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天舉行的21世紀中國考古學和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獲悉，我國分子考古學研究的最新發現是出人意料的，2500年前的山東臨淄人與現代歐洲人的基因特征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據中國古生物分子遺傳學研究室的專家介紹，他們與日本的有關研究機構合作，以山東臨淄地區古墓群中古人類DNA為標本，提取並純化了該地區2500年前、 2000年前的古人骨DNA和現代人的DNA，並分別與從國際基因數據庫中篩選的1300多個標本進行了DNA特征的比較。結果發現，2500年前的山東臨淄人與現代歐洲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2000年前的臨淄人又與現在的哈薩克斯坦、阿爾泰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而當代的臨淄人與現代的東亞人基因特征非常接近。這一研究的原理是，線粒體DNA具有母系遺傳的特征，通過對不同地域、不同種族人群的線粒體DNA多態性最高的區域樣本進行比較，就可以得出上述的2500年前山東人與歐洲人基因相似 .

從今天舉行的21世紀中國考古學和世界考古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獲悉，我國分子考古學研究的最新發現是出人意料的，2500年前的山東臨淄人與現代歐洲人的基因特征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據中國古生物分子遺傳學研究室的專家介紹，他們與日本的有關研究機構合作，以山東臨淄地區古墓群中古人類DNA為標本，提取並純化了該地區2500年前、 2000年前的古人骨DNA和現代人的DNA，並分別與從國際基因數據庫中篩選的1300多個標本進行了DNA特征的比較。結果發現，2500年前的山東臨淄人與現代歐洲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2000年前的臨淄人又與現在的哈薩克斯坦、阿爾泰人的基因特征非常近似，而當代的臨淄人與現代的東亞人基因特征非常接近。這一研究的原理是，線粒體DNA具有母系遺傳的特征，通過對不同地域、不同種族人群的線粒體DNA多態性最高的區域樣本進行比較，就可以得出上述的結論。此外，由于人與動物在種類上有著本質的區別，所以人與動物的比較在這裏是沒有意義的。

以往對中華民族的起源、進化及形成雖在很多方面作了研究，但絕大部分論據都是通過比較現代人之間的遺傳特性獲得的，而直接探索人類及動物過去的遺傳特性，是科學界長久以來熱切關注和急于解決的難題。至于這個結果的成因，是人類的遷徙和通婚、基因的突變，抑或是其他原因？這都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有關專家指出，分子考古學的這一研究成果，將對于考證中華民族的演化過程，我國多民族大家庭的曆史變遷、人文考古學等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針對媒體對山東古代人群分子遺傳學研究成果曲解報道不斷升級的情況，作為直接參與此項研究的科研人員，我們特請王瀝博士撰文向讀者介紹一下關于分子考古學與古DNA的研究，以及如何正確理解這項研究成果。

古DNA研究能解決哪些問題

古DNA是指從地下埋藏的、或以其它形式保存下來的石化、半石化和幹化生物學材料中提取的基因片斷。在考古學中古DNA研究可解決的關鍵問題包括，通過確定同一墓穴中的不同個體的性別及血緣關系，以期能夠回答人們關注的古人類家族結構、文明和氏族狀態等問題；通過對古代及現代人DNA序列的群體比較，以期描述及複原古代人群體結構、進化過程及遷移模式；此外古代動植物標本的分析能夠定性地揭示古人類生活環境和動物馴化、植物人工培育的曆史年代等。事實上，古DNA的研究成果已在不斷地將動物馴化和農業耕種的年代向前推移。

在中國科學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及日本東京大學的支持下，中科院遺傳所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通力合作，建立了我國自己的古生物分子遺傳學研究室。通過實驗技術的革新，摸索出了較為系統的實驗方法，還建立了防止環境、實驗設備及用具、樣本等汙染的特殊技術措施和手段，使古DNA提取的成功率高達60%至 70%，這在古人類群體遺傳學研究中成功率可以說居世界之首。

是人類的遷徙不是“基因突變”更不是“酷似歐洲人”

近年來，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及日本東京大學人類學系分子進化研究室合作，對山東省臨淄地區的兩個不同曆史年代古墓群中的古人類DNA進行了分析研究。成功地從2500年前、2000年前的古人骨和現代人樣本中提取和純化了DNA，並用PCR(鏈式聚合酶法)成功地分析了線粒體 DNA中人類族群差異比較明顯的D環區域。比較了不同曆史時期山東半島兩個不同古墓群中人群的分布及遺傳結構與現代人的異同性。我們將獲得的結果與目前國際上有關數據庫進行了比較，並且繪制了表示人群可能關系的聚類圖。遺傳關系聚類圖是人類群體遷移、進化研究中最常用的方式，它所提供的可比較信息能幫助我們了解不同人群間的可能關系。這種關系在本研究中提示了古代臨淄地區不同曆史時期的特定地點墓葬群中埋藏著與現代人的某些遺傳標記差異較大的人群，古墓群出土的古屍在母系遺傳特征上與當今西亞和中亞人群相似。根本不是“酷似歐洲人”。這些差異及原因必須通過各個綜合學科研究的結果來定論。如果現在的進化樹系圖上表現出的結果是定論的話，人類學及考古學研究還有什麽必要去證明人類起源在亞洲還是非洲呢？

盡管對所獲得的分子考古學數據與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人群進行了大量的比較，目前尚缺乏現代及古代中亞和西亞的人群數據，同時也缺乏我國西部和西北部可比較數據，進一步的研究還在繼續。但可以肯定的是，産生這一結果的原因，是人類的遷徙和混血，而不是所謂的“基因突變”引起的。

我認為，這一科研成果對于我國的考古學和曆史學研究會有參考價值。過去不斷有人提出過中國的古人類研究中，甚至在我國的中部地區“出土的人骨資料來看，就遠不是純一人種”的說法。我們的研究首次用分子遺傳學的方法證明，不同曆史時空的某些墓葬群中有著不同遺傳結構的人。這一古人類遺傳學研究成果在考古學界發表，就是希望各個方面的專家學者關注這一事實，研究和解明古代不同曆史時期的人群和種族在我國的分布，以及不同民族和人群在曆史上對中華民族文明形成的貢獻。這一結果可能的解釋有很多，比如古代樓蘭人東遷、類似絲綢之路上的外國商隊，史籍上沒有記載過的戰爭等。

關于人種關于人群

人類是已知的生物群中有思維的最高級的靈長類動物，人類的起源、遷移、進化和適應的模式遠比其它任何生物種群都複雜得多。在生物分類學上，人類只有一個種。換句話說人類沒有種間所存在的生殖隔離，甚至黃種人、白種人和黑種人之間連亞種都不存在，因而可以說，人類在曆史上向地球的任何一處遷移的可能性都是合理的。常說的“人種” 充其量不過是大的族群。人類雖然在形態上有很大差別，但分子水平上並沒有特別大的不同。但是某些特定的DNA片段在不同族群明顯不同，這些差異正是我們用來區別不同地區、跨越不同時代的人群的主要研究指標。其結論是客觀的，但這些結果需要更多的社會科學研究去證實。我們特別希望今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將有更多的交叉點，也希望有更多的考古學和曆史學界的學者參與我們的研究討論，早日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個完整的科學結論。

分子考古學的介入，將對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國古代文明曆史、社會構成及古人類遺傳結構提供重要的依據。同時對于考證中華民族的演化過程、我國多民族大家庭的曆史變遷、人文考古學等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價值。

背景資料

對于現代人、特別是蒙古人種的起源、進化及形成已在很多方面進行了研究，但至今絕大部分論據都是通過比較現代人的遺傳特性獲得的。這種用現代人的遺傳數據進行對比來推論古代人類遺傳結構、進化過程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時代變遷，即人類群體遷徙、基因的隨機突變等的影響。因此如何跨越“時代的鴻溝”，直接探索人類及動物過去的遺傳特性，是科學家們長久以來熱切關注和急于解決的難題。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不斷創新，以古生物遺骸中直接提取並分析古DNA分子已成為現實，並可從中獲得有關古人類及古生物的遺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