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敬的先生:
您本來一直為自己維持著相當超然的高度,我覺得您掌握得很不錯──
怎麼這會兒,突然摔下了頗為衝動的凡塵?──
中國那麼大,泥人只知道一些,不敢亂發言,我強調尊重兩岸領導人──
是否可請您知道得不是那麼多的話,請勿連形而上的「本質」,都提出來了──什麼是「本質」?──我所不知道先生會在論述中用「本質」兩個字,讓我覺得遺撼──
關於對岸的發展,我關心過的事務,可舉出非流行的兩例,請您參考,歡迎您拿您所謂的「本質」的觀點,給我指教──
其一,經濟方面──
國府來台,在經濟方面,有全盤街受資本主義的傾向,但是學得似乎不太像,根據研究,資本主義宗師亞當斯密的學問,在此岸多年來只強調自由經濟的利己心的部分;其實,斯密的學問有兩輪,一是私己心,一是道德情操;國府在台多年很少見到這方面的強調;然而,對岸在改革開放後,其學術界即於1992年,在著名的「國富論」外,先後譯印了關於斯密的「亞當斯密通信集」與斯密重要的「道德情操論」等;個人任為這是對岸發展上,我們不可輕侮之一例。〈「道德情操論」一書,在1979年起譯,在1985年譯完〉
其二,政治方面──
對於西方民主之發展,就我所知,除了早期美國學者畢雅得輩曾經在非社會主義的角度上,重視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外,探究者不多。〈台灣商務人人文庫有畢氏所著「政治的經濟基礎」小書一本〉
不過,也因此,後進民主國家在發展上,雖然不想走社會主義的路,都難免在與社會經濟水平上,出現如何處理人權的寬鬆度問題──這使得後進民主國家就像個淺盤子,很難處理好易造成動盪的人權問題──國府之所以在1977年以後被人權沖動基礎,可以作為一例──
對岸在這個問題上,近幾年推動了對於美國人權發展問題的研究工作,個人以為,就是極重要的工作,它明顯地處理了民主國家發展過程中人權可能的寬鬆度,並非如西方世界所無限上綱的──原來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國在1960年代批准,也要到1976年以後才逐漸發展完成的,這種以真實政經背景的研究,可能成為往後世界後進國家發展共同的里程碑。
以上是泥人對於對岸問題的兩項觀點。
個人不以為您所謂「本質」,能充分考慮了對岸這樣的理性發展。
謹此提供參考。
卑微的泥土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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