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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梅與野樹
2010-01-11 中國時報 【朱敬一】
身為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人才培育計畫」重量級教師之一，朱敬一是第一位走進高中校園，用深入淺出的方式，引導剛從國中畢業的學子走入人文與社會科學世界的中研院院士，他自比為「播種者」，期待十幾年後可以驚喜看到這些坐在台下的學生在相關領域開花、結果。本文為他過去三年走遍北中南課堂，與高中學子面對面的心得坦言。──編者
在媒體文章批評台大醫學系學生上課情形之後，王健壯先生寫了一篇「盆景與野樹野草」的文章回應。基本上，他認為學生各有個性與特性，不必期待每個人都栽植成格律般方正規矩，也不應人人如盆栽一樣修整約束。我相當同意健壯的論點，也想對花草的野性與盆景的侷限做一番解說。
過去三年為北、中、南三地十四所高中各上過一個學期公民課程，沒有把握說教化了多少學子，但卻對不同地區高中生的習性有些了解。這可不是政治人物動輒「南北差距」的妄語論斷，而是三年下來「田野調查」的結論。
大致說來，南部的孩子比較純樸、規矩，而北部的孩子則比較開放、自信。這兩種個性沒有孰優孰劣之別，也許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各有利弊。北部某些高中生有時自信過了頭，好像什麼事情他/她都能輕鬆料理，沒事值得正眼相視。老師上課講個笑話，他們可以開懷大笑，拍桌頓足。昨日睡眠稍微不足，他們則大字形在椅子上睡開，只差沒有打鼾助眠。照健壯的說法，他們都像是野花野草，而且野的厲害。
相反的，若干南部的學生又太守規矩，拘謹到近乎保守。明明上課偶爾精神不濟，卻還是強迫自己正襟危坐，彷彿是被人懸樑刺股般不敢造次。老師講個笑話，分明是想笑出大聲，卻是遮住口鼻，似乎笑了就如何不敬、犯了什麼過錯。少數這樣的同學，長大了八成是盆景，少了點野性。
如果前述兩者是一狂一狷，則我比較欣賞的樣態，也許是「中行而與之」的折衷派吧。中部的高中生少有上課時大字熟睡的囂張，聽笑話時也沒有不敢一笑的拘謹，似乎是個理想的中庸。
學生的態度當然與家長的教育、老師的教法、甚至週邊社會的情境有關。日本的文化就比較保守，什麼事都要規規矩矩，不但工業品管細微嚴謹，連中國武術傳到日本，都有了分級分段的格律。最令人驚訝的是，連喝茶消遣都還以「茶道」區隔禮儀，我就甚為不習慣。日本的另一個極端也許是美國。老美課堂衣著不整的、翹腳聽課的比比皆是，似乎個人主義大於一切。你我再怎麼看不慣這野狀，也不能否認他們幾乎過了頭的個人主義，有助於其胡思亂想式的研發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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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有一則故事：有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有年跑去某大學教書，報到幾天之後，校長就請他幫忙：「我們學校有一位學生要補考物理學，請你當補考委員會的主席。」校長就把題目和學生的答案拿出來給他看。
題目是：假設有一個誤差無限小的氣壓計，請問要如何用該氣壓計量測A棟大樓的高度？結果學生的答案是：氣壓計是有誤差的，誤差無限小的氣壓計一定是稀世珍寶。校長綜理校務，他一定知道A棟大樓的高度。我就跟校長協議，如果告訴我這棟樓的高度，我就將這個稀世珍寶送給他；校長會被這稀世珍寶所誘惑，我就能得到正確答案了。結果老師給這位學生零分，但學生申訴，於是學校決定給他一次補考的機會。
這位補考官跟學生說：「我讓你補考，但是你要記住你的答案得符合物理學的原理，這是物理學的考試，不是『公共關係』課。」這學生在補考時間的前五分鐘內一直沒有提筆作答，補考官看不下去，告訴這位同學說不必勉強，……但學生說：「你別吵；我有一大堆答案，只是不知道要寫哪一個才好。」接著他就振筆疾書，寫下：要量這棟樓的高度，我會先用尺量氣壓計有多長，接下來順著樓梯上樓，爬樓梯的同時，用氣壓計一一量度，然後再用量度次數乘上氣壓計的長度，最後再加上零碼。用簡單的「度量衡」物理概念，我就可以算出這棟樓有多高。最後，補考官給了他七十分。
補考官心想：這傢伙在我二十五分鐘催他的時候，說他有一大堆答案，那是些什麼答案呢？於是補考官就把他叫過來問，學生說，他可以把氣壓計從樓上丟下去，丟的時候啟動碼錶開始計時，聽到碰的一聲落地時再按一下碼錶，然後再按照重力加速度的公式就可以算出這棟樓有多高。他可以在晴天以大樓影子與氣壓計影子的比，用等比三角形的公式算樓的高度。他可將氣壓計綁在繩端，將它在A棟樓內左右擺動，以計算擺錘長度的方式去計算樓高。補考官聽完之後就說：「但是你難道不知道我要你填的答案嗎？」學生回答說：「我當然知道，但是我就偏不要寫你們要我填的答案。」這位學生名叫Niels Bohr，後來也得了1975年諾貝爾獎，人稱量子力學之父。
我向北中南三地的高中生說上述網路的故事，再問他們這種學生在台灣「活不活得下來」，大家都搖頭苦笑。台灣高中生若有這種野樹野草，大概早就被老師K死了，遑論其他。我不會同意班上學生上課時吵擾不休、或是吃臭豆腐等異味極重的食物，以免影響他人。但是只要「野」到不干涉他人的範圍內，管與不管都是有社會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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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梭羅教授曾經問個問題：究竟是什麼樣的制度，讓美國在一九九○年代知識經濟發展得那麼快？為什麼日本在九○年前還如日中天，十年之後就不行了？為什麼他們在科技知識的研發、擴散、應用上比不過美國人？為什麼美國人在創新研究上那麼厲害？對此，梭羅也有一些解說。他認為，日本人是一個非常有「秩序」的社會，美國人是一個非常沒有「秩序」的社會。混亂的社會裡多元性比較強，混亂的社會裡也比較會有一些古怪的人產生古怪的想法，而科技創新就需要這種人；科技創新往往沒辦法在非常有「秩序」的社會裡產生。
社會若要培養研發創新的氣氛，就必須要從教育改革著手。許多人感慨台灣很多高中生、國中生已經變成解題機器。解題機器有什麼不好呢？其實，解題機器就是一種思考的「秩序」，高中聯考、大專聯考就是升學的「秩序」，所有統一的東西都是秩序。在統一的社會結構之下，你就不太有野性去亂想、亂鑽。但是我們往往要亂想、亂鑽，才有可能產生研發創新。當然，並不是說有野性的就一定會創新，那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然而如果我們完全不容許例外，一切都在秩序體制範圍之內，就不可能有多少突破。字典上「研究」二字的定義是「對於未知事實的檢證與探索」。既然是「未知」，就一定是傳統秩序裡沒有的東西，所以研發創新就是在追求一個傳統秩序裡沒有的東西。一個習慣於被知識約束的人，他是不太會突破的。台灣教育體系是最有秩序的體系，對研發創新而言，它卻是最糟糕的體系。
清代大思想家龔自珍有一文「病梅館記」，描述時人將梅花修剪成自己鍾愛的奇形怪狀的病態。今日我們的教育，也如當年養梅人般，經常對學生「斫直、刪密、鋤正」。龔氏只能事後補救，以五年時間「埋於地，解其棕縛」，以復之全之。龔氏當年購病梅三百，以館養之，那是亡羊補牢。五代之後，我則期盼防患於未然，對高中生受制式公民教育之害預先解其棕縛。教高中三年不是為了復之全之，而是為播種；廿年後還有千萬病梅，需要受教學子們去矯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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