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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昉《台灣時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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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Sky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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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龍船撈香魚
2014年05月29日 
五月五,龍船鼓,滿街路。端午節將屆,各地都會吃粽子划龍舟。台北人可以到大佳河濱公園,欣賞比賽兼踏青,不過,時光倒轉80多年前,不流行去基隆河,而是全部擠到鐵穚下淡水河邊,日本人、台灣人作夥鬥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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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昭和5年),五月五要「扒龍船」,台語「扒飯」的扒,當時北台灣知名畫家蔡雪溪,以俯瞰的視野畫了一幅色彩斑斕的膠彩畫《扒龍船》,描繪大稻埕端午競龍舟的景像。在淡水河邊看熱鬧的民眾,有穿西裝、日本浴衣的歐吉桑,穿閩南服或客家藍衫、客家翹頭鞋的小姐,戴耳環穿高跟鞋、拖鞋、唐衫、西裝、洋裝……什麼族裔的人都有。還有小販在賣枝仔冰、糖葫蘆、香蕉汽水,看起來富裕又熱絡。這是在中日戰爭開打前,台灣非常繁華,後人譽為「跳舞時代」。
畫裡的龍船掛著太陽旗,穿汗衫敲鑼的插旗手鼓舞著划手,黃昏的淡水河,漁家炊煙,戲台有戲班搬演,河水蜿蜒流過鐵橋(台北橋),兩岸具見時髦的洋房和純樸的農舍,大稻埕與三重埔對望,右依大屯山,左傍觀音山,美景一覽無遺。
扒龍船是漢人文化,日本人受中國文化影響也扒龍船。江戶幕府鎖國時代,長崎港有中國船隻受困,特地舉行扒龍船儀式,盼海神水鬼高抬貴手。這點與台灣紀念「水仙尊王」(屈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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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蔡雪溪的「扒龍船」,長210公分寬125公分,細節栩栩如生,原件現收藏於秋惠文庫。林于昉提供日治鼓勵在地文創
日治時期,這種描述常民生活的台灣畫,目前留存的已經很少,它的寶貴在呈現當年台灣的社會和風土。《扒龍船》曾入選1930年第四屆「台灣美術展覽會」,一般簡稱「台展」,它一共只辦10屆,是日治時期最權威的官辦美展。殖民當局意圖透過美展,宣揚日本品味並訓化台灣人,同時移入了台灣原本沒有的西洋畫,原意是去除台灣畫家在漢文化體系裡的水墨臨摹風氣。日本評審特別喜歡寫生風格,不斷鼓勵畫家創作屬於台灣的鄉土藝術,這啟發畫家從自己生長、熟悉的環境取材,樸實的台灣景緻因此得以和浪漫的藝術相遇。
蔡雪溪(1884∼卒年不詳)就在永樂市場對門開雪溪畫館,1936年在太平町創設新東洋畫研究會,出了不少高徒,其中廣為人知的是郭雪湖。據說《扒龍船》時代的淡水河,不僅清澈到吸引畫家來此寫生,還可以一網撈到好幾十隻肥美香魚。
日本發動中日戰爭,「跳舞時代」在戰火中落幕,龍船扒了20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台北人口爆增十幾萬人,水肥無法處理,傾倒淡水河,污染了河川,再也捉不到香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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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昉《台灣時光機》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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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采集:興亞三人娘(林于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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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Sky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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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采集:興亞三人娘(林于昉)
2016年09月21日
秋惠文庫有一張1940年印行的海報,主角是一位穿和服及二位穿旗袍的女性,背後有三面國旗,標語印著「綠茶一杯 興亞の力」。來喝咖啡的很多客人看到這張海報,常被美女吸引,但都不懂在那個抗日年代,為什麼中華民國國旗會與日本國旗放在一起?而且還有一面沒看過的五色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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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大東亞共榮圈
海報中的三名女主角大有來頭,穿和服的女性奧山彩子(24歲)代表日本;穿黃底上繡藍龍旗袍的是李香蘭(20歲),代表滿州國;至於藍色旗袍的姑娘,就是白光(19歲),她代表中華民國汪精衛政府。來自三地的這3位女性,還組了一個合唱團,錄製一首歌名稱就叫《興亞三人娘》!
沒錯,這張海報就是當年由日本主導印製的政治宣傳海報,可是為什麼海報上有中華民國的國旗?當時國民黨分裂為二,一方是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另一方由汪精衛領導,雙方都宣稱代表中華民國,所以兩方國旗最大的差別在於汪精衛政府的國旗在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外,多了一個「反共和平」的三角旗。
這張海報中出現的人物、國旗的組合及要表達的意識,當然就是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概念,這三人女子偶像合唱團的《興亞三人娘》歌詞,內容大都是隱喻。歌詞中提到三種花,代表三方,第一段由奧山彩子演唱,不管任何時間都是芬香優雅的菊花,隨時都想把會讓人喜悅的訊息傳送出去,也就是日本成為強國的喜悅藉著菊花把訊息傳播。
第二段由李香蘭主唱,不知有幾回蘭花總是睡夢中浮現,像夜空中閃爍的星星,永遠刻記在我內心裡,蘭花是滿州國國花,夜空中的星星永遠刻記在心,就是在述說滿族的豐功偉業。第三段則是白光主唱,經過風霜冰雪的梅花,不久就會綻放開花吐露芬芳,不時讚歎的梅花很快就會宣告春天的來臨,這也是隱喻中華民國革命的艱辛。


學校不會教的歷史
最後則是三人合唱,三種花牽手相依偎,歌頌藍天與未來,興亞的鐘聲已響起你有沒有聽到呢?最後的意思就是日本、滿洲、中國同心協力,共創未來的「大東亞共榮圈」。
早期展示這些文物可能會被說成替日寇宣傳,可是文物只有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才會產生宣傳效果,大多數人不懂這張海報中的三種國旗及三位女性組合的意義,但從文物去研究、解讀後,除了更能貼近當時背景氣氛,也能了解學校不教、也學不到的歷史。


秋惠文庫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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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采集:1950年代台北市吃飯後產生的問題(林于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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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采集:1950年代台北市吃飯後產生的問題(林于昉)
2016年09月07日
小時候雖然住台北市大安區,但污水下水道尚未完備,每隔一陣子就有水肥車來家裡抽水肥;那年代台北的水肥車是美援貸款購買的,本來市政府打算用販賣水肥的收入償還貸款,可是市府水肥會一年的支出花費要200多萬元,就算把水肥全部賣光也不夠用,更別提應付車子維修、折舊問題,或買水肥新車、處理設備。
雪上加霜的是1950年代,台北湧入的大量的外來人口,這個盆地居民飯後產生的水肥再也無處可去。
現代人可能不太了解,在50年代台北水肥處理過程:從各家收來的水肥經過處理、儲藏後,會賣給台北附近的農戶,一車「優等水肥」可以賣到48元。水肥會當時每天大約能清運500公噸水肥,不過運輸設備不足緣故,每天仍有1/5的量沒辦法按時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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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肥亂倒污染河川
水肥最大用途就是製造成肥料,但因車輛不足,只能供應台北近郊地區的農戶;此外,水肥的銷路與農作物耕作時期有很大的關係,往往到收割期時,水肥就滯銷,再加上儲蓄設備不敷使用,所以多出來的水肥只有倒棄一途了,據估當時每天全市約產生700噸水肥,銷售2、300噸,其他小量的倒棄在郊區,大量就全倒往基隆河及淡水河了。
水肥隨便丟棄會產生衛生問題,記得兒時與家人到台北圓環吃小吃,父母一定交代不要放香菜,不是不喜歡香菜,原因是香菜沒經過加熱調理,都是放在料理上生吃,憂心寄生蟲污染,而且沒有化肥時台灣都是澆水肥,或把用不完的水肥往河川裡倒,造成農作物或飲用水的污染而感染寄生蟲的比例居高不。


蛔蟲盛行面黃肌瘦
1950、60年代台灣很多人可能都有吃蛔蟲藥的經驗,蛔蟲台語叫「面蟲」,因為感染者,雖然不會有什麼大病痛,有時會胃口不好或肚子痛,就是因為寄生蟲吸走營養導致宿主營養不良、面黃肌瘦,因此被稱為面蟲。
現代衛生環境轉好,卻反而有一些時尚人士故意養蛔蟲減肥,也許醫學的技術可以控制得住寄生蟲,可是想到自己肚子裡有蛔蟲,總是讓人「奇摩子」不好吧!
科技進步後出現智慧型馬桶,不過80年代,我住在日本長野縣塩尻市,即使是進步的日本也有城鄉差距,鄉下大都沒抽水馬桶,有一次完事好奇往下看,結果眼鏡竟然鬆脫掉到一公尺多底下,撈也撈不到,直到水肥業者定期來清掃,我的眼鏡也一併被吸出來,慘不忍睹,顏色差點成太陽眼鏡了。


秋惠文庫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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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天龍國的街地名那麼中國的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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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60824/37357851/台北天龍國的街地名那麼中國的玄機
台北天龍國的街地名那麼中國的玄機
2016年08月24日
回到1945年,公布了「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當中規定:一,具有紀念日本人物、伸揚日本國威、明顯為日本名稱的地名要改,如明治町、大正町、大和町、朝日町;二,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傳三民主義、紀念國家偉人改地名,如中華路、信義路、中山路、中正路;三,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有意義者,依此規定下,2個多月內,日本時代使用的街道名全部更改完成。
不過,絕大部分地名還保留在地傳統,像台北最有名的古蹟龍山寺,當然就在龍山街,有誰會去想到以後竟然變成廣州路上的龍山寺;東、西、南、北城門所在街道當然就是東門街、西門街、南門街、北門街,另外永樂町改成永樂街,清代沿襲的如文武街、書院街沿用,改名後帶有民族政治意識街道也只有幾條而已。


街道先命名再改名
這些街地名,一張1946年2月出版的台北市街道名地圖,就可佐證。
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說,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要求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用「改名」這種說法就是錯的,因為日本人的都市規劃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更大的問題是她說上海建築師鄭定邦將台北地名中國化是歷史偶然,非有政治目的。
事實上,上海建築師來台真的是「改名」,因為前一年台北的舊日本時代地名,已經被重新「命名」完成了,反而上海建築師才是「改名」才對。
原本龍山寺附近有個蓮花池而得名的蓮花路,改名後變成《康定情歌》的康定路。台北大稻埕百年繁華老街本是永樂街,1946年卻被改成迪化街,啟迪教化之意,迪化本是矮化少數民族的的用語,卻被拿來當成最繁榮商業區街名。而台北城區三線道的東門街變中山路、西門街變中華路、南門街變愛國西路、北門街變中正路、東門北街變仁愛路、東門南街變信義路、板橋街變新生南路等,本來一輩子活在台北的人,突然變成有人住在中國邊疆、有人往中國東北、有人住華南地區等不可思議的現象。


為了強化祖國意識
為什麼明明1945年11月公布辦法,1946年2月改名後並印製地圖,然後1947年一個上海建築師會完全不顧在地文化,跑到台北大改街道名?一個很有可能的因素就是1947年2月發生的二二八事件,讓國民政府覺得台灣民眾缺乏認識祖國的意識,所以改地名不是歷史偶然,其實是統治者歷史史觀中的必然。


林于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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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采集:三輪車的回憶(林于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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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60810/37341837/名采集:三輪車的回憶(林于昉)
名采集:三輪車的回憶(林于昉)
2016年08月10日
小時候我家巷口,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50巷常停有數台候客的三輪車,記得外婆從豐原北上住家裡,每次上衡陽路的榮安綢布莊剪布做旗袍時,我常跟班,與媽媽及阿嬤一起坐三輪車上街;長大後爸媽常取笑我,第一次帶我去西門町,我生平首次看到夜晚的霓虹燈,興奮到蹦蹦跳跳捉不住,忘了人在三輪車上,差點跌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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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普遍交通工具
上了小學5、6年級,為了準備考初中,下課後留校補習,冬天天黑比較早,有時補習結束天已黑了,可是班上一位家中有私人三輪車的同學車夫會來接他下課,讓大家羨慕得要死,跟在三輪車後狂追大叫:「載我們一下吧!」印象中爸爸也常帶著醫生包坐三輪車出去應診。
日本時代台灣沒有三輪車,應該是戰後才引進的,50年代的三輪車廣告標榜使用美國噴漆光亮無比,上海式三飛三輪車、節省踏力三倍輕快無比,這倒讓人聯想到一首兒歌:「三輪車跑得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據說這個老太太與三輪車夫年輕時本是上海十里洋場出身的情侶,分手多年後已成貴婦的老太太,偶然坐上了這位無緣情人的三輪車,最後她從皮包中拿出當年情人給她的定情一元大洋,並跟莫名所以的車夫說不用找了。
那年代,三輪車是台灣很普遍的交通工具,台北市就有一萬四千多輛,其中有排班、流動營業,富有人家有自用三輪車,車身用鐵皮加上噴漆,車後噴上「自用」兩個字,車子擦洗得光亮有如現代黑頭車,營業用則噴上編號另外再加上「消滅共匪、解救同胞」幾個大字。不過後來台北市區全面禁止人力三輪客車行走,政府也補助業者汰換為汽車,1968年台北三輪車終於走入歷史。


北京重溫童年回憶
三輪車的記憶深藏腦海約30年,天安門事件那年的11月,我到北京參加牙醫學會,在北京天安門看到三輪車時,不禁兒時回憶湧上心頭,與日本友人馬上決定搭三輪車逛一下北京重溫童年的回憶,記得與三輪車師傅說定車資50元人民幣,上車兜了一圈北京天安門及附近胡同,結束時拿了50元兌換券(與人民幣等值、外賓專用)給師傅,同時正考慮要不要把身上零錢也給他當小費時,沒想到三輪車師傅竟說:「不是50元,車資是100元才對,我說的是一位50元!」結果當然小費也沒給了。


秋惠文庫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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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洞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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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空洞的回憶
2016年07月27日
台北市最現代的地標101大樓附近有一處新舊共存的代表,那就是四四南村眷村文化公園,裡面還保留著1950年代的防空洞,如果在台北市區散步,可能還可以發現更多的防空洞,例如市民大道上、林森北路附近,而和平東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裡面還有一個防空洞藝廊,不過現在的人可能無法想像在50年代台灣曾有過全民建防空洞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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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怕空襲嚴守工時
日治時期,台灣人開始建築防空洞,當時曾受到美國的空襲,可是二戰結束進入反共抗俄時代雖然不再遭遇空襲,但防患未然,政府鼓勵民間建造更多公眾或私人的防空洞。
從那年代的報紙廣告可以看到,一間「防空壕專家華德號」標榜台北第一家最信用老牌,標榜日治時築城技術,最低工程意指平價,工程迅速嚴守時間,也許時局緊迫深怕共匪攻台空襲所以強調完工時間嚴守,另外這則廣告的隔壁欄還有一個有趣的廣告:「吉屋廉讓,大安疏散區住宅1幢,5間合意者請至建國南路182巷14號領看。」可見當時大安區建國南路是郊外,沒有敵人會浪費砲彈轟炸那疏散地區了;還有,當時省主席嚴家淦也在新公園示範推廣適合家庭的防空坑,當年台北市各地很多被接收的日本人宿舍都有庭園,政府希望這些家庭也能建築一些私人的防空設施,90年代我回台後曾拜訪一位熟識友人,他父親是台灣金融界官員也是蔣家親戚,他們在臨沂街官舍被標售後、拆除前,我進去看了一下,也發現一個簡易防空洞。
建造防空洞政策從50年代開始,後來演變成新建的公寓要設置防空避難設施,在東區的巷弄散步時,有時可以看到公寓住戶高掛「反對公寓防空避難地下室移做……用」的白布條,也不時傳出防空避難室權狀擁有者與公寓其他住戶的糾紛。

加蓋掩埋對共恐懼
目前戰爭形態與二戰或60年代顯著不同,世界各地反而把地下捷運當成比較安全的防空避難空間。
不管防空洞、防空坑、防空壕,有些已拆除、有些成為懷舊拍照的對象,不過很少人記得台北新生南路大排二岸旁曾經有過整排的防空壕,隨著新生南路的加蓋,也把那時代害怕共匪空襲我們這一代的恐懼,放進了台灣時光膠囊了。

秋惠文庫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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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蕉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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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蕉歲月
2016年07月13日
品牌建立需要長時間經營,一旦被認可,同樣或類似商品一掛上品牌名稱價錢就可以二、三番,曾經,「台灣香蕉」也是享譽國際的大品牌,從以下時事及流行歌可以窺見一二。

外銷賺錢蓋雙層樓
戰後昭和23年(1948年),日本第一次進口台灣香蕉,首批26噸由福岡門司入港,黑市價格一支香蕉喊到40∼50日幣,那時台灣香蕉是非常高貴的食品,常被當成探病的禮品。1950年由東寶映畫的紅星並木路子等人主演的《バナナ娘》(香蕉姑娘)電影內,提到戰後由台灣回到日本的少女滿子原本在水果店工作,因緣踏入歌唱界,因為想要幫助一位想買台灣香蕉給生病的哥哥吃,卻買不起香蕉的小男生,因此碰上戰亂而分手的情人,而發展出的故事,劇終結尾時日本人民為了感謝台灣香蕉的到來而舉行晚會,並由並木路子演唱《バナナ娘》這首歌。
在民間,1964年,以出產香蕉的旗山鎮農會存款金額高居全國農會第一名,農民賺大錢蓋大宅,改建成當時還少見的雙層樓房,當地人戲稱為「香蕉樓」,酒家、茶室生意興隆。1965年,一首由慎芝作詞、美黛主唱的《香蕉姑娘》,歌詞提到「香蕉姑娘健又美喲,風吹日曬曬不黑喲,花巾斗笠長套袖,綺年王貌夠嫵媚,……姑娘長成嬌模樣,村莊兒郎都想追……今年收成勝往年,樹上香蕉好幾倍,賺得錢好辦嫁妝……」
以上好景不常,1969年爆發了剝蕉案,當時香蕉輸日的最大功臣高雄青果社主席吳振瑞,被控貪污送金碗給相關人士,一審時被判8年徒刑;後來查無舞弊,改以違反政府依《國家總動員法》所發禁止黃金買賣之命令判刑,判刑2年6個月。
外界多有猜測,一說是蔣經國借金碗事件鬥爭蔣夫人派,還有政府人士以竹簍包裝落伍為由,欲介紹其親人擔任經理的美商製造的紙箱取代竹簍,但遭吳拒絕,終致遭清算。另外吳振瑞爭取五五制,把台灣輸出日本配額的一半爭取回各地青果合作社手中,打破青果輸出公會的壟斷,招來中傷,也可能是吳被當局整肅的原因。

自行生產提高成本
剝蕉案後,台灣本來年輸出達6000萬美元的香蕉輸出開始衰退,加上病蟲害、颱風等自然天候問題,太多人自行投入生產,沒有集體合作生產,使得生產成本提高,品質參差不齊,日本又開放進口東南亞香蕉,結果,台灣金蕉從此成了歷史名詞。

林于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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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圓山忠烈祠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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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圓山忠烈祠拜什麼
2016年06月01日
蔡英文總統日前率副總統陳建仁、五院院長到忠烈祠,向國父暨忠烈殉職人員致祭。新政府上任依慣例走一趟圓山忠烈祠是尊重,裡面行禮如儀的、外面抗議的、看報導關心的,是否了解圓山忠烈祠歷史背景及由來?

神社鳥居改頭換面
日治時期台灣各地都有神社,戰後大部分改成忠烈祠,例如台北圓山忠烈祠的前身就是台灣護國神社,籌劃於昭和15年(1940年),當初由官方出20萬圓、民間捐贈20萬圓於昭和17年落成完工,原本奉祀主神包括來台參加乙未戰爭的近衛師團陸軍少將「山根信成」、1896年在台北芝山岩附近遭殺害的6位日本籍小學老師「六氏先生」、高砂族出身巡查「田島三郎」,及其他例如霧社事件喪生的日本人或二戰時的台籍日本兵等。
戰後初期台灣護國神社就被改為省級的忠烈祠,原本神社鳥居用木板包覆改成中華牌樓外觀,但後來牌樓內部嚴重遭白蟻侵襲有倒塌危險,又因外賓到此地祭拜也常訝異為何我國忠烈祠是日本神社樣貌,所以1965年開始改建,1969年完工成今日之外貌。
戰後神社改為忠烈祠,祭祀對象當然隨而改之,1978年國防部又公布「國民革命忠烈祠入祀辦法」,得入祀者除了國民革命各次起義、討袁、護法、東征、北伐、剿匪、討逆、抗戰及戡亂等各次戰役陣亡或殉職烈士得入祀,而同年總統蔣中正又批示應將日治時期台灣抗日烈士加以納入,另外桃園忠烈祠,在本殿內置放劉永福、丘逢甲遺像,所以有奮戰的烈士、也有乙未戰爭逃跑的烈士等人皆列名。
不過俗語說請神容易送神難,從戰後到1965年圓山忠烈祠除了牌樓內還包著日本時代的鳥居,其他大致保持原貌,除掉那些不再被祭祀的日本英靈,加入曾被日本人關入台北北警署的蔣渭水、賽德克巴萊主角莫那魯道等抗日英雄,至於被排除之後徘徊原地不知何去何從的原祀者,與後來入祀的兩派英靈在那漂浮虛幻的空間,是否延續歷史的恩怨繼續鬥爭,還是和平相處,放下前塵往事,接受下世代人民的香火?

英靈故事逐漸遺忘
陽世的人在這神聖之地爭吵未休,獨派人士抗議「拒絕台灣中國化、不拜流亡忠烈祠」,藍營人士觀察小英有沒有唱國歌、念祭文,在雙方爭吵之餘,已經沒有人注意是否還有不屬於統獨,可是被捲入個人無法抗拒的歷史漩渦後被人遺忘的英靈。這些不同身世、可是曾被供奉在相同地點,不同時代歷史產生的英靈幽魂故事未被了解,也難怪後世台灣人代代糾結卻不明所以。

秋惠文庫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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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他把文物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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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他把文物復活了!」
2016年02月18日
那是1976年,我讀國二,夏天悶熱,一夜我睡不著起床時,發現父親也沒睡,他正在畫一張圖。原來他一直做夢都是回到山東老家,但今晚他做了一個夢,夢到自己找不到回家的路,因此他驚醒後,趕緊畫下從青島到窮鄉僻壤的老家的地圖,然而離家太久了,始終難以畫得滿意。從小父親就一直在我面前扮演全能者形象,然而在「回家」這事上,他無能為力;甚至隨著年華老去,他連「想家」的能力都逐漸被剝奪了。但天亮後他清醒了一點,趕緊將這張圖燒掉,還一再叮嚀我千萬別跟人說起這事。當時還是戒嚴時代,使我留下很深印象。
父親很戀舊,退休後20年都忙著連編帶寫各種同鄉會刊物。但他很清楚,自己的老家不會是兒女們的老家,所以我們家小孩不像朱西甯朱伯伯家,到了第三代還能寫山東的故事。我能寫的,就只是台灣的故事,甚至只是天龍國的故事,而且還是天龍國邊陲一個小鎮上的故事。
這幾年來台灣史逐漸成為顯學,收藏台灣文物也成了時尚,讓我結識了很多收藏家,但老實說我與他們大多無法深交。因為有些收藏者是為了名,文物到他手上就窖藏深鎖,反而斷了其他有心者的研究之路。有些為了利而汲汲奔走者,更是瞎吹炒作,像搞老鼠會一樣的養套坑殺入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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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同樣「不良嗜好」
林于昉醫師就不是這樣,他的學問與氣度,是我效法的榜樣。在鑽研庶民史這方面,他跟我擁有同樣的「不良嗜好」,在其他人眼裡就是個「怪物」。一個留日的牙醫博士,中年後卻成文史工作者;他在《蘋果日報》上的專欄《台灣時光機》,一直是我必讀的功課。
他是初中最後一屆的學生,我則是國中第八屆,大了8歲,對戒嚴時代的親身經歷,當然比我更豐富詳實。而且他從小住在天龍國,雖然那時國父紀念館四周還有水田,老立委還質詢把紀念館設在荒郊野外是大不敬,但無論如何還是比我住的北投先進,所以他記錄了很多我很難知道的「城內」往事。(小時北投人去台北,都用台語說是「入城」或「去城內」)
除了年紀長幼與城鄉差異,他有個與我最大不同的地方,老實說就是家境。他見識經歷過很多我聽過沒見過、見過沒摸過、摸過沒用過、用過沒換過的「奇珍異寶」;而且還有照片為證。他引用的照片,往往不是來自一般報章雜誌,除了他買來收藏,還他自己從小留下來的,這些都是我這鄉巴佬不可能接觸到的。
為了寫戒嚴時代老兵共妻的論文,在友人介紹下我終於見到他。雖是初次見面,就很熱情地分享他的所有文物與經驗。我寫了很多戒嚴時代發生在台灣的故事,尤其老兵與特約茶室以及北投往事,若沒有他的文與圖做背景資料,讀者很難想像故事發生當時的氛圍。他的專欄對我與我的讀者來說,就像哆啦A夢的任意門,讓我們能立即超越時空,回到過去。
文物若不能讓我們體會的歷史情境,就只是個死掉的器物而已;即使被收藏家炒作成天價,依然是死的。誰能喚醒這些文物,讓我們看到、聽到、摸到、聞到,就能感受像回到老家。林醫師他做到了,不相信你就去看看《台灣時光機》這本書,你會與我有同樣的想法:「親愛的,他把文物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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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台灣時光機》
作者:林于昉、蔡碧月
出版:玉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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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青春的 光輝十月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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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青春的 光輝十月吶喊
2015年10月08日 我小學讀的是台北市大安區的幸安國小,校舍靠近仁愛路那邊,當年長期被軍方佔用,因校舍不夠,中低年級只能輪流上半天課,也就是上上午班或者下午班。每年快到9月底時,便有大批阿兵哥進駐校舍,準備10月國慶的閱兵排練。學校附近的新生南路上,還停滿了許多威武壯盛的裝甲車輛。小男生看到雄赳赳、氣昂昂的整齊國軍在校園操練喊口號,甚至是埋鍋做飯、擦拭裝備時都異常興奮,覺得我們神勇的國軍,在英明的蔣總統領導下,反攻大陸、打敗萬惡的共匪,是指日可待的事。不過更高興的是,本來就不敷使用的校舍移作軍舍,我們又可以多放幾天了,而且10月10日當天,當省議員的外婆都夾帶還小的我進入閱兵觀禮台,所以9月底就期待光輝10月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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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光復四十一年的光輝十月。秋惠文庫提供每年10月,都是我國最莊嚴、神聖的時刻,有10月10日的國慶、25日的光復節,以及月底的總統蔣公誕辰紀念日,滿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還可以一直飄揚到11月的國父誕辰。看到盛重裝飾的總統府門面、介壽路的牌樓及景福門,熱熱鬧鬧的亮起「中華民國萬歲」的燈樣時,就預示著一連串的慶典活動要開始啦!有次,時序已進入11月,景福門上諾大的要活萬歲的總統蔣公畫像還未取下,下面的字樣卻已然換成「國父誕辰紀念」,國父與蔣公、文字與圖像的錯置該負責的單位也沒人發現,反正沒有周休二日的年代,有多出來的國定放假日放就好了,誰管那天是什麼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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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時代常被動員
國慶或光復節時,大家守在電視機前,觀賞三軍儀隊高難度的操槍與拋槍,還有各校樂儀隊的精湛表演,學生都要到現場參加遊行或排字活動呢!初、高中時,我們都被動員參與光輝10月的各種慶祝活動。除了國慶外,10月底,照例還會有許多來自各縣市的小朋友與各界重要人士,到各地的祝壽場所向我們民族的救星、世界的偉人—蔣總統祝壽,說一聲:「蔣總統萬壽無疆!」
當時,政府會發行所謂的國慶特刊,特刊上畫著振奮人心的國軍勝利圖。黃黃紅紅的煙硝底色,表示著戰爭的正在進行。奮戰到底的國軍,衝進血色的霧中,腳踩著共匪戰敗的骷髏與白骨,用盡全身的力量,舉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其蕩掃千軍的氣勢,讓人莫名地熱血沸騰。
青春時代,10月的各種慶祝,都有我的參與。活動後雖然可以補假,可是事前各種排練,總把大家累得半死。看到時下年輕人,有春天的吶喊,而我的青春吶喊,卻只能在根本看不到司令台的總統府廣場,舉手握拳,大聲吶喊著各種永遠不能兌現的口號。


林于昉《台灣時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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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 台灣神社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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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 台灣神社風華
2015年10月01日
午後的游泳池,西洋美女穿著時髦的比基尼,露出白皙長腿,三三兩兩斜躺在池畔的竹編椅上,一旁還有幾個政府高官與美軍軍官散散地攀談著,共同享受這和煦的午後日陽。這是五○年代台北圓山飯店內的一處光景。
遠方是翁鬱的劍潭山墩,在他們背後矗立的,是一棟斜瓦式的台灣神社社務所(神職人員辦公所)。建物中間,4根長柱撐起了一個凸出的門廊,廊頂由一弧形的穹頂構成,這是典型的唐破風頂,正如彎弓的大掌,佑護著居處在此的人們。不張狂的設計,沒有一絲的霸道與驕矜,安安靜靜地坐落在此,睇視著它腳下這一群嘻樂逸安的人群。
曾經,它是當權者最重要的信仰中心。西元1901年(明治34年),兒玉、後藤的統治後期,日人為了進一步鞏固對台灣的統治,在此興建了台灣神社。神社的建築主體由伊東忠太與武田五一設計,督造工作則特別聘請了日本皇室的宮廟傳統工匠(宮大工)木子清敬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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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來了後,台灣神社改成圓山飯店,泳池畔的建築為台灣神社社務所。秋惠文庫提供神社大祭萬人參拜
走過橫跨基隆河的明治鐵橋,吱嘰的木鋪橋面,嘎啦不絕地訴說著往日的盛況。迤邐的參拜道路,如神龍擺尾般,蜒彎地攀附在巍浩的劍潭山麓上。神社面積占有5公頃之大,由下而上分為三階梯的形式,入口有二,一大道,一小徑,兩個入口處皆建有日式的鳥居,象徵人與神的門界。
這裡奉祀的正是神格化後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以及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與少彥名命),西元1944年(昭和19年)增祀天照大神後,台灣神社升格為台灣神宮。二戰末期,為拉攏與強化台灣人對日本的認同與教化,大肆慶祝官定的祝祭日,10月28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忌日)全島放假一天,參拜台灣神社成了台灣人日常的大事。據載,昭和17年的台灣神社大祭,便吸引了15萬人來參拜,盛況空前。
可惜榮景不久,甫升格的台灣神宮便遭遇兩次磨難,一次是由松山機場起飛的日軍飛機墜毀在此,毀傷最為嚴重;第二次則是隔年遭美軍轟炸,旭日不再東升。
國民政府來了,開始去日本化,把神社拆了,改建成雕梁畫棟的中國宮殿式飯店;鳥居的部分柱子搬到三峽祖師廟,雕鑿成了廟裡的龍柱;兩尊銅牛改趴伏在國立台灣博物館門口,見守著別樣的風景;一座宮燈則被移置到了兒童育樂中心。用以淨手的一隻銅龍,或許是符合中國崇龍的心理,祂被留了下來,但改成耀閃的金色。飯店還為祂建了一霸氣的金龍廳,但三爪的形制,還是透露著祂日系的血統。
原有的三對犬(台灣稱其為石獅),一對移到了劍潭公園,另一對閩系繁複型犬則留了下來,鎮坐在飯店入口,最後一對不知所蹤,而祂們原要鎮守的神祉卻早已毀頹。唯一能見證它曾有的風華絕代,是當時留下來的老相片,以及尚未被研究80多張手繪建築原圖現存於台灣歷史博物館。
400多年來台灣改朝換代,各式的故事凝聚離散於此。盱衡這些天地翻轉的變化,日本時代,台灣最神聖的祭祀地成為大眾餐住宿、娛樂之地,神祇有知的話怕也會吐露出一種近於凡人的無奈喟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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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昉《台灣時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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