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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今天我们怎样诚实地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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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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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学问必须诚实 这是基本的学术道德


  做学问的诚实反映在两方面。首先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尊重原始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在诚实做研究的前提下,对具体实验结果的分析、理解有偏差甚
至错误是很常见的,这是科学发展的正常过程。可以说,许多学术论文的分析、结论和讨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瑕疵或偏差,这种学术问题的争论往往是科学发展的重
要动力之一。越是前沿的科学研究,越容易出现错误理解和错误结论。


  比较有名的例子是著名物理学家费米1938年获得诺贝尔奖。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发现了第93号元素镎。实际上,尽管费米在1934年曾
报道用中子轰击第92号元素铀可以产生第93号元素,德国的化学家哈恩在1939年1月发表论文,证明产生的元素根本不是93号元素镎,而是56号元素
钡!但这个错误并没有改变费米是杰出的物理学家的事实,也没有影响他继续在学术上的进取。费米很快提出后来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链式反应理论并于1941年在
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建成世界上第一座原子反应堆。


  举这个例子是希望大家区分error(误差)与fabrication(造假)的区别。比如一个实验由于条件有限,作出了一个结论,后来别人用
更先进合理的实验手段、更丰富的实验数据推翻了这个结论或作了重要修正,那么第一篇文章只要翔实地报道当时的实验条件,就不能被称为错误,更不是造假,也
无须撤稿。但如果明知实验证据不足,为了支持某个假设的结论而编造实验条件或实验证据,这就是造假了,当视为学术不端。


  但我以为,诚实地做学问还有另外一层重要含义:只有自己对具体实验课题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后,才应该在相关学术论文中署名。这一点,很多人做不
到。即便在美国,也会偶尔出现大老板强势署名的事情。在国内,这种事情更是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利用其学术地位和影响力,使一些年轻学者不得不在文章里挂
上专家、导师的名字,有时还以许诺未来的科研基金来换取论文署名。这种做法不仅有失学术道德,对整个学术界风气的影响更是恶劣。


  做人也要诚实 但更重要的是正直


  我很难相信一个人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撒过谎,也不相信成年人的每句话都是完全诚实的;在很多特定环境下善意的谎言不仅合情合理,还可以得到大家的
赞同;比如对危重病人的病情的适当隐瞒。但一个人应该也完全可以一辈子正直!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而言,必须邪不压正。社会风气需要正直,学术风气更需要
正直!


  我小时候,生性好强。长大以后,也常常桀骜不驯。但无论何时何地,我难以容忍做人的不正直。讲个有点离谱的故事:我从小觉得尊老爱幼是天经地义
的,所以对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深恶痛绝。1988年我读大三,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因为一个小伙子不肯给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让座又不听我的好言相劝,我只好
动手,强行把他赶到了他该站的地方。在我看来,这个小伙子做人行事不够正直。


  全职回国3年半了,心里最大的不快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有些学生)对是非曲直看着于己无关便无动于衷,这让我很难忍受。每次看到媒体报道见死不救、袖手旁观时,我都禁不住想问一下旁观者:如果哪天你成了受害者怎么办?!


  在学术界,正直可以体现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国内盛行的“学术潜规则”是造成学术风气不正的主要原因,其危害不亚于学术造假。不同的是,学术造假
很容易被发现,而潜规则虽然无处不在却很难人赃俱获。无论以什么标准判断,这些学术潜规则都是与正直的学术道德背道而驰的。有意思的是,尽管人人声讨潜规
则,同时又有相当一批人千方百计地适应、应用潜规则,使其得以“发扬光大”。


  毋庸讳言,最大的学术潜规则是“官商勾结”。这句话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切中时弊。3年前参加某个部门的小型研讨会,我发言陈述科研基金申请中
潜规则的危害。话音未落,一位领导很激动地站起来说:“施教授,看来你还是太幼稚,低估了国内的潜规则:现在说白了就是官商勾结。”我很意外,反问道:
“怎么讲?”“官,就是我们这些有实权的局、处级领导,手握行政大权,一句话就可以确定顾问组成员和专家组组长人选。商,就是与我们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大款
科学家,他们手握立项、评审大权,常常可以掌握几亿、十几亿的科研经费,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审结果……”


  学术界的潜规则阻碍了科研创新、严重影响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年轻科学家的成长、对中国吸引海外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归来起到了直接的负面作用。大家都知道它不对,为什么不能自觉地抵制这些潜规则呢?


  回国3年多来,我数次申请过科研项目基金,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评委事先沟通过。我也参加过多个科研项目的评审,从来没有向这些科研项目的任何一
个申请人事先沟通过情况。这本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然而,这些职业道德操守却被当今社会中的潜规则冲得七零八落。最后举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一次
参加某个重大项目的评审,周六下午我才接到通知,可周日上午手机就收到6个陌生人发来的短信:“请多关照”,“欢迎来我校作学术报告、考察交流”,等等。
我当时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知道我当评委的?科学家有科学家的职业道德,各行各业也应当有自己的职业操守。


  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用我们每个人的自律与职业操守来促进大环境的逐渐改变吧。(注:施一公,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自2009年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1-06-20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1-06-21 13: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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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获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 系首位获奖中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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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获瑞典皇家科学院爱明诺夫奖 系首位获奖中国学者

  清华新闻网4月1日电(记者 顾淑霞)北京时间3月31日晚11点,当地时间下午5点,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举行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的颁奖典礼上,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荣获2014年爱明诺夫奖(Gregori Aminoff Prize)。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为施一公颁奖,奖励他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施一公教授成为爱明诺夫奖自1979年设立35年以来的第46位得主,同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图为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右二)为施一公(左一)颁奖。记者 陈鹏翔

  古色古香的斯德歌尔摩音乐厅,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院长Barbara Cannon女士宣布颁奖仪式开始。在庄严而又热烈的氛围中,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诺贝尔基金会副主席Staffan Normark院士宣布:瑞典皇家科学院最重要的国际性大奖之一——爱明诺夫奖今年颁给中国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施一公身穿燕尾服走上领奖台,接受瑞典 国王的颁奖,接受现场200多位科学家的祝福与敬意。

  爱明诺夫奖(Gregori Aminoff Prize)是由瑞典皇家学院于1979年设立颁发的国际奖项,用以奖励世界范围内在晶体学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每年颁发给不超过3名科学家,个别年度空缺。施一公教授是2014年爱明诺夫奖的唯一获奖人。

  在颁奖典礼上,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诺贝尔基金会副主席Normark院士介绍,2014年是世界晶体学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Crystallography),因此,今年爱明诺夫奖的评选和颁奖更为隆重。Normark院士专门介绍了施一公教授的重要学术贡献,并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Eric Lander教授做了“The Secrets of Human Genome”(“人类基因的秘密”)的学术前沿讲座;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Sven Lidin做了题为“Does Crystallography blind us with images?”的科普讲座,内容围绕晶体学发展史及其应用展望展开,阐释了晶体学对生命科学与医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对施一公教授杰出的学术成就给予充分 肯定。

  颁奖仪式后,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北欧博物馆(Nordiska Museet)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及宴会,包括瑞典国王和王后、瑞典政府多位官员和众多科学家在内的人士共聚一堂,在热烈的气氛中交流心得,分享科学之美。

  当地时间4月1日,作为爱明诺夫奖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将举办为期半天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施一公教授将做获奖者专题报告,另外四位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和瑞典的科学家也将做相关领域的学术报告。

  爱明诺夫奖自1979 年设立以来,有来自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美国、以色列、日本、英国、瑞典、德国、荷兰、奥地利、瑞士和中国13个国家的46名科学家荣膺该奖项。

  瑞典皇家科学院创建于1739 年。自1901 年起,瑞典皇家科学院就开始负责每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评选,自 1968 年起,又加入了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此外,瑞典皇家科学院还负责评选克拉福德奖(Crafoord Prize)、肖克奖(Rolf  Schock  Prizes)及爱明诺夫奖(Gregori  Aminoff Prize)三项国际性大奖。

  施一公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2013年相继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外籍成员,中国 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细胞凋亡研究领域的研究。细胞凋亡又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是在所有多细胞生物发育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基本生命过程,与 细胞分裂、分化等过程共同协同保证机体的健康和稳定。细胞凋亡的异常是癌症发生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揭示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不仅可以加深对这一基本生命过 程的了解,还能够为开发新型抗癌药物提供重要靶点和线索。自1998年以来,施一公领导的实验室主要结合X-射线晶体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手段,系统地研 究了细胞凋亡的发生和调控机制。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仅清晰地揭示了细胞凋亡通路中的一系列分子过程,根据其研究的一项科研专利也已被转化为治疗癌症的新药进 入二期临床试验。

  附:施一公 简介

   施一公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90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物理博士学位,其后在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从事博 士后研究。1998年获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2001获聘该校终身教职,2003年、2007年分别晋升为正教授、讲席教授,曾是该 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入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因全时回中国工作而婉拒。

   施一公自2003年起每年回到清华大学讲学,帮助母校的生物学科建设,2006年底开始在清华大学建设实验室,2007年实验室开始运行。施一公 2008年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全职全时回到清华大学工作。2009年至今,他担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09年至2013年,他还兼任了清 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

   回国前,施一公教授主要致力于细胞凋亡研究,系统地揭示了细胞凋亡通路中关键调控步骤的分子机制。全职回到清华后, 他在继续细胞凋亡研究的同时,开辟了与疾病相关的重要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以及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大分子机器组装及调控这两个结构生物学的前沿研究方向,并 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施一公迄今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被SCI引用15000余次。他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于Nature、Science、Cell 35篇,其中13篇以清华大学为通讯作者单位发表于2009年之后;其研究成果曾连续两次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他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其 中十余人已经在中国和美国独立领导生物物理前沿研究的实验室,并取得优秀成果。施一公积极与国内同行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我国在生物物理和结构生物学相关领 域的整体发展。

   施一公教授的杰出成就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认可。2003年他获得国际蛋白学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是该奖项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 家;他回国后先后获得教育部长江讲座教授、首批入选“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成就奖及谈家桢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等。2013年,施一 公陆续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AAS)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NAS)外籍院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外籍成员。2013年12月19日,施 一公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编辑:襄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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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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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清华新闻网5月1日电 4月30日,美国科学院公布了增选院士名单,其中包括84位美国本土院士和21位外籍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入选该院外籍院士,也是21位入选者中最年轻的一位。这是他继4月25日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外籍院士之后获得的又一学术殊荣。

图为施一公近照

   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简称NAS)成立于1863年,由当时美国总统林肯签署成立。其聚集每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就科学技术相关问题做出独立建议。每年由现有院士选举来自科学、工程、医药领域做出重要原创成就的卓越科学家为新成员,每次增选美国籍院士不超过84人,外籍院士不超过21人。美国科学院现有院士约2200位,外籍院士约400位,其中约200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人物简介:

  施一公,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学博士(1995),历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席教授(1998—2008)。他2006年开始着手在清华大学建设实验室,2008年全时回国工作,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其领导的实验室主要运用X-射线晶体学,结合其它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方法研究生命科学的基本问题,在细胞凋亡调节机制、生物大分子机器组装与功能、重要膜蛋白结构与机理三个主要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原创贡献,迄今发表SCI论文125篇,其中34篇以通讯作者发表于《自然》、《科学》、《细胞》,被SCI引用14000余次。其团队取得的科研成果于2010、2011年连续两次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12年被《科学》“年度十大进展”重点引用并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施一公教授于2003年获得国际蛋白协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2008年当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员(HHM I Investigator,因全职回国而婉拒),2010年获国际赛克勒生物物理学奖、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谈家桢生命科学终身成就奖、2011年获华人生物学家协会颁发的吴瑞奖(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得英国约克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供稿:生命学院 编辑:襄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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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我被信仰追问,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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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我被信仰追问,回国为什么是最好选择

   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获得200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奖,他在答谢辞中说:“我确实为帮助中国数学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另一方 面,我很遗憾自己还没能回中国定居。无论我为中国数学作了多大的贡献,也无法与那些在中国土生土长,或是已经回国永久定居的人相比。”

  2008年2月,40岁的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施一公,全职回到祖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他说: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从条件上讲,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的话,我确实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做科研。我回来的根 本目的是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我 想,如果引导正确的话,清华大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为自己奋斗的同时,心里还装着一些自己之外的东西,以天下事为己任,驱使他们往前走,一定 会有一批人这样做。如果这样,20或30年后,当我从清华退休时,我会很满意的。”

  “我愿意将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让大家理解我为什 么会有这些想法,我相信这些想法能影响一些人,当然,我不会奢望影响所有的人。像清华这样的学校,学生们必须立大志,担负起中国的将来。他们有非常好的素 质和机会,但如果毕业后只为自己的柴米油盐关心,只为自己的房子和家庭担心,那是很不应该的事,至少我会很伤心。”

  1990年初,作为清华大学生物科学和技术系毕业成绩第一名的学生,施一公获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

   “刚到美国时,我并没有很强的回国愿望,觉得这辈子可能就在美国呆下去了,这可能与我的家庭和个人经历有关。1987年,父亲的突然去世对我打击很大。 这是一场意外,但却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意外。当他出车祸被送到医院时,血压是130/80,心跳每分钟62,是一个活人,只是昏迷了。可医院要求送他到急救 室的人先凑齐500元押金后才抢救,结果,当闯祸的司机在4个小时后将钱凑齐时,我父亲真正死了,没有经过任何抢救。”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变化,觉得非常不公正,心里有许多怨气,出国时,对祖国没有太多留恋,更多留恋的是母亲和家庭,觉得父亲不在了,我要担负起抚养母亲的责任。”

   然而,到美国后,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我是1990年初出去的,参加聚会时,大家彼此会问是从哪里来的,有些中国人会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 人,好像说出来是件丢脸的事。我很难容忍这一点: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非常令人自豪,现在不就是穷一点吗?为什么看不起自己?”那 段时间,美国媒体在中国申办奥运会、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极为负面的报道,一些民族败类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作证等形式肆无忌惮地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 遇”……

  这些事情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爱国是一种最朴素的感情。我觉得家庭和清华对我的教育还是挺正面的,我的思想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到1992年时,我就决定学成后一定要回国”。

  2008年2月,施一公全职回到祖国;3月,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办公室,他接受了《科学时报》的采访。他说:“我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

  选择清华

  “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一无所知,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

  1984年,作为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二学生,施一公参加全国高中数学和物理竞赛,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并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物理系,然而,他却选择了清华大学的生物系。

   “我也很想学物理,因为觉得学物理是最聪明的人的选择。”但在与北京大学签订了意向书后,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又找到他。“这位老师说得更美好:生物科学 是21世纪的科学,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一无所知,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清华。无论是现在还是当时,我都觉得到清华是最好的选择。”

  那时,施一公没有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成为清华生物系学生并不像成为北大物理系学生那样理所应当,因为当时清华生物系复建刚一年,并在1985年首次招收本科生。

   清华大学生物系创建于1926年,是中国最早的生物系。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创始人之一、我国植物生物理学启蒙人钱崇澍任系主任,这里曾荟集多位学术大师, 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知名的生物学家。 1930建成的生物馆是清华第二批四大建筑之一,拥有生理仪器1000多台,重要标本120多件。但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清华生物系被并入其 它院校。

  在之后32年的时间里,生命科学在清华园内长期处于空白状态在,而国际生物学却在这时蓬勃地大步发展。

  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首批公派留学生,39岁的清华大学教师赵南明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深造。他196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留校工作,在“文革”期间下放到江西农村。

   在伯克利分校期间,赵南明发现许多物理学家正在积极地转向生物科学领域的研究,科学的中心正在向生命科学转移。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毅然从伯克利转到加州 大学欧文医学院的生理与生物物理系,希望以自己在物理方面的优势,为清华在生物物理研究上开拓出一新路,他给母校寄回了一封复建清华生物系的建议书。

  1981年,赵南明回到清华,参加清华学科规划小组并受命负责复建生物系。困难重重,当年的生物馆已变成校医院,一切从头开始......“最大的困难还是观念,人们总是问:清华为什么要建生物系?生物科学与其它学科有什么关系?”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84年,生物系在清华大学重建,并更名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当年只招硕士生,第二年才开始招本科生。赵南明的目标是将清华生物系 办成世界一流的生物系,他请来加州大学欧文医学院优秀的华裔生物学家蒲慕明担任复建系的第一任主任,自己则担任常务副系主任。“蒲慕明教授虽然每年只在清 华呆40天,但他带给生物系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只有最好的老师还不够,赵南明还要找最好的学生,就这样,施一公就成为清华生物系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

  2007年7月,第五届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年会在清华大学召开,300多位华人生物学家和学生出席会议,已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说:“我相信,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而华人生物学家将在其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与清华相比,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环境确实更好一些。在美国,我的学术研究正处于上升期,并不是到了顶点后才回来,比如说,在普林斯顿的实验室,我有5 个独立的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基金;我是讲席教授(Endowed Professor),有专门的基金会在支持我的科研,我的科研还得到一些制药公司的资助,每年,我的实验室直接用于科研的经费大约有150万美元。尽管 如此,我还是要回清华。”

  在施一公的生命中,父亲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施一公的父亲毕业于 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父母结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河南焦作煤矿工作。“我是在‘文革’时郑州开始武斗那天出生的,母亲生我时找不到医 院,最终来到一家保皇派医院,在惊恐中将我生下。父母想给我取一个有革命意义的名字,想来想去,就取了‘一心为公’的前后两个字。”

   施一公说自己的性格随了父亲:“我父亲非常聪明,性格爽朗,在我的记忆中他很健谈。他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得志。他在最能做事的时候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在农 村,他学会了裁缝、盖房子;到机械厂做硬质合金刀具,又成为业务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他帮助姐姐、哥哥和表姐、表哥们复习,他觉得他的知识第一次有 用了,他给他们讲X、Y、Z,解方程式,我当时听不懂,但觉得真酷,这种环境对我影响挺大的。”

  在河南农村的经历让他觉得,“一个人不能因为别人穷而看不起别人,否则,这个人缺乏教养,会被更多的人看不起”。然而,他未曾料到的是:在美国、英国和瑞士,自己也经历了被歧视的遭遇。

  1991年夏天,当施一公准备回国看母亲时,他的汽车被盗,又被抢了一次,心情非常不好,便决定去欧洲散散心。然而,这次散心之旅却变成闹心之旅。

  当他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到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贫穷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古巴、北朝鲜等国家的人被列为一类:“不仅签证费最多,而且像查户口式地被盘问,就是觉得你没资格去。当时的感觉就很不好。”他获得了到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

   英国是这次旅行的第一站。“我在伦敦机场入境,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下,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一下,以为 这样就可以通过了,但没有。他们看我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将我留下来盘问,还翻开我的包,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看。这时,后面的人已经等得不耐烦 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那时我感觉很受侮辱,心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我不就是一个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吗?”

  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受到了同样的“特殊待遇”,他深受刺激:“不就穷一点吗?因为穷而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所谓的人权、人人平等、自由平等的理念非常不一致。”

   更让他愤怒的是当时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里,他每天会花半个多小时看《华盛顿邮报》的国际时事和美国国内的大事,特别是有 关中国的消息。“看了后心里常常很不平衡,觉得中国不应该被这样妖魔化。”比如对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中国申办奥运会问题的歪曲、丑化和没有事实根据的指 责等。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事情对我思想的影响太大了。你问我回清华最想做什么?我最想做的 就是育人,科研只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甚至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课,一定爆满。我们不需要空 洞地讲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觉得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课应该注重实效、激发学生的爱国共鸣和热情。”施一公说。

  难忘普林斯顿

  “我认为我全职回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

  普林斯顿大学是施一公事业开始和成长的地方。

  1997年4月,尚未完成博士后研究的施一公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聘为助理教授。1998年2月,刚到大学任职,他就拥有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启动经费。

   他选择癌症为主攻方向,并以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为主攻目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想从根源上了解它们,揭示其分子机理。“这是我的特长所在。” 施一公说。而他动用的主要手段就是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以获得关键蛋白质的原子水平的结构。“我们看到癌症抑制因子和致癌因子的一些空间结构,看到它们 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作为治疗和防治癌症的突破性手段。”

  研究突飞猛进。2001年,他获终身教授职位;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成为 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因在细胞凋亡等领域的杰出工作,2003年,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他是该奖 项设立以来的第一位华裔学者。2005年,施一公当选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2007年3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

  从 2000年开始,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等十多所大学开始“挖”他。“2004年,哈佛大学和密 歇根大学给了我很好的职位,对研究很有帮助,我也曾想过离开普林斯顿。”为留住他,普林斯顿大学开出了慷慨的续聘条件:大幅度涨工资、资助个人购房、提供 占据一个楼层的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谈起普林斯顿,施一公情深意长:“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从各方面讲条件都非常 好,爱因斯坦在这里待了22年……我不去哈佛的另一半原因是:我看到的哈佛医学院感觉像是北京的王府井,拥挤嘈杂;普林斯顿大学则更像咱们中国人心中的学 术殿堂:美丽如画的校园,每幢楼都很漂亮,校区内有一个卡耐基湖,夏天划船,冬天滑冰,一条专门用于慢跑和骑自行车的小路沿着湖边,绵延几十公里……”

  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比美国的建国史还长。独立战争期间,学校的行政大楼“纳索堂”一度成为美国的临时议院。

   然而,当清华大学呼唤时,他却毅然放下这一切。普林斯顿大学十分不舍,征询他意见:能否以停薪留职的方法回清华工作两年后再返回普林斯顿?他非常感谢学 校给的机会,但在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他说:希望你们支持我,我认为我全职回中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

  得失成败

   “我觉得,从政策制定到各方面,国家应该充分考虑到回国人员的艰辛,予以充分支持,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清华、为国家、为将来。有一种观点认为: 十年前我是在更艰苦的条件下回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提条件?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时间、环境不同,国家、社会、经济状况都已得到发展。国家各层 次的领导和群众都应该认识到:这些人确实是放弃了国外许多优厚的条件,应该尽量为他们创造出优越的条件吸引他们回来。”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国内四年一度的生物物理年会,5月25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现在急需人才,能否全职回来工作?他说,需要与妻子商量。

  当天晚上,施一公给妻子打电话,妻子说:“这个机会挺好的,你不一直想回国吗?你应该好好把握。”他非常高兴:“没想到她会这么支持我。”第二天,他就跟陈希说:“我答应全职回国,但需要一个过渡期。”

  然而,他随后才发现,在回国的问题上自己和妻子有一个误会:妻子支持他回国工作,但没想到他还要把家全部搬回去!为此,他们讨论了近一年的时间。

  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目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她的担心实实在在:在普林斯顿,他们有一套500多平方米的别墅,近一英亩的草坪花园,一对双胞胎儿女才4岁多,在美国有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

   “我回来后,妻子和孩子也会回来。说实在的,我觉得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上是有损失的,对妻子来讲则是完全地付出。但我对孩子的教育也有一些自己的 想法。”施一公说,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有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有一种民族认同感,在他看来,“这太重要了!等他们 上了中学、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后,如果愿意出去学习,我也会送他们出去,让他们自己做选择。

  回国前,一位最好的朋友对他说:“一公,你 现在豪情万丈,回去后肯定不到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见颜色了。”他对记者说:“我很自信我不会改,我的意志很坚定,我改变不了几十年形成的人 品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问自己:回来干什么?”

  清华大学为施一公提供了稳定的支持。2006年10月,他开始在清华建实验室。2007年3月,实验室开始作第一个实验。

  显然,这里的研究条件毕竟不如普林斯顿,但施一公相信自己的研究水平不会受影响,“因为科学是人作出来的”。

   他强调开始时会有一个适应过渡阶段,比如在普林斯顿,因为空气质量好,作实验时很少会出现被污染的情况,但他们去年在清华作实验时,培养的细菌经常被空 气中的噬菌体杀死。因此,他们有个规定:所有实验室的窗户必须关闭,无论天气多好都不能打开……“总之,作一些调整,环境是可以适应的。当然,我们需要足 够的经费,生命科学需要较大的投资。”

  回来全职工作还不到一个月,就有传言:施一公已经学会敬酒了!他说:“这句话不对,我在出国前就会敬酒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有自己做事的原则,我不会做有违原则的事。我不会与这个体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东西我会接受,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不会做。”

   想到过失败和挫折吗?施一公表示:“说心里话,回来之前我没有想很多,比如,遇到困难怎么办?得不到理解、能力得不到发挥、申请不到经费怎么办?遇到这 些情况我也没办法,我觉得不存在一个怎么办的问题,遇到问题就解决吧。很难想象一个人会花几天的工夫想遇到问题怎么办,我觉得不需要。”

  “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世界强国不是以教育科学技术领先的。而中国现在的教育和科技都不是领先的,中国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个泱泱大国的作用,全方位进入世界舞台,一定会加强教育和科技,要加强教育和科技,一定会有相应的措施出台。”

  施一公认为,科学家有两类:第一类是完全专心致力于学术,信仰学术,在学术上做得非常好、非常深;第二类是社会责任感更大一些。他说自己属于第二类:“当初我选择专业方向、决定做什么事情是根据社会的需要。”

   他说:“我在博士后时就有回国的想法,当时妻子担心我回国后不受重用怎么办,我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回中学当英文和数学老师、或者是开出租车。朋友讲, 当中学老师不是浪费时间吗?我说,不然,人活着既不在位置有多高,甚至也不在于作出多大的物质贡献,贵在有精神思想,孔子不就是传播一种思想吗?他对中国 和世界的贡献有多大?培养学生是影响社会的一种做法,我很向往。”

  “美国一些大学的院系在请我去做院长、系主任,在别人眼里,我在美 国有光明的前景,但我认为我在美国的前途不如在中国光明。为什么呢?这是我内心的感觉,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发展得很稳定的国家,有没有我关系不大,如果我在 职位上或科学上做得更好,对这个国家进步的贡献也就是从100到100.1或101,不过如此。但回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 体制和基金评审到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相对于美国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差距,我觉得我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会告诉我的学生和所有人,回来后的民族认同感非常强。很简单,在普林斯顿和清华做同样的事,我会觉得在清华开心得 多。现在,我每天早晨起来都很激动,觉得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人在有理想的时候,心情总是很愉快的,就觉得特别有劲。”

  采访中,施一 公畅所欲言:“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有一支世界一流的教授队伍,清华的本科生在 入学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但还没有世界一流的教授队伍;第二,除了世界一流的教授队伍,还一定要有适合于一流教授队伍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软环境,我觉 得国内大部分大学还没有,或者做得不够。没有这两条,中国很难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

   “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或者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偶尔也会有世界一流的发现,但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不够的。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学, 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本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都会努力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大势所趋。”

  他认为,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

  改革谈何容易?“我相信,改革的过程会很漫长,过程会有许多波折,一些局部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是意料之中的。在这些局部,我希望意外少一些,少一些假大空和忽悠人的东西。”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颜宁是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2007年回到清华。她说:“这么多年过来,一公始终有一颗赤子之心。国外的人在回来时总是很担心环境、气氛等问题,但像他这样的人回来了,我们确实有了一种信心。”

  施一公更是充满希望和自信,现在的他不再有开出租车的想法了,“因为开出租车不如作学术愉快。我对国家非常有信心,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个国家在持续变化,学术环境肯定会不断改善,可以达到一定水平,吸引世界上最好的人才到中国工作,一定可以!”(记者王丹红)

  施一公简介:

   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市。1985年,作为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和河南省赛区的第一名,被保送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1989年,以全系第一名的 成绩,提前一年毕业,1990年赴美国留学;1995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生物物理专业博士学位;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 物学系,2001年获该校终身教职,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3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讲席 教授。

  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运用结构生物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迄今为止,他在国际权威学术 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作为通讯作者在《细胞》发表11篇、《自然》发表7篇、《科学》发表3篇。这些工作系统地揭示了哺乳动物、果蝇和线虫中细胞 凋亡通路的分子机理,已有若干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研发。

  因在细胞凋亡和TGF-信号传导等领域的杰出工作,2003年他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2005年,当选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

  来源:《科学时报》2008-5-6

(http://new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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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拳拳报国心 悠悠赤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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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拳拳报国心 悠悠赤子情

■新闻中心记者 顾淑霞 周襄楠

  2006年5月,是施一公命运的拐点,这位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最年轻的正教授,毅然决定放弃普林斯顿大学正值巅峰期蒸蒸日上的事业,决心回归母校清华。

  2007年3月,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的结构生物学实验开始了第一个实验。

  2008年4月,施一公入选美国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入选HHMI被认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但为了全职在清华工作,他毅然辞去了HHMI的聘任。

  2008年底,经过短短2年多的过渡期,施一公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的终身职位。

 
 他说:“在美国,我的学习、工作顺利,生活富足,但我内心始终缺少归属感和认同感。我接受和崇尚的是传统教育,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我希望回到祖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为改善和改进国家的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做些努力,能培养一批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一些贡
献。”

  施一公大学时的系主任赵南明教授说:“为他个人的发展考虑,我们也曾建议他是不是再奋斗几年,争取拿到美国科学院院士再回来,但施一公说:希望能在自己最有创造力的年龄回来为祖国、为清华做些贡献。”

  “最出色的学生”

 
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受家庭熏陶,从小聪颖过人的施一公对数学和物理具有浓厚兴趣。1985年高中毕业时,学习成绩优异的施一公同时收到了清华、
北大等几所重点大学的保送邀请。精彩的人生之路在他面前展开,等待他的选择。在那个年代,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生命科学是什么,施一公甚
至一无所知。听到清华老师讲起生命科学,讲起“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他为此所吸引。于是,痴迷数学的他走进了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命运让他
最终踏入生命科学的殿堂。

  1989年,施一公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以优良成绩修完了数学
系双学士学位要求的所有课程。在教授们的记忆里,施一公不但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全面发展,是清华大学田径队的主力队员,曾经创造了当时学校万米竞走的最好
成绩。“1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铃,提醒你必须要坚持。这不仅仅是一个体育项目,也是意志品质的锻炼,这种锻炼让我在以后的学习
生活工作中都受益无穷。”施一公说。

  1990年,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
博士学位。在国内一直保持“第一”的施一公,刚到美国后发现英语不行,于是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个新单词,很快过了语言关,他在学科上的能力也得以充分的
展示。有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为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灵敏地指出导师在某个演算中的漏误。从此,
导师对他刮目相看。毕业时,导师破例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竞相争夺的领军人物

 1995年,施一公获博士学位,次年到纽约史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1997年4月,他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

 
 1998年2月,施一公正式就任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一进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就给他提供了面积达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启
动基金。在当时,这样一种待遇是很多人都无法企及的。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机制为施一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施一公决定为造福人类选择癌症为主攻方向,他研
究的课题是: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施一公说:“我们这个分子生物学系癌症结构生物学研究组,以研究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为主攻方向。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根源上了解它们,提示其分子机制。而这正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我们以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为主要研究手段,获取关键蛋白质的原子水平的结
构。我们看到癌症抑制因子和致癌因子的一些空间结构,看它们怎样相互作用,把‘不正常’变为‘正常’的工作手段,而这就是导致治疗和防治癌症发生的一个突
破性的手段。”

  致癌原因一直是全球科学家致力研究的目标之一,而细胞凋亡通路的破坏与癌变有密切的关系。2003年7月,由于对破解这
一生命科学之谜的突出贡献,施一公获得全球生物蛋白研究学会(The Protein Society)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研究家奖” (Irving
Sig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这这项奖项成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华裔生命科学研究学者。当时施一公刚刚36岁。很多获该奖项的人如今已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施一公卓越的学术才能也得到了充分的认可。2001年,仅用3年的时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而一般申请终身教职需要6年;2003年,他
又被聘为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他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短短9年,他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
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

  在这样一个前沿领域,人才尤其是领军人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年轻且学术造诣深厚的施一公,成为许多顶尖级大学争
相竞聘的对象。2000年以来,哈佛、MIT、
约翰·霍普金斯、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级大学都向施一公抛出了“橄榄枝”。随着他进入学术发展的上升期,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越来越优厚的条件:
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整整一层楼的房间根本用不完;他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除学校给予他稳定的资金支持外,
他申请了11次美国国家基金,10次中标,还有一个基金会资助他的科研,一些美国的大公司还与他合作支持他的科研。他回国前仅目前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的5个独立的科研基金就可以一直支持实验室到2012年,而且如果他愿意在普林斯顿大学保持半职,他就可以获得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
(HHMI)五年共计1000万美元的经费支持……

  他用自己出色的成就证明,他是21世纪生命科学响当当的领军人物。“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选择清华,选择生物系,我都觉得这是最正确的决定”。他说。

  事业的成功也伴随着他优越而幸福的家庭生活。在普林斯顿,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他拥有1英亩的花园。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美国快乐的幼儿园教育……

  然而,41岁的施一公做出了一个让人都为之敬佩和惊讶的决定:放弃这一切,全职回国到母校清华。

  归国回校:“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在清华读本科的施一公,每天下午四点半校园里准时响起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广播,都令他振奋。过去20年里,这句口号常常在他心中萦绕,“总有一天,我会回到祖国去”。他不止一次地说。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四年一次的中国生物物理学年会。期间,时任校党委书记的陈希找到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尤其是医学院和生物系,问他是否可
以全职回清华工作。第二天,他就答应陈希:可以全职回清华工作,但需要一个过渡期处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尚有20名科研人员的实验室。2006年6月,施一
公开始了回国的过渡期。他谢绝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多次挽留,逐步交接实验项目,同时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筹建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研究中心,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吸
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合作。2007年3月,他在清华的实验室开始了第一个实验。

  “对于我回国的决定,许多人困惑,但真正了解我的朋友都知
道这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决定。我的童年生长在河南中部农村,周围都是贫穷但朴实的农民,他们对文革中下放的我们全家格外照顾;他们任劳任怨,用自己的辛勤
劳动支持着中国的发展。我懂事以后就想回报这些父老乡亲。若要民富,则需国强。对他们最大的回报就是尽自己的力量使国家更加富强。”施一公说。这种深深的
爱国情感,使身在海外的施一公时刻心系祖国,时刻关注祖国的发展。曾是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如今已是清华大学教授的颜宁清楚地记得,在
普林斯顿第一次见到施一公时,施就对她说:“你出国之后就会更爱国。”在施一公看来,“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会不爱自己的母亲呢?”

 
 “回到祖国,内心的认同感会很强,这是我一直都在强调的。中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中国大学的科研和教学,相对于美国的一流学校都还有相当的距离,中国正
在为此而努力。我会发自内心地为清华、为中国科技和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多走一步,付出更多。我对祖国充满信心。”施一公说。

  率直、生
性乐观的施一公坚定面对回国过渡的每个困难。每次回国他的咽炎至少一个月才恢复。在普林斯顿,他直接可以在超净台面上做实验,而回到清华,他必须建立专门
的细胞间。他在清华的实验室从不允许开窗,否则做实验会污染。但这些毫不影响他回到祖国的兴奋与激情。他似乎从不知道什么是困难。就像他每周都爬一次香
山,每次都从北门最陡的地方爬上去。“第一次爬的时候花了近两个小时,累得不行。现在,直上直下2300多个台阶,半个小时就爬上去。累的时候有时就想,
回国不一定有多累、多艰苦,这点累是一种享受。就像大学时练体育,我的意志很坚定,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克服的”他说。

  经历攀登的艰辛,山顶总会有无尽的风光。如果仅仅因为科研,施一公不会回来。他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

 
 他在海外时就与蒲慕明、王晓东、饶毅等知名科学家一起,为中国的科研体制等建言献策。他还关注中国一流大学的发展,他说,清华在这些方面正在为之努力,
挚爱学术的他相信自己能在清华大学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结构生物学中心,吸引一批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轻人,去挑战结构生物学领域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及应用价值的
课题,做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工作。

  他最想做的事还有育人。他经常与国内一些大学生座谈,发觉其中有相当一些人顾及的只是眼前利益,而没
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人活一口气。年轻人代表中国的未来,他们应该有理想,有做大事的胆魄和敬业的态度。我自己不仅仅在实验室里指导研究,而且还特
别愿意与年轻人交流谈心,希望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

  他相信,中国会有一批这样为理想奋斗的人。如今,41岁的施一公培养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已有许多成为知名的教授。“再过二三十年后,当我在清华退休时,看到自己的那么多的学生成为理想远大、影响社会甚至影响世界的人,那将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施一公说。

  他没有给自己留后路,每天不知疲倦地忙碌着。这正像他的名字:一心为公。

  施一公效应:“他是海外华人归国的典范和榜样”

  在海外华人生物界,施一公是一个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许多身在海外的人都称他为“海外华人的骄傲”。

 
 国际知名神经科学家鲁白这样评价施一公: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水平和地位可以和当年的华罗庚、张香桐相提并论,是一个领军人物。“领军人物除了具有相当的学
术成就和国际地位之外,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素质:第一,能够高瞻远瞩,并在学术领域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方向具有远见卓识;第二,有相当的胆识和勇气敢
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第三,他必须要有强烈的个人魅力,在一个群体和社团里面,要相当有号召力。施一公具有这三方面的条件。”鲁白说。

  杜克大学药理系教授王小凡这样评价他的老友: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当中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有要做到最好的决心;他为人正直善良,嫉恶如仇;他对人非常诚恳,总是很热情;他做事顾全大局……

  75岁的分子生物物理学家梁栋材院士谈到施一公时说:他是当前我国结构生物学优秀的中青年“帅才”之一。

  正因为如此,施一公的回国,超越了他的个人行为,在海外华人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称他的归国的意义不亚于当年的钱学森、郭永怀。

  谈到此点,鲁白说:“施一公全时回清华,是海外华人归国的典范和榜样”。

  “他这个年龄,学术上鲜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回国放弃了很多,大家觉得他带了一个好头,都非常佩服他的决心。”王小凡说。

 
 王小凡说,在美国的华人科学界,通常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就是像他这样级别的人回国,能否适应中国的人文环境与科学研究的制度。因为美国和中国在科研体制
方面,比如基金的评审和申请都存在相当的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外已经积累了这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和专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有报国的决心的,但
就是因为担心回国是否能够适应国内的环境和生活,一直没有回国。大家希望,施一公在适应中国国情的同时,能够积极改善和提高中国学术界种种不适应科学发展
的环节,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境。“当然施一公也面临很多问题,这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如果能够成功,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榜样。”王小凡强
调。

  鲁白说,施一公这样的领军人物,清华包括国家要花大力气来延揽,因为这是全世界都在竞争的人物。中国的崛起,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
度,可以使施一公这样大师级的人物能够放弃在美国优厚的科研环境,回国创业。有了这件事情,国际的科学界会觉得整个形势都改变了,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和态
度也会有所改变。

  “领军人物对于当代的作用和对于历史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鲁白强调。

  清华为更多的优秀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谈到施一公回归母校清华,常务副校长陈吉宁说:“施一公全职回到清华来工作,是清华人才引进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方面,对施一公本人来说,他对学校和
国家的发展有着强列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从清华的发展阶段看,教授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已经开始需要一大批国际性的大师级人物来领衔,也是开始产生一批大师
级人物的过程。”

  陈吉宁说,教师队伍建设是清华今后发展的核心问题。“十一五”期间,学校重点工作是把队伍建设问题解决好。他说,队伍
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引进高端人才,一个是培养优秀教师队伍。两个方面都要全力推进。“引进”是希望有一批国际一流的、顶尖级的教授或副教授落户清
华,“培养”是要加大学校自身教师队伍的建设,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培养,争取从学校生长出来一批大师来。

  陈吉宁表示,一流的人才吸引一流的人才。在清华这样一个阶段,施一公作为普林斯顿大学最顶尖级的教授之一,作为美国华人科学家中有相当的影响力的年轻教授,毅然回到清华,他的举动会带动一大批一流的海外华人回国工作,对学校教师队伍的培养也将会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对此,鲁白评价说,清华能够顺利引进施一公全时回来工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梁栋材院士谈到施一公回国后的工作时特别强调:“不仅在资金经费上也在精神上能稳定地支持他,使得他能够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工作,‘十年磨一剑’。”

 
 对此,陈吉宁表示,施一公回到清华工作,也是清华在探索人事机制和科研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学校要做一些实事求是的、具体的改革,建立一套相应的机制
和体制,通过机制和体制的创新,来吸引更多的大师回国,来培养更多的大师出来。同时,学校会尽心尽力为这些教师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大
学里做出更杰出的成果。”

  陈吉宁说,大学的优势在于,她是把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结合得最好的地方。相信施一公在清华的沃土里,能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带出更好的学生。

  在清华开始事业新征程

  “在美国和中国做同样的事,在清华会开心得多。回到清华后,我每天早上都很激动,又是新的充实的一天,又可以做很多事情。当你很有理想、心情愉快的时候,觉得特别有劲。”施一公说。

 
 他感谢学校给他提供的条件,每天早上不到8点就来到办公室,晚上12点以后离开,几乎每天工作都在16个小时以上。在繁忙的行政和外事事务,他把精力都
放在了学科发展、科研和育人上。他的学生张旭说,只要施老师在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总是会为大家留着一个缝,大家可以随时进去,他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与大家
讨论任何问题。而只要他有空,也会随时来到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从国际前沿的课题思路,到实验如何设计,到一个溶剂的配制……

  他目前正在与清华的同事们做一个长远的规划,希望有效地利用清华有限的资金和空间,找出发展前景广阔的生命科学的学科和专业方向,并利用他的号召力,吸引更多的世界优秀人才加入进来。他坚信自己能在清华做出“世界一流的发现”。

 
 他的科研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还担任了科技部重大专项的首席科学家。“虽然在清华开始实验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但课题的深度、广度、学生的思维训练已经相当
不错,大家都干劲十足、热火朝天,现在实验室完全可以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鼎盛时期的实验室相媲美,这是我非常自豪的地方。”施一公说。

  
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几名学生的科研课题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2008年12月14日,他的直读二年级博士生张旭已经有一篇成果在《自然》
(《Nature》)杂志的姊妹刊《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Nature structural and molecular
biology》)发表。

  谈起导师施一公,张旭不住地感叹自己“幸运”,为自己当初选择留在清华成为施老师的学生而幸运。谈起自己的实
验和文章,张旭说:“其实我自己一直不看好自己的实验,当施老师从他的角度阐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惊讶,没想到成果这么重要。如果没有施老师,对
我们初学者来说,实验做得很顺利很轻松,会按部就班地把实验做下去,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会得出这样的成果。”张旭说。

  施一公对自己的学生也是称赞有加。“他们都很努力,每天夜里我12点离开时,还有许多同学在做实验,周末也经常不休息。”

  张旭说:“大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尤其是有一些成果出来后,大家比着向前做,要强劲都出来了。大家看到施老师很厉害,只要努力做,施老师给指点,就会有不一样的成果,大家觉得这种努力是值得的。”

 
 学术造诣高、率直、乐观、平易近人,像是老师,更像是朋友,这就是学生眼中的施一公。在学生眼里,施一公对学生“总是特别好”,他会随时来指导学生实
验,每月和实验室同学至少聚一次餐,与学生讨论任何问题,关心学生要吃好穿暖……“与施老师谈话时,他总是给你希望,即便是他很苦恼时,也不会带给你,总
是给你信心。”学生李晓淳说。

  他还会给学生做各种讲座。一位大一学生听完他的讲座后激动地说:将来一定要成为像施一公这样胸怀祖国的科
学家。一位大四学生在听完他的专业讲座后感慨地说:听了这堂课似乎把本科四年的生物学全部串下来了。施老师一针见血地把要领全部提出来,要点全部串下来,
讲的是观念,而不是具体的知识,告诉你如何向前起走。

  ……

  施一公为着自己的理想,努力着。他希望用实际成果证明,他在祖国,在母校清华大学,一定能做出世界一流的发现。

  他的科学事业在祖国、在母校清华全方位地前进着。

  现在,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会出现施一公长跑的身影,他开始用全部身心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附:施一公简介:

 
 施一公,41岁,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4月,施一公入选美国著名
的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但是为了全职在清华工作,他毅然辞去HHMI研究员的邀请。
(入选HHMI被认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施一公教授主要运用结构生物学的手段研究癌症发生和细胞调亡的分子机制,迄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25篇发表于国际顶尖学术刊物《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和《细胞》(Cell)。

 
 施一公教授在2003年获国际蛋白学会(Protein
Society)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为19年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施一公教授从2005至2008年担任华人生物学家协会
(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主席,该协会代表美国各大学近3000名华裔教授。



(http://new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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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当院士,不是我的归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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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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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当院士,不是我的归国目标


来源:新华日报 2011-12-26 王晓映 王拓


  【人物名片】 施一公:河南人,44岁,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8年辞职回国,现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施一公并不是那类“明星科学家”,但却两度成为社会焦点。


  上一次,他放弃千万美元的优厚科研待遇,从普林斯顿大学辞去终身教职,在美国引起震动。《纽约时报》2010年1月7日头版对此事进行专题报道,高度关注在美华人科学家的“返流”。


  这一次,是在中国。12月9日,2011年度中科院院士增选名单发布,施一公落选。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立刻撰文鸣不平,媒体迅即跟进、中科院出面声明……一时,施一公被卷入舆论漩涡。


  12月17日-18日,这位“被新闻”的生物学家在南京理工大学参加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并接受本报独家专访,首次对媒体敞开心扉,畅言对国内科研环境、文化环境的看法。


“对科技现状要居危思危”

 

  名人坊:院士选举在中国是个热点事件,牵涉很多人的视线,这次您落选也成为新闻。

 

  施一公:特别不想谈院士评选的问题,这是件复杂的事。

 

  名人坊:为什么不愿意谈呢?

 

  施一公:很简单,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太多了,关注度太高了。不应该这样。我从2006年开始在
清华建立实验室团体,整整五年了,全职回来也已经整四年了,回国的目标中,从来没有当院士一条。我觉得一个学者如果把当院士作为终极目标,未免太狭隘了。
整个社会这种不应有的关注甚至让应该受到关注并讨论的问题得不到重视。

 

  名人坊:您指的是什么问题?

 

  施一公:社会对科技界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科技现状究竟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中国的科技水平能否支撑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变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能否保证国家安全?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很肯定,中国应该怎么办?如何改革科技体制?如何创新科研文化?

 

  名人坊:您的判断是什么?

 

  施一公:坦率地讲,我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深深忧虑,这与我们的大国身份太不相称了!中国是个泱泱大
国,国家安全不可能靠任何其它国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实力。与小国不同,科技的落后对大国而言更为危险。我宁愿自己是危言耸听,居安思危不是空话,也许我们
已经是居危思危了!如果大家对中国的科技现状有这样的共识,就应该不再纠缠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而是一心一意投入到对现状的改变中来。

 

  名人坊:细枝末节,主要指的是些什么现象?

 

  施一公:比如院士评选,自然有上有下,何劳全社会议论?再比如科技界极为关注的打假,我可能是对此持不
同见解的“少数派”。在科技界,打假是主流吗?学术不端固然可恨,但是纵观自然科学历史,造假抄袭的结果也许会浪费个别实验室、个别科技工作者的时间、资
源,也可能使某些个体获得了暂时的不应该的名利,但是这些虚假的东西很快就会被淘汰,对于整个科学发展而言实在无关轻重。中国科技界的问题不是假的东西太
多,而是原创性的发现太少!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欧美的困境、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令很多国人盲目乐观,认为中国是世界强国了。但是别忘了,100多年
前的中国曾经有过GDP世界第一的辉煌。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关注如何让科技进步支持国家强大、经济持续发展,很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偏离了主题,小
事放大,全民攻击。现在有太多严肃的学术问题,被娱乐、被炒作,在学术圈内部也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三好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

 

  名人坊:我们采访过的丁肇中先生,对社会问题不置一词,单纯得像孩子。国内的科学家或者各行人士,往往被社会现实逼成“愤青”。

 

  施一公:太对了。所以我不得不说到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国文化真的鼓励创新吗?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
中国?文化的创新需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及包容百家之氛围,中国的大学鼓励创新文化吗?我们的文化强调平均、平和,几乎无条件地尊敬师长,我们往
往枪打出头鸟,这与创新相符吗?

 

  我常常鼓励、甚至怂恿我的学生,挑战我,向我发问。你要想走远的话,你得有脾气。我讲过三好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尤其是德智体各方面都是第
一名的学生很难成为科学家。我倒觉得有一些脾气的学生很有机会。有个性的学生做研究的潜力较大,而八面玲珑的学生尽管讨人喜欢却常常在研究上坚持不下去。
我希望学生挑战我的推理,鼓励学生与我争论,每次学生跟我有不同意见时,我会刻意表扬学生!很简单,做创新性的科学研究需要批判性的分析思维
(critical analysis),学生、特别是中国的学生必须要去除墨守陈规的思想,而中国文化欣赏“乖孩子”,这与创新背道而驰。

 

“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全职工作”

 

  名人坊:您谈了很多“坏风气”,你也不适应“坏空气”,空气污染诱发了你的咽炎。为什么还要回国?

 

  施一公:别听我说了这么多问题,但是我在美国时为爱国、护国做了多少出头的事情,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
个我们有机会再细聊。我从清华本科毕业后就去了美国,成年后在美国生活的年份超过了在中国。有个好朋友曾对我说,一公,我们都欠中国至少15年的全职工
作,这深深触动了我。此外,假如目前的中国方方面面都没有了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那我们也真没有回来的必要了。

 

  名人坊:听说您还是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的倡议者?

 

  施一公:是的。你看,从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到十大开国元帅中6位曾留学海外、23位“两弹一星”元
勋21位是“海归”,海外留学人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进步。所以我写博客呼朋唤友:虽然北京的空气还有污染,虽然中国的科技体制还不完美,虽然国内的文化氛
围还不够宽容,但这里是你的家,你的祖国,这里有你血脉相连的父老乡亲,他们对你充满了期望。而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正为施展你的才能提供了最好的舞
台!

 

  名人坊:然而您说的问题,是所有海归科学家都要面临的“本土文化冲突”,你们怎么与之共舞?

 

  施一公:我回国四年,有时会有点悲壮的感觉,甚至对未来也会感觉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有我的乐观。有位
加盟清华生命科学院的“海归”年轻教授和我第一次正式谈话,就坦率地问:一公,你觉得我需要每周花多少时间出去拉关系?以便将来在基金申请等方面得到照
顾。我答他:一分钟都不需要!我相信,你在中国靠实力可以崛起,其他像你一样的年轻人也一样完全可以靠实力崛起!刚才,我对南理工的学生也是同样的话:注
意啊,微小改变中国!靠什么?靠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个人默默努力,默默成长,就像草一样。我们无法选择时代,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时代。

 

  记者手记

 

  这篇稿子的见报最终还是错过了最佳发稿时间。那几日,施一公落选院士被大量报道,上了新浪首页,而本报记者在南京获得了与当事人独家对话的机会。但是,与“博眼球”相比,报道的准确性、对采访对象的尊重,更为重要。我们选择了等待。

 

  施一公的认真让人印象深刻。“你们给我的时间太少,既然是我的专访,我一般要看三四天,我要对我的话负责”。数日中,与记者短信、电话、邮件往来多次,深化交流,记者重写,他重看。

 

  他在邮件里说,“这些观点是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大众阐述,对我意义非凡。这是我们过去几百年的问题所在和今后发展的最大障碍。我非常希望这些观点在访谈中充分体现,让世人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境地。相对上述命题,某某话题,实在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http://news.tsinghua.edu.cn)

[更新:2011-12-27 14: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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