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火藥
二。印刷術
三。指南針
四。紙
結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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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還在我讀書的時候，我就對所謂“四大發明”的神話及諸如此類的自吹自擂感到很不以為然∶這些膚淺的，感性認識的東西怎麽能算得上是什麽“偉大發明”？這些東西的技術含量接近于零，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種“發現”而已，最多也不過就是某種技術雛形，而這樣的“發明”，技術雛形，其他國家民族很多都有，你怎麽能貪天之功地將其都算在自己頭上？而且，它們跟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印刷術，火炸藥，羅盤，造紙術，在技術含量上，所運用的科學理論深度及智力活動水平上的差距無異于猴子與人之間的差距，而其中現代印刷術，現代火藥跟中國宣稱的所謂“四大發明”根本就是性質不同的兩種産物，並沒有任何繼承關系，你怎麽能偷梁換柱地將其算作是自己的“發明”？

其實，說這些東西是屬于我們中國人所作出來的“偉大發明”只不過是王婆賣瓜式的自吹和欺人，這種自欺欺人的說法甚至都不是我們中國人自己出面搞出來的，而是李約瑟這個中國官方廉價雇傭的槍手搞出來給我們僞充面子的。

因為近現代所有文明成果，都是西方創造的，中國人在這個事實面前深感自卑，但是又不願意或者無力奮起直追去創造出自己的成就來貢獻給人類，所以只好通過虛假編造的手段來滿足自己的意淫需求，但是西方文明這幾百年來的成就全世界眼睛都看的清清楚楚，想造假吹噓成是自己的功勞不可能，于是中國人就把造假吹牛的方向放在古代曆史上，反正年代久遠，難以考證，再利用文言文的語義模糊，隱諱，多歧義，通過對各種零零散散互不相幹的野史傳說的牽強附會的解釋，加以華麗辭藻的包裝，無中生有地編造出種種“中國古代科學成就，文明成果”，然後厚顔無恥地把別人西方的任何現代文明成就，科學成果都訛詐成是“從我們這裏傳過去的”“是受我們的影響”“沒有我們的發明就不會有你們今天的成就”，這樣他們就以為占到西方的便宜了，心理就得到平衡了，虛榮心得以滿足了。

我決定要將這個“四大發明”神話的謊言從頭進行徹底的剖析，還其真實面目，還西方文明一個公道。經過多年的搜集資料，研究整理，現在終于時機成熟，能夠來完成這個工作了。

中國人特別津津樂道于馬克思談到指南針，火藥，印刷術這“三大發明”的那幾句名言，其實馬氏不過拾人牙慧而已，最早談到所謂“三大發明”的人是英國哲學家培根，他對這幾種發明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不過今天看來顯然是誇大其詞了，分別從文學，軍事，航海活動三方面闡述，後來馬克思那些論調不過是把這幾句話改頭換面了一下就照搬過來，似乎很給我們中國人掙了面子，不過可惜的是，培根根本就沒有說“中國的三大發明”，而是說“它們的起源模糊不清”，詳見《新工具》一書。

事實上不管是培根還是馬克思，他們談到的所謂“三大發明”都不是我們中國的所謂“三大發明”，而是西方的“三大發明”，馬克思甚至毫不客氣地認為“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

所謂“四大發明”的說法是到了上世紀時才由“科學史家”李約瑟炮制出來的，雖然在這之前也有類似的論調出現，但是是借著他的名義，中國人才得以將其正式地大張旗鼓加以宣傳。

李約瑟本來是一個英國生物化學家，37歲那年（1936年），他認識了來到他所在實驗室工作的中國女留學生魯桂珍（後來成為了他的妻子），在她的影響下，或者說誘導下（李約瑟自己也坦承了這一點），李約瑟開始對中國産生了興趣，並以37歲的年齡開始學習中文，並且非常可笑地一開始就以學習對于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來說都算是晦澀難懂的先秦著作《管子》作為起點。然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史”，並于1942年應邀到中國“工作訪問”了四年。數年之後，就炮制出了煌煌幾大冊《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譯《中國科學技術史》）。出于一種獵奇的心態，書中牽強附會地“考證”出了很多神奇的中國古代“科學發明發現”，如古代的“機器人”（實際上是木偶），古代的“直升飛機”（竹蜻蜓），古代的“化學武器”，四大發明，等等。

他的中文水平到底怎麽樣，似乎不得而知。而且他已經去世，似乎也無法驗證了。不過，有一個很可笑的事實擺在那裏：他雖然被中國人尊奉為研究中國古代“科學史”的專家，大師，漢學家，中國通，但是他與中國人之間的通信，甚至在為他的作品出版中文版所做的答謝中，和為他的中文傳記寫的序言，都從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所以也可想而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懂中文。而世界上有這樣不懂中文的“漢學家”嗎？

而他的人品怎麽樣，是不是一個誠實的人？從他不惜撒謊作假在朝鮮戰爭時期為中共指控美國在中國東北投放生物武器一事作證，就可以得出結論了。而這一曆史謊言，經由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文件已經得到澄清了。

他不僅不是研究科學史出身，而且沒有得到國際學術界主流的認可，更是連中文都不太懂，這樣炮制出來的東西沒有可信度。翻古書，辨識文言文，這些我們中國人比他精通。而他書中的種種錯誤也早有人指出。

連他妻子魯桂珍也承認：李約瑟並不是一位職業漢學家，也不是一位曆史學家。他不曾受過學校的漢語和科學史的正規教育。實際上他根本沒有正式學過科學史，只是在埋頭實驗工作之余，順便涉獵而已。

他本人在英國學術界頗受冷落，為了嘩衆取寵，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論”，並在中國官方的操縱下進行。他本人不過為了出“學術成果”罷了，至于搞這種“精神鴉片”出來對本來就缺乏科學精神的中國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關心的問題了。

至于那個後來成為了他妻子的女留學生魯桂珍在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個什麽角色，那是不言自明的。

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副理事長，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江曉原教授，發表在2001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李約瑟難題’是僞問題──《南方周末》專訪”對此有客觀的評價，我將在文後引述。

至于培根和馬克思所誇大其詞的所謂“三大發明”的“曆史作用”，只不過是哲學家式的把複雜事物簡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種似是而非的提法，這一套把戲對經曆過馬克思那已經宣告破産的“科學共産主義”和“辨證思維”洗禮的中國人來說都不陌生了。

如果要說在古代曆史發展上的重要性，影響力，沒有什麽發明或者發現能比得過火的使用，弓箭的發明，以及制陶術，青銅冶煉術，冶鐵術，文字，車輪，馴養家畜，犁等等發明，培根居然說那三大發明沒任何東西能夠相比，這完全是誇大其詞，跟上述事實完全矛盾。沒有這三大發明，也有其他的替代物在起作用，但是沒有上面提到的那幾項發明，整個人類就不可能進步，幾乎沒有任何民族在發展的過程中沒有依賴到這些發明，而印地安人正是因為沒有發展出這之中的幾種技術，所以他們的生産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才受到了限制，提高不起來。

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闡明這個問題：即它們－“四大發明”，到底是不是我們中國人所“發明”的或者說首先發現的；它們到底是不是像所吹噓的那樣“對人類作出了重大貢獻”，到底有多少影響；而且，這些東西到底包含了多少足以稱得上是“發明”的技術含量，因為根據辭典上的解釋，夠得上稱為“發明”的東西應該具備三個條件：一定程度的技術含量，較高水平的智力勞動特別是邏輯思維活動，特定曆史條件下相關行業最高的認識水平；第四，從定義這種發明的關鍵的技術點上來看，它們跟其他國家民族類似的古代技術雛形以及現代意義上的發明有什麽異同點，具不具備構成該種發明的技術概念。

下面就讓我們來從頭審視一下所謂“四大發明”的來龍去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