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文明根本不是土產的,根本是外來的,
中國自己的考古學者自己清楚的很,

上文的李濟是號稱

"中國土產的考古學之父"

連他都這樣說,只是說的拐彎抹角,不敢直說而已---

中國在龍山文化和商文化間存在一個很大的文明斷層,就是中國文明本來一直很原始很慢緩慢的進步,突然在短時間內出現完成熟的先進文明

包括,文字,青銅器,車子都是這樣,而且早期的東西差不多

都是突然冒出來的,,外形也都是中亞的翻板,根本沒有中國自己的特定

干支也是一樣

這是外來文明創造中國文明最強烈的證據---


像爵這種喝酒禮器,以前也一直以為是中國特產,現在在中亞也挖出他的原形了
也是中亞傳來的

西域族國名與東北亞族名之關聯    朱學淵
三、"大宛"、"大夏"、"吐火羅"就是"達斡爾"

中國考古學者在同一地區出土了大量的、某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歐洲人種的乾屍和遺存

中國曆史上的"夏"並不令人陌生，"華夏民族"中也定必融有"夏族"的成分，"夏朝"也的確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史記　夏本紀》說："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國號夏後……"。盡管"夏"是否就是"大夏"，還有待進一步證明，但是若幹夏代帝王之名，如"不降"、"孔甲"、"履癸"，以及包括"夏後"在內的"有扈"、"有男"、"斟尋"、"斟戈"等氏族名的記載，都是"夏族"是非漢語民族的線索。

最有趣的是吐火羅”人 有一支後來被匈奴(還是突厥??忘了)壓迫又回西方,建立的國家就叫  "大夏" ,  和中國傳說中夏朝一樣的名字, 原因是“吐火羅”人稱呼國王是 "夏"
吐火羅人對國王的稱呼應該就是中國夏朝傳說的來源---

黃帝神話司馬遷說是5000年前其實真正合理發生的時候應該是3500年前後
,這時候正是中國從新石器時代突然進步到文明的時候,也就是傳說中夏朝
發生的時候,
夏朝為什麼叫夏,眾說紛紜,我看可能就是來自白種印歐人稱呼他們國王叫
"夏"來的,而且中國早期貴族統治者前面都喜歡加一個 "有"比方說黃帝叫"有熊",有虞等,為什麼加這個有,原因也是眾說紛紜,原因這很明顯和後來漢字的習慣完全不同,現在可以推想,這根本不是漢語,是印歐語

中國自己的黃帝傳說有兩個奇怪的特點:
1:西來的而不是中原土產的
2:黃帝是遊牧民族文明卻比農耕民族的炎帝一族高,遊牧民族的文明正常應該比
農耕民族低才對,怎麼中國的黃帝神話正好相反??

合理的解釋就是黃帝一族雖然是遊牧民族但是因為接觸過先進文明而從中學習的
惟一合理的人選就是白種印歐人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的胡博在《齊家和二裏頭:關于遠距離文化的接觸問題》一文中考察了內蒙古和甘青地區早期金屬時代文化與中原地區二裏頭文化的關系,並依據西伯利亞幾處遺址以及巴克特裏亞馬爾吉安納文化群的最新碳14校正年代,認為中國早在青銅時代濫觞期即已受到異域文化的影響,還列舉了許多實例,其中有伊朗出土的紅銅爵和觚形器[4](P118)。

這兩件紅銅器出自伊朗南部克爾曼省克爾曼東北的沙赫達德。該地位于盧特沙漠外緣,其文化性質與阿富汗到土庫曼斯坦間的巴克特裏亞-馬爾基安納文化群有密切關系,一個特點是有相當多的錘制金屬容器,其中小型的有流容器和圓筒形飲器特別流行。前者有些像中國的爵,後者像中國的觚。

[4](P118)伊朗沙赫達德的爵形器,其形制有與中國的爵相似之處,有流和尾,深腹平底,在這兩點上接近二里頭

青銅之路：上古西東文化交流概說
易 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100081)

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公元前2-3千年歐亞大陸存在著廣泛的文化交流。西亞或近東對歐洲的巨大影響已舉世公認，對東亞的影響仍處于撲朔迷離之中。李濟認為所有偉大文明都是文化接觸的結果，殷商文化是一個多方面的綜合體，融彙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源流，但他並沒有明確指出哪些文化是本土起源哪些是外來的
二、青銅技術與青銅器
青銅時代是人類曆史上的一個關鍵時代，但不同地區進入青銅時代有早晚之分。西亞早在五千年前已進入青銅時代，在此之前還有一個上千年的銅石並用或紅銅時代，表明由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是緩慢而艱難的。東亞大約四千年前才進入青銅時代，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遺址中有零星銅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東亞進入了銅石並用時代。古墓溝文化、四壩文化、齊家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二裏頭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銅器才標志著東亞進入了青銅時代。商周之際東亞青銅文化達到鼎盛時期，西亞赫梯王國已進入鐵器時代。雖有一二千年的時間差，西亞東亞之間相距近萬公裏，青銅技術的傳播這一複雜的人文曆史過程並不是一目了然的。泰列克特等早就明確指出金屬冶煉技術公元前2000年左右經高加索或伊朗傳入東亞[1]，國內仍有學者堅信和假定中原是青銅文化的起源地之一[2]。

世界冶金史大事記[3]

公元前9000：已知最早的鍛打

公元前3200，（美索不達美亞）最早的鑄件“紅銅青蛙”

公元前3000-2500，（近東）發明失蠟法，鑄造小件物品

公元前3000，發明石範鑄造武器和工具

公元前1500，（近東）鍛打鐵制品

公元前600，（中國）鑄鐵制品

公元前233，（中國）鑄造鐵犁铧

安諾、納馬茲加、阿凡納謝沃、安德羅諾沃、古墓溝、四壩、齊家、朱開溝、夏家店、二里頭文化遺址就像一組堅實的橋墩，如果充分考慮到遊牧民的橋梁作用，我們就會發現絲綢之路開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條青銅之路。

青銅冶煉和鑄造是高度複雜的技術活動，不可能是一人一時一地完成，有一個不斷完善和改進的過程，是衆人協作的結果。在舊大陸不大可能有兩個獨立的起源[4]，盡管有人堅持巴爾幹[5]（Balkans）和伊比利亞[6]（Iberian）半島是冶金術的獨立發源地。冶金術的具體起源地還難以確定。巴爾幹到安納托利亞一帶早在7000年前已開始冶金實踐，5000年前已發明範鑄法和失蠟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銅、錫青銅、鉛青銅或鉛錫青銅也相繼發明。也就是說4000年前西亞已進入青銅時代的鼎盛時期，主要的青銅冶鑄技術均已發明，並對周圍世界産生了重大影響[7]。

安諾文化（Anau Culture）是中亞銅石並用時代文化，納馬茲加（Nomazga IV-VI culture）文化、豎穴墓文化（Pit Tomb Culture）、洞室墓文化（Cata combs Culture ）、阿凡納謝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標志著中亞及其附近地區4000年前左右進入了青銅時代。常見的青銅器是刀子、鑿、針、錐、耳環、指環、斧、劍、頭盔、镞、鏡、馬銜等[9]。這些文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是畜牧業和父權日益發展和膨漲，而種植業和母權相對萎縮。金芭坦絲將其中畜牧業和父權占明顯優勢的文化稱為庫爾幹文化，認為是原始歐印人孕育了遊牧文化，並且改變了歐洲和其他地區的社會進程和文化格局[10]。

西北，特別是新疆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發掘和研究填補了青銅冶鑄技術由西向東傳播的空白[11]。古墓溝文化遺址[12]的發掘和研究表明大約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區已進入青銅時代[13]，且與中亞、西亞、中原均有聯系[14]。梅建軍等認為安德羅諾沃文化在歐亞大陸青銅文化傳播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對新疆青銅文化的影響是明顯的[15]。庫茲美娜指出是歐亞大草原的牧羊人創造和傳播了安德羅諾沃和塔裏木盆地的青銅文化[16]。

青銅技術與青銅器2
新疆地區與甘肅地區青銅文化的聯系亦異常密切[1]。四壩文化[2]、齊家文化[3]、朱開溝文化[4]是青銅文化由西北向西南、東北、中原傳播的中繼站。三星堆[5]、大甸子[6]、二裏頭[7]遺址的青銅器可能是本地制造的，但亦是文化傳播的結果，上述地區不太可能是冶金術的起源地。

中原，特別是夏商統治的中心地區缺鉛少錫，銅錠亦來是周邊。二裏頭，二裏崗和殷墟都只是青銅的鑄造中心，原料主要來自江西瑞昌銅嶺、湖北大冶銅綠山、湖南、河北、遼甯，或來自山西中條山[9]，雲南[10]和四川[11]。

車馬具、兵器、動物紋青銅器廣泛分布于歐亞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區，一般認為是遊牧文化的體現，西方學者多稱之為斯基泰式青銅器。田廣金等認為這些青銅器是中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可以稱之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12]，它們淵源于朱開溝文化[13]。林沄發現這些青銅器多見于鄂爾多斯以外，稱之為北方系青銅器，指出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來源，其中短劍可能來自古代伊朗或西亞[14]。烏恩稱之為北方青銅器，同意管銎斧、管銎戈源自西亞，並提醒大家不要低估歐亞大陸草原諸遊牧或半遊牧民族在溝通東西文化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15]。他認為稱之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是不確切的，稱之為“斯基泰式青銅器”更是錯誤的[16]。最近林沄又號召破除把北方系青銅器和遊牧文化等量齊觀的過時偏見[17]。

其實此類青銅器內容繁雜，功能多樣，不可能起源于一時一地，並因時因地而變，是遊牧社會不斷發展和吸收的結果。它們和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關系固然密切[18]，但起源于中國北方的青銅器並不多見。

車馬具與騎馬駕車技術同步傳播，歐亞草原常見車馬具大同而小異，北方地區發明和改進青銅車馬具的可能性不大。高效挽具胸帶和套包子是罕見的例外[19]。

所謂動物紋（Animal style）是一個模糊而又包羅萬象的概念，絕大多數是青銅制品，亦有部分金、銀、鐵、玉、石、骨制品，但表現的大都是遊牧民偏愛的形象。從工藝角度考察可以分為透雕、浮雕和圓雕，都不是遊牧民所擅長的手藝。這些體現遊牧風格的動物紋飾大都是遊牧民強迫或雇用手工藝人制造的。

鹿石、岩畫和墓葬發掘均表明遊牧民有系帶的傳統。他們習慣將武器或生活用具挂在腰帶上。腰帶上的裝飾日益豐富，有的整個腰帶都布滿了帶飾，或者說由帶飾組成了完整的腰帶。帶飾，俗稱“西蕃片” ，是動物紋飾的主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北方有大批出土[20]。春秋戰國之際系帶之風盛行中原，帶上亦系挂刀、劍、印章等物。系帶和帶鈎爭奇鬥妍，層出不窮[21]。“帶不厭新，鈎不厭舊”[22]；“滿堂之坐，視鈎各異，于環帶一也”[23]。帶鈎成了時尚或身份的象征，其實用功能逐漸被人遺忘。

刀、劍、斧、弓、箭、盔、甲、套索是遊牧民的主要兵器，其實只有套索是遊牧民特有的武器，其他均是定居民的發明，並且一直在共用。青銅刀、劍、斧、镞、盔、甲廣泛分布于歐亞大陸，且大同小異，與青銅技術的起源和傳播密切相關，提高了遊牧民的戰鬥力，促使遊牧民走上了軍事化的道路，從而將青銅兵器傳播到了遙遠的地方。限于篇幅，僅以劍為例說明青銅兵器大致的傳播過程。

青銅短劍是古代遊牧武士隨身攜帶的武器,廣泛分布于歐亞大陸，其中西亞和中亞的短劍較為古樸[24]，東亞的劍種類繁多，且異常精致[25]。一般認為柳葉劍或偏頸劍為衆劍之祖，其具體的起源地還難以確定，不太可能起源于東亞。林梅村將考古學與語言學相結合論證了中國佩劍之俗起于西北遊牧民，而青銅劍在商周之際傳入中國北方草原、巴蜀地區和中原與印歐人在東方的活動有關。“絲綢之路流行的17種古代東方語言或方言中的‘劍’無一例外都源于古印歐語。古代印歐人最初是遊牧民……公元前1500年前後，歐亞草原的古代遊牧部落不斷分化，並向四方遷徙，史稱‘雅利安人大遷徙’”[26]。劍在古代漢語中又稱徑路或輕呂，顯然亦是外來詞。漢代匈奴將徑路神當作九天神之一，是戰神的代名詞，在漢匈交疊的地區曾有祭祀劍神的寺廟[27]。《漢書·地理志》雲：“雲陽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劍崇拜文化的延續。

青銅鏡是不屬于“遊牧三要素”的一種特殊青銅器，亦廣泛分布于歐亞大陸，中原較早的銅鏡見于殷墟婦好墓，可能源于齊家文化。宋新潮曾謹慎地指出以水鑒容是中原農業民族傳統映像方式，用金屬鑄造鏡子則可能首先為西北遊牧民族所發明，殷商時期鑄鏡照容才傳入中原，直到春秋以前在中原地區尚未流行[28]。其實，銅鏡也是巫師或薩滿的法器，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銅鏡只不過是中亞或西亞銅鏡的翻版而已。二裏頭文化銅鏡的十字紋和齊家文化銅鏡的七角星幾何紋正是巴克特利亞青銅文明的典型標志[29]。

中原雖然不是冶金術的起源地和冶煉中心，在青銅鑄造方面還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工藝美術方面有獨到之處。青銅鼎、鬲、爵[30]，戈[31]等是東亞人偏愛的器物，罕見于他處，很可能是東亞的創造。廣泛分布于歐亞大草原的青銅鍑亦可能源于中原，被認為是馬具、野獸紋、兵器三大特征之外的第四個反映遊牧文化的顯著特征[32]。東亞為遊牧生活方式的完善作出了貢獻。銅鈴演變成了铎和鍾，並對朝鮮和日本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銅铎文化圈[33]和鍾文化[34]。戈和戟是東亞特有的兵器，戈亦可能是夏人的標志性器物[35]，主要分布于中原，西方人稱之為中國戈戟（Chinese Ko-halberd）[36]。

總之，從技術史的角度考察，無論紅銅冶煉、範鑄法、失蠟法還是砷青銅、錫青銅、鉛青銅、錫鉛青銅都是西亞早于東亞。而且銅以外的其他金屬如金、銀、鐵等冶煉東亞亦不早于西亞[37]。泰列克特等主張的青銅冶煉鑄造技術由西向東傳播的假說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證。但是從器物類型考察，青銅鼎、鬲、戈、戟、爵等頗具東方特色，很可能是東亞的創作，並有反向傳播的可能。在這一過程中遊牧民起了橋梁作用，並且從中充實和改進了自己技術裝備。青銅冶煉和鑄造是定居者的事業，不可能在馬背上進行。因此遊牧民只是傳播了青銅文化，並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銅器，完善了遊牧生活方式，走上了遊牧軍事化的道路。

因此，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亞、中亞、東亞之間存在一條西東文化交流的青銅之路。青銅之路上傳播的不止是青銅技術和青銅器，而且包括衆多的技術和觀念，比如牛、馬、羊及相關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