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社論

網路上流傳著一則笑話：同樣一個問題「請問你對世界糧食短缺有什麼個人意見？」用來問不同國家的人民，會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面對這個問題，生活富裕、浪費成習的美國人會回答「什麼是短缺」？久處飢荒、生活赤貧的衣索匹亞難民會回答「什麼是糧食」？至於一黨獨大、一元領導盛行的新加坡人則會回答「什麼是個人意見」？這笑話當然是諷刺新加坡對言論與思想之不夠開放；但是不必諱言，思想言論之封閉是一回事，該國過去數十年所展現的經濟實力，卻是台灣所無法望其項背的。

就經貿大環境而言，新加坡與台灣一樣，都面對中國大陸的投資磁吸、都面臨上海與香港的運輸競爭、都想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但是新加坡人將這些挑戰視為當然，沒有怨天尤人、也沒有將中國大陸市場視為千萬不能去的禁地。新加坡雖然華人居多，但民族組成極為複雜；馬來、印度人都為數不少，然而他們卻沒有整天在吵嚷誰愛星洲誰不愛、誰有綠卡誰沒有。終於，在中國崛起的過去十年間（一九九六﹣二○○五），新加坡創造出五．一六％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令台灣相對汗顏。這一次，星洲出現財政盈餘，能夠將金錢退給人民，頗為令人豔羨。另一方面，該國主權基金（sovereignfund）在外頻有斬獲，也令人印象深刻。其實，每個國民分財政盈餘數十萬還算小事，畢竟那只是一年的意外之財。我們所不能小覷的，是這財政盈餘背後所呈現的潛在社會與經濟實力，那才是他們將來年復一年創造潛在全民利益的基礎。

據《經濟學人》雜誌最近某一期的報導，新加坡的「主權基金」是國際間極為大尾的資金作手，經常在國際間尋找獵物、下手投資。不久之前，台灣的彰化銀行要賣，新加坡的淡馬錫還來台投標，國人應該還記憶猶新。《經濟學人》報導，新國的主權基金為數約在三千三百億美元之譜，次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八千七百五十億美元與挪威的三千八百億美元。中國大陸基本上仍是極權國家，由政府授權設立主權基金，未必有值得稱道之處。但新加坡成立主權基金，卻表示其國家有若干傲人的特質，令台灣難望項背。

首先，主權基金要在國際間盡情揮灑，表示其政府基金管理極富彈性，才能不輸給國際上的職業作手。授予政府部門基金經理人彈性其實不難；能夠在彈性授權之下還保留法制監督，那才是可貴之處。新加坡多年來行政效率奇佳，雖然是一黨獨大，但執政黨的監察系統卻能充分發揮效益，鮮少有貪汙舞弊的新聞。反觀台灣，民進黨當年以打倒國民黨貪腐以為口號，卻在八年執政期間爆出前所未有的貪腐劣跡。台灣即使有千餘億外匯存底，又怎麼敢把千億基金交給這樣的執政當局去操作？不但八年執政貪瀆不斷，即使在政權可能移轉的最後半年，都還吃相難看地成立什麼鐽震公司，意圖逃避國會監督，染指數百億的軍火回扣利益。這一群政客如此邪惡的嘴臉、如此不知羞恥地撈好處，若是台灣人民再將數千億主權基金交到他們手上，那真不知道會鬧出什麼樣的醜聞。

其次，新加坡政府公務人員的素質奇高，經營政府絕不比經營民間企業遜色，如此才會有財政結餘、才能有效率的營運鉅額主權基金。反觀台灣，我們的教育部長整天不務正業，盡搞些大中至正匾牌、教科書去中國化、華文取代中文等無聊至極的政策。我們的財政部長對政治環境一片茫然，三天兩頭要降這個稅、改那個稅，完全理不出施政方向。我們的經濟部長則是曲意配合當局的種種閉鎖、扭曲政策，只能在辦公室撮合台視公司買賣、在能源危機中不敢堅持油價調整。我們的金管會則是大力主張二次金改，卻又不敢開放業者登陸的兩面人。台灣若真有主權基金，交給這一群唯諾無能之輩去操作，又怎麼可能玩出什麼好結果呢？

總之，看看新加坡以財政盈餘向全民發紅包、再看看他們以主權基金在國際間披荊斬棘，一葉知秋，我們就能看到台灣當前的問題與挑戰。經過八年的折騰，我們的機會正在快速流失。新政府要如何因應困局，那真是個極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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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少年在新加坡受鞭刑(1994年)
独山子在线——历史上的今天：6月9日

尽管迈克尔·费伊与他母亲住在新加坡，他在许多方面仍还是个典型的美国少年。他在新加坡的美国学校里踢足球、打棒球，在当地的哈德·罗克咖啡馆里当男招待，与朋友们一起花钱跳迪斯科。当他初次冒犯了那些法律条文，才发现与他的家乡俄亥俄州代顿镇相比，新加坡不仅在地理空间上有差异，而且似乎是处于一个不同的世纪。

　　费伊18岁，3月份他为犯有喷涂汽车和窝藏偷来的路标的过失在法庭作了辩解。在美国，像他这样没有前科的青少年犯有如此过错至多不过被判缓刑。可是，新加坡处理公共秩序问题很严肃，小到连用厕后不冲洗之类的事也要受罚款。费伊经当地警察局被罚款2200美元，并被判四个月监禁。此外，他还要赤裸着臀部挨6下藤棍。当然耻辱不止这些。有数十名美国人写信给新加坡驻华盛顿使馆，拥护该判决。

　　监狱的棍刑是由一位训练有素的打手掌管。据马来西亚的法学杂志所述，藤棍有4英尺长，半英寸粗，每抽一下都会造成皮开肉绽，形成不能消退的疤痕。大多数挨打的犯人因受惊而不得不进医院治疗。他们至少在三个月内不能端坐或仰卧。在过去的5年里，已有14人因在新加坡毁坏公共财物而挨棍。

　　3月，美国为费伊的事向新加坡提出了强烈抗议。“我们承认他们(新加坡)有一定的权力履行他们的刑法，”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惩罚太过分了，非常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予以重新考虑。”

　　要改变判决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新加坡当局并没有想宽容的意图。“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损害公共财物的行为到处发生，就如在纽约市，甚至连警车都不容遭损坏，”一位新加坡政府发言人在回答克林顿的指责时说。

　　当费伊于1992年8月搬到新加坡去住时，他的父亲曾告诫他该国有酷刑。他父亲名叫乔治·费伊，在代顿的一家汽车供应公司任总裁。费伊的父母在他8岁那年离了婚，他由父亲和继母抚养。而他的生母兰迪再婚后移居新加坡。费伊在将近初中毕业时，觉得到国外与他生母和继父马科·陈一起呆上几年会很刺激。他的继父是一位美籍华人，在一家联邦捷达公司任董事。

　　费伊的麻烦是从1993年10月6日开始的。他被指控喷涂2辆车子，对另2辆扔了鸡蛋，并藏有偷来的路牌。费伊是牵涉此案五名青少年之一。其中还有两个马来西亚人，一个香港人，一个美国人。费伊听到指控后虽强作镇静，但是他的脚却不由颤抖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