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6-20 中時電子報 郭至楨／專訪 梁惠明／整理

　　曾幾何時，紀錄片成為台灣最有生命力、創造力的影像，幾乎也取代了岌岌可危的國片市場。

　　然而，紀錄片的興起，是否能夠幫助已經進入冬天的國片市場，打入一劑強心針，同時打造國片起死活生的可能性？

　　面對國片的未來，我們邀請到「無米樂」的知名導演顏蘭權、莊益增，來談談他們怎麼看國片應該如何走下去。

導演顏蘭權、莊益增：

紀錄觀點看台灣　等待展翅飛翔的氣旋

顏蘭權：

　　紀錄片在台灣現在看起來有比較好的票房成績，是不是會直接影響到紀錄片的觀看人口，我是比較質疑的，這可以回歸到觀察公視的「紀錄觀點」的收視率成長到多少。

　　比如說像「翻滾吧男孩」、「無米樂」的DVD賣得不錯，但是，後來有些紀錄片的DVD成績，可能就沒有這２部好。

　　我自己做了一個小小的觀察，在紀錄片風潮的後段，我認為國片倒是有一點起色，這是很有趣的現象。

　　去戲院看這些片子的人，並不是定位在「我是去看紀錄片」，而是去看一部「他覺得好看的影片」，所以他願意花錢去看這個影片。

　　這種情形到底是不是培養了台灣觀眾對紀錄片的信心，還是已經成就了忠實觀眾，這個問題有待確認，但至少觀眾會覺得：好像國片也滿好看的。

　　在紀錄片這個風潮之後，應該某種程度帶動了國片的觀看人口，但不代表看紀錄片的人口增加。

　　我們兩人都算是從公視「紀錄觀點」培養出來的。

　　我們入行很晚，三十幾歲才入行，剛開始也都不會拍，但公視對於新手導演的培養，以及對成熟導演的持續支持，這對紀錄片發展來說，非常重要。

　　像我們剛開始選擇以農民為主題，我朋友都說不可能，這個主題太邊緣，我們兩人是覺得，試試看吧，上面同意我們就去拍，不同意再說。

　　所以，我們就把企劃案提出去，那時候製作人是馮賢賢，她說農民的主題好哇，她想到她的一些回憶，決定讓我們放手試試看。

　　也就是這個「試試看」，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才產生了「無米樂」。

　　當然「無米樂」的成功，包括了許多成功的關鍵，像是拍攝手法、對象以及後續的發行，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但是至少這個開頭非常重要，如果當時製作人跟我們說：「你不會覺得這個主題太邊緣了，要不要換個題目？」，或是當時我們就這樣放棄，可能就不會有「無米樂」了。

莊益增：

　　我要補充的是，我覺得公共電視裡的「紀錄觀點」，給年輕人機會是很重要的，因為台灣的文化界，不管是電影也好，小劇場也好，我是覺得老人太多了，資源集中在老人的手上，這是相對很不公平的。

　　資深的前輩只有５％而已，其他七、八成嗷嗷待哺，想要出來的，可是他沒有那麼多的經驗，我希望「紀錄觀點」是至少有一半的機會，給這些新手導演。

　　你可以說這是一種世代交替，或者是說傳承。

　　不然，我們常聽到前輩說：我們做這麼久、做這麼好，可是都沒有傳承。

　　但這時候，我就要問了：要怎麼傳承呢？

　　如果所有資源都掌握在你們手裡，你可以罵年輕一輩沒有傳承到你們的東西嗎？

　　相對來說，我們年輕這一輩也會抱怨。

　　所以就這點來說，「紀錄觀點」在資源分配方面做得比較好。

顏蘭權：

　　但是我認為，其他人所應該要注意要看到的，不是「紀錄觀點」今天的成長，而是「紀錄觀點」它曾經歷經多少失敗。

　　它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可能１０部作品，只有１、２部受到關注。

　　這樣的成本，其實對電視台來說，勢必要付出的代價，所以「紀錄觀點」的成功，絕對不是幸運而已。

莊益增：

　　首先我認為：一個文化要不要把它放在自由市場的淘汰機制裡面，讓它自生自滅？

　　我認為：文化是個很特殊的東西，它是不是商品或者它是個什麼樣的商品，這都是很有爭議的。

　　如果你把文化放任在自由市場裡，它可能很快就滅亡了，所以一定要有國家的資源介入。

　　就像當初政府扶植新竹科學園區，這一定會成功的，這只是資金投入的問題。

　　第二，我覺得很重要的是，當上級作主管，真的有能力和見識來分配資源嗎？

　　因為：台灣常常都是由非專業領導專業，所謂的專業領導者，講白一點，還是脫離不了作官的習性。

　　舉例來說：

　　以前我做過文建會的評審，我曾經跟文建會建議：你們要是提出某個計畫，在它的評審陣容中，學者專家的比例應該要減少。

　　由學者專家制定的文化政策，是死的，對我來說，大部分的評審專家評審的眼光，都是有問題的。

　　舉例來說：如果評影像方面的東西，我覺得你找個劇場導演也是ＯＫ的，或是找個畫家也可以，這些都是第一線的創作者。

　　不要老是６個、５個學者專家，然後第一線的作者只有１、２個，我覺得這樣的比例是有問題的。

顏蘭權：

　　我認為台灣電影的困境，其實是因為台灣電影工業已死。

　　我認為：這個困境，是政府一定要去面對的。

　　台灣電影工業裡沒有死的，只是一些影像工作者，是一些導演、攝影師、燈光師硬扛住，所以才能誕生幾部比較陽春的作品出來。

　　我們幾個大導演，拿的都是國外的資金，台灣只剩下導演的熱情打不死，但實際上，台灣整個電影工業體系是崩潰的。

　　以香港電影來說：

　　像張曼玉，以前張曼玉的電影，有些真是不能看，但是，現在的張曼玉，是國際名演員，這是培養出來的，她經過多少導演和劇本的淬鍊，她才能磨出一個自己的內在世界出來。

　　回來看台灣，當１部、２部比較生澀的作品出來以後，你會發現：光是演員就是一大問題。

　　台灣電影工業已死，真的是一個需要去面對的問題。

　　我相信：如果政府也像培養竹科一樣，培養電影工業，我不相信它活不起來。

　　你看法國的電影工業，你不要以為法國自己的電影工業很強，其實在法國，它也是被保護的工業，而且，他們比較高等級的電影學院，是不會開放給國外的學員進去的。

　　因為：他們要培養自己的人，除非你跟他做交換。

　　台灣的電影工業已死，這不是誰的錯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去面對思考的結果。

　　第二個我要談的，是電影難道一定要依附在新聞局之下嗎？

　　早期的新聞局，是因為有檢查的制度，現在的新聞局，其實是化妝師，包括像電影，文化、藝術，能不能成立一個文化部門？

　　我想很多人都有這個想法，也喊了很久，但是就是沒有下文。

　　如果還是這樣，台灣的電影工業真的就是活不起來。

莊益增：

　　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給公共電視的「紀錄觀點」一個獨立的頻道，給它更多的資金，除了可以花錢請國內導演拍片之外，也可以買很多國外好的紀錄片，然後２４小時播放，成為紀錄片的專屬頻道，也可以播出一些台灣的文化藝術像是小劇場的表演，就是一個類似藝術節目的頻道，是獨立的。

顏蘭權：

　　聽說：現在有幾個單位，想要共同來經營藝術頻道。

　　我比較憂心的是：「紀錄觀點」培養了這麼多好導演跟好作品，但是它的資源不斷縮減。

　　可是，問題在於：邀請一位比較成熟的導演，相對的要付出比較高的費用，要放手讓他去做他想做的東西，讓他自我碰撞，這樣才會成長。

　　可是，如此一來，就會壓縮到其他的人，我們把成績做得這麼亮麗，可是上面都看不到，我覺得這才是令人憂心的事情。

　　如果說：紀錄片會給人既費時又花錢的感覺，那多做一點紀錄報導也行。

　　透過紀錄報導的佈局，紀錄片就會慢慢長出來，這是一種需要培養的力量，只透過公視來培養，能有多大力量，我個人很質疑。

　　我認為：公共電視作為一個非營利的平台，我比較質疑的觀點是在收視率的問題。

　　用收視率檢驗一個節目是無可厚非，但是：台灣的觀眾，經得起這種收視率的考驗嗎？

　　台灣的觀眾太受日本影響，喜歡看綜藝節目。

　　其實，歐洲的綜藝節目都很難看。

　　用收視率作為一種檢驗，是需要拿到政治平台上去衡量，包括在立院評估預算的時候。

　　公視是不是能自己開發財源，這是可能的。而開發財源，很多是放在行銷部門上。

　　他應該要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說：跨媒體多媒體，而不只是單一的DVD販售或出租，相對的，可以和許多東西作結合，必須要走出去。

　　如果公共電視不斷用收視率去做評估，會造成公視買很多國外的影片進來，這樣就會減少國內人才練習的機會。

　　我會覺得像藝術台這樣，是一個好事，可是我還是要打上一個問號，這個藝術台會在台灣觀眾的程度還不夠的情形之下，這個藝術台變成一小撮人的舞台，但是真正有多少人看到？

　　我不知道公共電視或是國家有多少力量，可以影響並且成長茁壯這個市場，慢慢培養我們的觀眾，我想一定會有一段混亂期，但是不走過這段時間，台灣就會永遠這樣。

莊益增：

　　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失去公信力，不是藍就是綠，為了選舉，所有人都要討好人民，但是：台灣人民都對嗎？台灣人民不該罵嗎？

　　我覺得台灣的人民都該罵，為什麼要去看那些爛節目，各媒體的新聞部經理、節目部經理，為什麼都要預設觀眾的口味，每一個電視台的節目和新聞長得都一樣。

　　其實，台灣是個很自由的地方，應該多元發展，卻反而被制約，沒有人想要放手一搏，反而跟來跟去，這就是台灣媒體最大的問題。

顏蘭權：

　　我也認為，台灣其實消費力已經相對提高，當我們越來越重視身體健康時，是不是同時也該注意精神的健康，我們的精神也需要有機的食物。

　　我們現在正在拍的一部片子「家後」，在其中我們也做了許多嘗試，像是動畫，我們做的是比較寫實的動畫，但其中也有很多問題，我想這半年會是個黑暗期，會遇到很多問題，我自己都不敢張開眼睛看，我們只是一步一步努力在做，我們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希望出資單位和公眾，給我們足夠的幫忙，至少給我們機會去嘗試。

　　「家後」這部片裡有一段很重要的台灣歷史，我們透過一對老夫妻，田爸爸跟田媽媽，經由他們的故事，包括愛情等等元素，慢慢導入他們所經歷的社會。

　　我們努力把這些歷史的影像生動起來，因為台灣不管在劇情片或紀錄片，接觸歷史議題的實在太少，相對於國外不遺餘力的傳承態度，台灣歷史被政治化了，產生很大問題。

　　我們希望讓台灣歷史用另外一種氛圍走出來，讓年輕人走進來。我們必須做很多的考究，這是很龐大的過程。

　　我們其實有點像家庭手工業，土法煉鋼，導演能扛的就自己扛，看看我們能做多少。

　　在有限的資源之下，我很希望能藉由這部片子，打開紀錄片的門，也幫台灣動畫也開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