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隆重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受表彰的专家颁发功勋奖章。会后，有关领导来到钱学森同志家，将授奖证书转发给卧病在床的钱老，把金光闪闪的功勋奖章佩戴在钱老胸前。此后，钱老常常沉浸在对过去一些事情的回忆中。以下的文字便是钱老的秘书涂元季根据钱老的零散谈话整理的。——编者

感谢党、国家、人民和军队对我的表彰。在我们国家，干成“两弹一星”这样一件伟大的事业，首先要归功于党的正确决策。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们看准了这件事，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敢于作出这个决定，是很了不起的。

当时我向中央写关于导弹研制工作的建议，是受到周总理的鼓励和支持的。我们搞12年科学规划，将导弹列为重点项目和紧急措施，也是在周总理、聂老总的亲自领导下完成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世界上几个大国已进入所谓的“原子时代”。美国常常拿核武器威胁我们。为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和长治久安，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一定要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子弹、导弹。以后又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当时我们新中国建国不久，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时我们连汽车都没有造出来，还能搞导弹？所以当时并不具备搞“两弹”的条件，说“白手起家”一点都不假。开始我们想争取原苏联的援助，但他们后来不给了。这就逼着我们自己干，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党把全国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事实证明，只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比如当时我们的通信手段非常落后，一搞大型试验，就要占用全国一半以上的通信线路，邮电部只好关闭大部分通信用户，把线路调归试验使用。为了保

证试验任务的组织指挥畅通无阻，不出任何差错，把全国的民兵都调动起来守卫电线杆，一个民兵看管两个电线杆，确保万无一失。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这种事情谁能办得成？

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是这项事业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表现了极高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

周总理是具体负责“两弹一星”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按照毛主席的批示精神，“两弹一星”不仅仅是核和航天两个部门的事，要组织全国各有关单位、部门大力协同。科学院是我们国家科学技术力量的大本营，他们对“两弹一星 ”事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其他如大型机械设备是机械部做的；一些特殊的材料，包括金属的和非金属的，是由冶金部、化工部和纺织部提供的；一些重要的电子仪器和元器件是电子部、邮电部完成的。当然，国家综合部门，像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财政部等，也是将“两弹一星”列为重中之重，全力给予保证的。有一次中央专委开会，最后说到经费问题，周总理立即对李先念同志说：“先念同志，请你高抬贵手。”李先念把手举得高高地说：“对于‘两弹一星’，我的手始终是抬得高高的。 ”像以上这些高层次的组织协

调工作，都是周总理亲自出面做的。而各部门、各单位对于“两弹一星”的任务也都是不讲条件、全力以赴地保证完成。像这样的大协作，也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办到。

周总理严谨细致、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令我们敬佩不已。有关“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都由中央专委开会决定。而每次中央专委开会，周总理都细心听取每个人的汇报。他的记忆力极好，一些复杂的技术数据，听完汇报他都能记住。如果下次汇报有出入，他会追问什么原因。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周总理总要听取每个人的意见。由于他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他总能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正确的决策。周总理在主持“两弹一星”工作中，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楷模和典范。周总理根据这项事业的特点提出的“三高”要求，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当年取得成功的法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

聂荣臻同志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具体组织“两弹一星”事业。聂老总虽军旅出身，但作风却十分民主而又平易近人。他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关心科学家的生活，为科学家们创造条件，保证科研攻关的顺利进行。聂老总对科技人员的关怀真可谓无微不至。从大的方面说，由他主持制订的科研工作十四条，充分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大大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他还号召各级党政后勤人员都要为科研工作服务，为科研人员服务。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服务员。所以，只要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反映到聂老总那里，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这些困难包括一些大的方针、方向性问题的确定，重大项目的决策，人员的调配落实，机构的组织建设，以及一些物质、设备的调拨等等。从小的方面说，像对我个人生活的照顾、住房的安排、警卫和医疗卫生工作的部署等等，

聂老总都亲自过问。至今我仍住在老房子里不愿搬家。因为它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它常常使我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

凡是当年参与“两弹一星”事业创建的老科学家和科技人员都对聂老总的关怀深有体会。特别是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又要坚持科研攻关，不少人患了浮肿病。聂老总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亲自出面，给各军区打电话，要他们支援“两弹”研制工作。于是从各军区调来了一批黄豆、带鱼、猪肉和羊肉等，分给科技人员，以度过难关。可贵的是，当时直接负责调拨分发的行政后勤人员们却一口也不吃。所以尽管当时大家都很困难，却能团结一心，勒紧裤带，白天奋力工作，晚上加班加点。前不久我们纪念了聂老总诞辰100周年，大家都怀着崇高的敬意，深切怀念他老人家。

当时在周总理、聂老总的领导下，各方面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人员组织是按军事化的要求，结合研制工作特点进行的。从总体到各分系统，再到各部件、器件等，层层分解，层层组织，每项具体工作都有人负责。改革开放以后，有些美国专家来访问，他们看到我们的工作组织管理得如此严密细致，大为赞叹。

我的意见归纳起来就是：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至于我个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按照党的要求，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