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班雅明出生於德國柏林一個殷實的德國猶太中產階級家庭，關於其童年生活，可由他在三十年後所寫的《十九世紀的柏林童年》（Berliner Kinderheit um 19 Jahrhundert）和《柏林記事》中得出。在一次家庭晚宴的記述中，班雅明提到「這兒是深淵：我從屬的那個階級的深淵，那個晚上我就是那樣的認識到了。」對於其個人生活，班雅明終生保持緘默，收在《柏林記事》中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絕對不用「我」這個詞〉。這些文字與其說是其童年生活的記錄，毋寧說是一個成年人分析與再造童年生活經驗，也顯示其明確的階級意識。

二十歲那一年班雅明從文科中學畢業，同年考入弗萊堡大學哲學系。1912年後的兩年，班雅明差不多全心投入了當時德國的青年運動，這個運動旨在實現洪堡德（Wilhelm Humboldt）的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理念，爭取學生對學校事務的參與權。他主持弗萊堡大學教育改革分部工作，吸引學生加入這一運動；在柏林組織「論壇」（Sprechsaal），為要求擺脫家庭束縛、反抗資本主義社的青年朋友提供了一自由的空間；定期為青年運動的《青年雜誌》、《開端》撰稿。他於1913年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發揮了青年運動激烈派的觀點：抗議家庭和學校對青年的壓迫，抨擊小市民道德，反對懷疑主義，並以一種菁英的政治使命感提出他的社會改革綱領。但13、14年間，他在柏林自由學生會（Berlin Free Student’s

Association）主席就職演講中，轉而反對學生從事社會活動，理由是青年個人的精神生活與關心勞動者的活動並沒有必然的聯繫，譴責社會活動而滿足精神上的需要是一種相對主義。1914年他逐漸脫離了政治社會活動，專心於文學和哲學研究。其間結識了猶太教神學家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1916年他寫的〈論本體語言和人的語言〉（Über Sprache überhaupt und über die Sprache des Menschen）顯示了他對神秘主義宗教理論的最初興趣。1917年班雅明與多拉（Dora）結婚，隔年他唯一的兒子出世。1918年在瑞士，他結識了布洛赫（Ernst Bloch）和盧卡奇（Georg Lukács）這一群出身上層社會，激烈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青年知識份子。

1919年完成了其博士論文《德國浪漫派的藝術批評概念》（Der Begriff der Kunstkritik in der Deutschen Romantik），他馬上著手撰寫其教授資格論文，希望儘快完成以作為繼續要求父母經濟資助的資本，過一種自由學者的生活。1924年五月至十月，他在義大利的卡普里島（Capri）完成其教授資格論文，此間他結識了俄國女革命家阿西婭‧拉齊絲（Asja Lacis），而在布洛赫和拉齊絲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他的思想急劇向左轉。他認真的研讀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著作，特別是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同時也閱讀了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sstsein），從此他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代表作有〈作者作為生產者〉（The Author as Producer）、〈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論歷史哲學〉等

      1926至29年班雅明的生活與創作都達到了高峰。1927年他與當時由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任所長且具有強烈左傾激進主義的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建立了密切地聯繫，他積極地為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研究雜誌》撰稿，且與法蘭克福學派的許多成員，如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交往密切。這一期間他在報刊雜誌上發表了大量文章，成為文壇知名的批評家，經濟上也第一次獨立而有保障。1929年經由拉齊絲的介紹，他與德國著名的導演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建立了友誼。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Das epische Theater）使班雅明日益濃厚的馬克思主義找到了相應的藝術形式。班雅明在布萊希特的影響下寫作了一批帶有強烈政治傾向的理論文章，對藝術的革命實踐作了獨特的闡述。爾後他在論述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卡夫卡（Franz Kafka）及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等人的作品時，都含有此種精神在裡面。1930和31年之間班雅明還曾在醫生的監護下吸大麻，在給醫生的記錄中他寫道：「這種感覺是無法言喻的，吸毒後，成長和自立的意志就全然消失了。」「成長和自立」對班雅明具有特殊的意義。他一直希望能夠依賴家庭的經濟支持，過一種自由學者的生活，但他的父親卻要求他自立，長時間以來他處於一種經濟上依附和內心困擾的狀態。於是他感嘆，到了四十歲他才第一次有了成人的感覺，不是因為不再年輕，而是感覺到自我開始得到實現。

1933年由於蓋世太保的騷擾，班雅明終於離開了德國。他流亡法國的期間和其他德語國家的哲學家、美學家一樣，運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哲學的範疇，及對20世紀藝術與文化的理解，如超現實主義及表現主義，加上對資本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親身感受來探討馬克思主義。流亡的生活非常地痛苦，除了經濟上的困窘外，在研究和創作上也不甚得意。30年代末期，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為了躲避納粹的迫害而遷移至美國，班雅明大部份的資助都來自於社會研究所的稿費支出，但由於學術意見的分歧，班雅明的文章常常遭到霍克海默的刪改，他《論波特萊爾》一書有三章因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不能接受他的哲學觀點及方法論而斷然退回，以致於他不得不重寫。這常使他感到屈辱和無奈。

1940年德軍攻陷巴黎，班雅明聽從阿多諾的建議欲從西班牙前往美國，與法蘭克福學派一些同道會合，參加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工作。但西班牙警方不許他入境，當時他又身患重病，於是他選擇在西班牙邊境的一個小鎮自殺，時間是1940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