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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鐵志：花兒都到哪裡去了？

【聯合報╱張鐵志】 2010.03.25 01:42 am

——野百合學運廿年反思

一九九○年在台北發生的「三月學運」或者「野百合學運」，是台灣戰後史上最大的學生靜坐抗議運動。廿年來，這個運動已經成為八○年代台灣學生運動的象徵，一個過於巨大而充滿扭曲的符號。此刻回望這場運動和其所代表的意義，到底還剩下什麼？而當年那些盛開的花朵如今都到哪裡去了？

某程度上，當年野百合學運的前三個訴求都達成了：「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國會全面改選」、「召開國是會議」；第四個主張「訂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則不易有具體結果。當然這些目標的達成不全是學生的功勞，而是民主運動長期推動累積的社會能量，並且也符合李登輝的政治利益。學生們只是扮演了關鍵的臨門一腳。

這場運動的出現雖然有其臨時性，但也可以說正好總結了過去十年的運動成果。在八○年代，學生們爭取校園學生權利和言論自由，參與校園外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反省學生和社會的關係。當時主要有兩種運動路線：政治民主路線和更強調與社會弱勢連結的人民民主路線；在廣場上，這兩種路線必須學習如何彼此合作、集體決策。學運幹部之外，許多學生也都被那個劇烈變動的時代氣氛深深感染，所以來到廣場，參與這一個盛大的歷史劇場。

在廣場上的劇場落幕之後，對於後野百合時期的學運，一種普遍的看法是九○年代之後的新世代學運開始衰落，而原本的野百合學運世代則不斷墮落。

但這兩種觀點都有問題。一如野百合是多年學運的匯集綻放，學生運動也不是在這場華麗綻放後就凋謝。光就能量來說，晚野百合學運兩個月的「反軍人干政」運動、次年四月的「獨台會案」，都依然有人數龐大的學生和教授走上街頭。其後因為形式民主的逐步確立（國會全面改選、廢除刑法一百條、廢除黑名單）、社會運動的制度化及日益馴化、以及消費主義在九○年代的強大支配力，八○年代大規模的體制衝撞已經很難出現。但校園中從來不乏關心或從事校園改革或社會實踐的學生，而且不論議題或想像力也更為多元。

所謂學運世代或野百合世代的墮落，不是一場誤會就是惡意的扭曲。犬儒主義者廉價地把「三月學運」等同於「學生運動」等同於「學運世代的從政者」，然後以學運出身的政治人物來代表整個學生運動，並以否定前者來否定八○年代的學生運動，或整個學生運動的意義。野百合世代中參與政治者確實令人失望，因為他們至今更多是被政治權力改變，而不是改變了政治，然而這些人其實是少數。更多人是走入學術、文化、媒體、社運領域，或者其他社會部門，並成為這些領域的中堅分子。而即使從事政治工作的，也還是有人不走選舉路線，而試圖在看不見的地方推動政治改革。

當年，幾千人在廣場上聚集起來支撐起了巨大的野百合花。而廿年來，離開廣場的花朵們，還有許多不是最鮮豔的、最可被看見的人，在把野百合的種子帶到社會各角落，繼續追求社會和文化的改造。

（本文作者為作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

【2010/03/25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