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8/13/中國時報/A10/時論廣場

　　中時六日社論〈回到監察院本位，少些敲鑼打鼓〉，對重新運作的監察院多所鞭策，發人深省。本人願就當前國際監察權運作的新潮流作一析論，並與我國當前實況進行對比。

　　《中時．社論》認為，監察院的核心職責是追究違法失職，是公務人員的違法責任，「至於政策得失只要不涉及違法，不是監察院應過問之事」。這一見解，儘管見仁見智，但顯然與近四十年來各國不斷提振監察權，且普遍設置監察使的國際民主潮流，並不相符。

　　傳統上，監察權主要扮演「行政監督」和「保障人權」的任務，職司風憲，摘奸發伏。而隨著一九七○年代中期以來全球民主化與自由化的發展趨勢，各國監察使日益強調「促進善治」的角色，推動政策變革與行政革新，並且兼具「人權教育者」、「政策協調者」和「績效評估者」等多元角色。

　　過去監察權的特性是「事後監督」，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民主的進展，當代監察功能除了「事後矯正」之外，也逐漸強調「事前預防」（例如監察使提出良好行政標準作為行政機關的準則）和「事中警惕」（例如在調查中糾正、在巡察中提醒和建議）的功能。過去我國監察院是以「事後監督」為主，兼及「事中警惕」。但究竟如何區分事前、事中與事後監督呢？

　　若以「祕密外交」為例，在責任內閣制國家，外交部長須先到國會向外交委員會報告祕密預算如何運用，在國會同意後開始進行，此即事前監督；之後，外交部長定期向國會報告運用情形、進度為何？此為事中監督；一旦發生問題，監察使介入調查，提出糾正並追究責任，彈劾失職，這就是事後監督。

　　進一步，且以國家競爭力位居全球前茅的芬蘭為例。芬蘭是一個政治清明、人民普遍守法的福利國家，特別強調政治秩序、社會公正、行政效率和兩性平權等價值，芬蘭監察使較少處理整飭官箴的案件，而率多處理不良行政，或與民眾生活和國民生計有關的基本人權事項，除了扮演「合法性監督者」的角色外，也負起「人權保護」和「促進善治」的新任務。

　　芬蘭監察使監督的對象非常廣泛，遠超過我國監察院，包括：政府、總統、內閣閣員、各級法院和法官、政府官員、地方及地區性機構、市議會議員、地方自治以及其他公務機關人員、國營企業、失業補助機構與保險公司及其職員等；甚至還包括教會人員。

　　芬蘭監察使的職權，包括：接受人民陳情、主動調查、地方巡察、提供諮詢意見，並行使官方文件調閱權、彈劾建議權、譴責權、糾正權和起訴權等，監察使也有權參加政府和國會會議，並受邀參加聽證、表達對於政策的看法和法律的見解，普受芬蘭人民的尊重。

　　相較之下，我國監察院仍以「行政監督」任務為主，逐漸增添「人權保護者」角色。如果我們再堅持自我囿限，堅信「政策得失只要不涉及違法，不是監察院應過問之事」，也不肯積極向行政機關提出建議，提供諮詢意見以「促進善治」、改善政府施政積效，這恐怕不符合民主化的國際新潮流，亦有違憲法第九十六條、九十七條之規定，「監察院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工作，分設若干委員會，調查一切設施」及「監察院經各該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得提出糾正案，移送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