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分析權威的類型時，提出了「聖雄」（奇理斯瑪）、「傳統」與「法制—理性」權威這三種分類。

　　他認為：「聖雄」的權威必須來自真實的道德修為或英雄事功，必須經受各種考驗，絲毫虛假不得。因此，如果「聖雄型權威」難以持續或傳遞時，往往只有訴諸血緣的繼承或民主的考驗，或變成「世襲」，或轉為「民選」，並藉制度化的途徑使權威的職位得以承傳。

　　韋伯學派的思想家（包括席爾思）則進一步以「奇理斯瑪權威的規制化」這一觀念，分析「聖雄權威」如何得以藉規制化的途徑而傳遞下去，包括羅馬教皇的選任，和達賴喇嘛的「靈童轉世」，都在在考驗著這些宗教型領袖的制度化傳承。至於傳統型權威的世襲或繼承，除了一些王朝（如英國、日本）和部分極權主義國家（如北韓）之外，則已逐漸讓位，轉而以「民選」與「功績制」的「法制—理性」型權威取而代之，或為權威移轉的重要憑藉。

　　在近代中國人的社會中，儘管「法制—理性」的權威概念早已普及，但「家天下」與「世襲」的觀念，卻仍是所在多有，形成了各種豪門、世家與權貴化的詭異現象。

　　這在中國大陸尤為嚴重。「太子黨」包攬政治特權與官場職位的積弊，早已引人詬病。中共中央最後不得不做出「一家只准一人出來做官」的決定，如今「紅透半邊天」的薄熙來（現任商務部長）就硬生生的把他的兄弟薄熙成（曾任北京市旅遊局長）擠出了官場。這並不是因為薄熙成的才幹不如人，而是因為一個簡單原因：在現代化與民主的時代裡，傳統世襲的權威，往往引人詬病，還是越少越好！否則一家父子通吃，豈不是退回貴族與王權的時代？

　　現在，好不容易擺脫父子繼承與家天下的台灣，在國民黨內卻出現了「中生代的馬主席提前退位」，老一代謀臣吳伯雄卻為使命感所驅，當仁不讓，一馬當先的局面。更有趣的是，吳家一門三豪傑，各憑本事，各擅勝場，揮戈戰馬，真可讓對岸的中共豪門世家，欽羨不已！其結果究竟是父親擋去了孩子未來的路，還是成材的孩子可能阻斷了父親的仕途呢？國民黨內眾多豪傑，又如何能坐視這樣的局面！

　　偉大的父親與偉大的黨主席，的確是不容易兼得的，如果國民黨能做得到，以後的民進黨人，恐怕也都要當仁不讓！這時，對岸的中共，究竟會如何想？

(本文摘自96.03.14.聯合報民意論壇。周陽山先生，文化大學中山所教授，新黨全委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