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歷史教科書引爆「日據」與「日治」之爭，馬總統出面「轉圜」。他說：我用「日據」，但不反對有人要用「日治」。他說：台灣是民主社會，對於歷史有不同的看法，應採「包容」態度，不宜硬性規定。

總統此說，混淆了「言論自由」與「歷史教科書綱本」的界際，根本是在「和稀泥」，是嚴重的失言與失態。

因為，就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言，連台獨（顛覆中華民國）亦可公開主張，當然任何人亦可反對用「日據」而用「日治」去指稱那一段歷史，無人可以反對此種「言論自由」。但如今是歷史教科書的綱本捲進「日據」與「日治」之爭，那就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更不是「包容與否」的問題。否則，教科書亦當包容「支持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亦當包容「釣魚台是日本的」。

歷史課本不是網路論壇。若歷史課本在大是大非上亦可各說各話，那何必要有綱本？更何必要有「教科書審定委員會」？若以言論自由的大帽子，愛怎麼編就怎麼編，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一切包容，那還需要「審定」嗎？

就連《開羅宣言》亦稱台灣、澎湖群島等，是日本竊自（stolen from）中國的土地；因此，無論就法律及政治意義言，謂為「日據」是理所當然。而倘稱「日治」，若是指「日本殖民統治」之簡稱，則亦可接受。但如今主張「日治」一詞者，卻是指日本依馬關條約取得的「合法統治」；如此，則不論就史實或法理言，這都是亂史與偽史，豈容登上中華民國的歷史教科書？

我們的主張是：教科書應以「日據」為準，倘稱「日治」，則必須以「小辭典」敘明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簡稱。

──有心人正多方搶救中華民國歷史

龔自珍的詩被後人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但基本上他更是清末一位思想家。「亡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就這麼一句話，教人讀來汗流浹背。

中華民國現在受到亡國去史的兩面夾攻。大陸要亡中華民國，正在且似已完成「去其史」的工作。台灣也有些人想亡中華民國，積極又無所不用其極的在「去其史」。

大陸早在1971年由周恩來指示編纂中華民國史。根據當代為前朝修史的慣例，一來表示中華民國已經滅亡，再者也藉以鞏固新政權的合法性。這套歷史書寫寫改改，於2011年9月正式底定，共36冊。負責主編的大陸「社科院中華民國史研究室」宣稱，「中華民國史已成兩岸共同歷史的記憶」。中華民國還活生生的在台灣，怎麼就成了「記憶」了呢？

中華民國史中最輝煌壯烈的一頁，就是八年抗日贏得勝利。大陸從前一直對內外宣傳，謂「國民黨不抗戰」，抗戰「是共產黨領導八路軍和新四軍打的」。以後史料出現日多，共產黨自知再拗下去就成了國際笑話，乃改口抗日「國軍是正面戰場的主力」，共軍則在「後方游擊區奮戰」。儘管如此，這與並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是不衝突的。

台灣想亡中華民國的人，在「去其史」上的努力，較諸大陸則不遑多讓。李登輝和陳水扁完成了去中國化的大部分工作。杜正勝的同心圓史觀直指台灣與中國沒有什麼關係。像荷蘭、西班牙、鄭成功和清朝一樣，中華民國是一個外來政權。這個外來政權在台灣除了白色恐怖之外什麼好事都沒做，是日本把台灣帶向現代化。至於千萬軍民同胞為抗日戰爭犧牲受苦，終於使台灣光復，這些人也可悍然不顧，且謂台灣地位未定。

台灣歷史課綱從1994年李登輝時代開始修訂至今，不但將台灣史從中國史分離出來另立一冊，順序上也優先教授台灣史，其次才是中國史，以此改造歷史認同與民族認同。兩岸沒有相同的歷史等於分裂，而維持現狀即等於繼續往分裂方向走，也就是鞏固了台灣獨立建國的意識。

若干學術文化界人士不忍讓下一代接受這種扭曲的圖像，希望能投入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與出版，多位大學教授如黃光國、王曉波、張亞中、王仲孚、潘朝陽、謝大寧和許多中學歷史老師不斷努力，但效果殊鮮。謝大寧今年6月24日投書《中國時報》，指出國家教育研究院對他們編寫的內容諸多挑剔。最具體而嚴重的如不准用「日據」而必須用「日治」，等於承認日本當年占據台灣的合法性。

至於搶救抗戰的歷史，倒是分路合擊，應該有些成果。首先是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已於6月28日由「天下文化」出版。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郭岱君跨國團隊」所撰《重寫抗戰史：新檔案、新視野、新史觀》，以及國史館編寫的抗戰史，都在加緊進行中，明年是「七七抗戰」七十七周年，會拿出一些成績來。

從另一角度說：存其國必先救其史。

台灣師大和平東路的校區，日據時期是「台灣總督府高等學校」（簡稱台灣高校或台北高校）所在地。

台灣光復，在原址設立台灣師範學院，後來升格為台灣師範大學。

從成立至今六十五年，以往都沒有問題，但自從獨派台灣史觀乘台獨浪潮掀起後，就有獨派台灣史學者極力鼓吹，歷史應上推卅年，與高校連接而成為，從高校到台灣師大的九十五年。

甚至組成規畫小組，寫規畫報告，在學校重大會議上提出，圖通過立法將源頭移花接木，跪拜日本殖民主義為其爹娘。幸好台灣師大畢竟是具有深厚堅實的人文精神的大學，此種日本殖民妄議，終告失敗。

日據時代，高校有兩口鐘作為上下課報時之用。高校校友不時會來台灣師大重遊校園，懷舊之餘，或受獨派學者之撥弄，今年居然主動從日本鑄造仿舊的兩口鐘，擇一黃道吉日，專程贈送台灣師大，命名曰「自由」與「自治」，（據說是昔年高校校長常以「自由」與「自治」勉勵學生云）。

此兩口鐘已特別製作鐘架，搞了一個「送鐘儀式」，懸掛在「維也那森林」中。

在特別精心製作的邀請觀禮卡片上，十分醒目地寫：「高校精神師大傳承」八個大字。

筆者為此致函校長，鄭重表達個人拒絕接受，台灣師大精神竟然是傳承自日本殖民主義者的高校。那個「自由、自治」之本意，應是「日本帝國自由地殖民台灣、日本帝國自治地殖民台灣」，這不是喪心失魂是什麼？

筆者強調，

台灣師大的精神，是校訓「誠正勤樸」，是校徽的六個木鐸所表彰的「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也是歷來師大大師凝煉鍛造的人文內涵。

如果史家居然在歷史教育中，高歌日本殖民台灣暴力史，並且肯定此極大罪惡，而粉飾之以「合法」，應受正義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