棲當守衛的張清更是連夜趕回花蓮。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全家人都手足無措。
婆婆向媳婦跪下......
事情發生在八日晚上，建強從玉里北上，要到七星潭。經過吉安黃昏市場時，因閃避一輛轎車而撞上分隔島。建強駕駛的喜美新車買來還不到一個月，就撞得稀爛，連命也撞掉了。
其實建強俊秀的臉龐沒有很大的傷，但是內臟破裂，嚴重內出血，緊急送開刀房開刀。醫生說：「情況不樂觀，家屬要有心理準備。」
周玉蘭抓住兒子的手說：「我會照你的意思去做！」建強伸出舌頭，笑一笑，這是建強給媽媽最後的一個表情。
手術進行到凌晨四點，然後送到加護病房。建強血壓一直往下掉，生命跡象漸漸消逝。周玉蘭撐著進去看了出來，雙腿一軟，昏了過去。
「把他的器官捐贈出來......救人......」周玉蘭悠悠醒來，肝腸寸斷，還不忘前一天兒子說過的話。建強的妻子一聽，極力反對，歇斯底里哭喊著：「不可以！不可以！」老大建國說，弟弟說器官捐贈最好，才說過不到二十四小時，就發生這樣的事，我們能不照他的話做嗎？周玉蘭說：「媳婦和他娘家的母親都反對，怎麼辦呢？怎樣才能完成兒子的心願？」「媽媽求妳！」周玉蘭突然向媳婦跪下來：「無論如何，妳一定要同意，不要讓建強遺憾終生。求求妳！成全他吧。」
親家母和媳婦還是反對，甚至反目。她們大罵：「為什麼要器官捐贈？為了錢嗎？妳這個母親好狠心，妳會有報應的......」
捐贈骨骼銀行的第一人
為了器官捐贈，婆媳爭執不下。醫院志工顏惠美見狀，勸導做媳婦的說：「我們非常能了解妳的心情，妳和他是夫妻；可是他們是母子。妳們夫妻只有一兩年的情分；他們母子可有二十多年。做母親的不是狠心，而是真正的愛兒子的心。」
媳婦還是不為所動，器捐小組和志工也不敢勉強，只是告訴他們：要趕快做決定，再猶豫，器官就要衰竭壞死，不能捐了。周玉蘭冷不妨從後腰抱住媳婦，抓著她的手說：「求求妳！簽下妳的名字，只要三個字就好，三個字就好。」做妻子的終於簽下同意書。可惜建強的內臟因嚴重受傷，無法捐贈；但是二十三歲的年輕骨骼，正是骨科手術最急需的。
取出骨骼的手術由陳英和醫師主持，建強再度被送進去開刀房，取出四肢的骨骼，再以木棍填充、縫合，精湛的手術還原了建強的形體。這一年慈濟醫院的骨骼銀行成立，建強成了捐贈骨骼的第一人。
因為建強是軍人，還要等軍事檢察官來驗屍，所以還是送進冰櫃冷藏。在志工的助念下，哥哥和弟弟為他淨身、更衣、梳頭。弟弟悄悄的剪下建強一縷頭髮作為紀念，並且告訴他：「二哥，我們為你做了器官捐贈的決定，你一定會認同的，對不對？」
母親天天以淚洗面
建強的大體帶回家，部隊的長官弟兄紛紛來致哀，公祭那天，由十六位士兵護棺，慈濟的志工也來參加，場面備極哀榮。火化之後，骨灰安奉在南華的國軍公墓。「我們沒有將骨灰灑在海裡，是考量到他的孩子將來長大了，還可以找到爸爸。」周玉蘭說：「媳婦一直不能諒解我們，雖然我們把撫恤金和保險金都放棄，全部給孫子當教育基金，但是喪事辦完，媳婦就把孫子帶走了。」
周玉蘭曾對媳婦表示：妳還年輕，如果有合適的對象，我會把妳當女兒一樣嫁出去。只是媳婦和張家的緣份是如此的短暫，張家也很無奈。周玉蘭說：「孫子，疼在心裡就好。我虔誠的祝福他們。」
話雖如此，一下子失去了兒子，孫子又被媳婦帶走，周玉蘭天天以淚洗面。兒子和女兒都勸她去當志工，不要老呆在家裡。小兒子甚至把建強的照片都收起來，以免觸景傷情。周玉蘭說：每年青年節、清明節、軍人節，都可以進靈骨塔去看兒子。她會跟兒子說家裡最近發生的許多事情。當然每一次去，總是錐心泣血的回來。哀傷，似乎無邊無際，永無止盡。
民國八十九年軍人節，周玉蘭再度上山，她告訴兒子：我要停止悲傷，我要去慈濟當志工。
她開始閱讀慈濟月刊，心裡告訴兒子：媽媽讀給你聽。一篇一篇讀給他聽，漸漸的，周玉蘭的心門打開了；但是真正到慈濟當志工，還是在一年多以後。
替兒子當志工
民國九十一年，張家隔壁搬來一位慈濟委員陳春金，周玉蘭跟她表示想到慈濟醫院當志工。陳春金問清楚規定後，請周玉蘭帶照片去志工組報名並受訓。
「起先我被安排在二樓檢驗科，但是我受不了。」周玉蘭說：「一轉身就看到開刀房和加護病房，建強的影子好像就在眼前一般。」周玉蘭後來被派到門診，恰巧是骨科，更巧的竟然是陳英和醫師的診間。「兒子呀！我是替你來當志工的。」她在心裡呼喚著：「我在陳醫師這裡，你的骨頭就是他取出來的。」每個星期一到星期四，上午七點到下午五點，就是周玉蘭在骨科門診服務的時間。那麼長的時間，周玉蘭都不覺得累，因為她覺得，她的身邊有兒子默默的陪伴著她。
九十二年三月，周玉蘭的先生張清從梧棲回到花蓮。因過去人工關節置換不當，開了四次刀，吃盡苦頭。周玉蘭帶他去慈濟醫院看陳英和醫師，由陳醫師再給他動手術。「張清的手術用了許多骨骼銀行的人骨。」陳英和醫師說：「當然不可能用到他兒子的骨頭，因為在骨科手術上，骨頭需求量非常大，捐出來不到幾個月，就會用完了。」當年建強的骨頭捐出來，給不知名的病人使用；如今做父親的有需要，也有不知名的人捐出來給他用。無私的奉獻和大捨，形成無比的「愛」的循環和美麗的故事。
全家人永遠的懷念
「建強很乖，比女孩子還貼心。」周玉蘭談起兒子，眼裡閃著光：「小學五年級時，他大清早就到附近的高爾夫球場當桿弟，撿球賺錢。」父母不知情，以為他跑出去玩，還處罰他。寒暑假，建強和哥哥、弟弟到農家幫忙拔花生、摘玉米，賺錢貼補家用。國中畢業後，建強為減輕家庭負擔，選擇就讀士校；母親極力反對，認為他成績優秀，可以考上好的高中。但是建強告訴她：「讓我去吃苦，若吃不了苦，我再回來。」母親賭氣，三年都不去看他。畢業時，士官長官打電話給她，請她一定來參加，因為建強除了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外，一八九公分、八十公斤的他，是分列式中最受矚目的掌旗官。
「二哥的脾氣好，又細心。」弟弟建勇回憶說：「有一年他在步兵學校受訓，跟官校只隔一道牆。他打電話叫我到側門等他，只見他打著手電筒，騎著腳踏車，送一個生日蛋糕給我。」「我們兄弟各忙各的，很後悔他在世時，沒能多一點時間相處。」大哥建國遺憾的說。爸爸張清難掩傷心，卻還是自豪的表示：「他走得乾脆，而且器官捐贈救人，功德無量啊！」妹妹梅玲貼身的皮夾裡，帶著二哥的照片和自己的器官捐贈卡。她說：「二哥太帥了，我要永遠跟他在一起，向他學習。」
建國和建勇的好事將近，家裡重新裝潢，準備辦喜事。全家都有共識：為建強留一個房間，存放他的遺物，就當他還在家一樣。
建強走了，二十三歲，正如旭日般耀眼的生命，一下子殞落了。在他生命的終點，有一個「付出」的決定，所以在無盡的哀傷中，有微妙的、極大的欣慰；在綿綿的懷念中，有津津樂於分享的美談。真的，死亡不是落幕；往生也可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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