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到黑非洲  遠嫁非洲當續弦

　　“嫁雞嫁狗也不要嫁黑人！”芬冉優雅地吐出一串兒煙圈，在薄薄的白色煙霧遮掩下，幽幽地說，“我媽就是這麽說的，她已經不認我這個女兒了。”我看見她眼睛裏的落寞，那是失去親人才有的孤寂。

　　芬冉是河南省一個小縣城的姑娘。1992年，19歲的她高中畢業後就和朋友一起跑去廣州打工，在她心裏五光十色的廣州就像天堂。芬冉當過餐館服務員、寫字樓茶水妹，幫人看過服裝攤，做飯店服務員等。1994年，一個偶然機會，芬冉在自己打工的飯店結識了來自西非的奧努。

　　奧努來自尼日利亞，是來參加廣州交易會的。他在自己的國家經營五金批發生意，經常跑中國市場。他對淳樸清秀的芬冉很有好感，經常帶上一束鮮花約芬冉出去吃飯、唱歌、逛街，頗具紳士風度的奧努打動了她的心。因為生意緣故，他們相識兩個月後奧努就要回國，便向芬冉求婚。

　　“出國當時對我是非常有誘惑力的。”芬冉回憶當時的情形說，“當時時間緊，不知哪裏來的那股勁頭，就自己決定結婚了。可我帶著奧努回家時，才知道我的決定就像一把斧子活生生劈開我和家人20多年的親情。”

　　在廣州那樣一個開放的繁華都市，沒有人注意她和她的黑人男友，可一回到家鄉，她立刻成為人們茶余飯後談論的話題。走在街上，來自各方怪異的眼神、背後的指指點點，都讓芬冉痛苦萬分。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的男朋友的膚色會像炸彈引爆那麽多人的情緒，確切地說是憤怒。外人的話我可以不在乎，但是我在乎我父母。我永遠都記得他們見到我們時候的眼神，混合了驚異、羞憤和暴怒。

我父親沒有和我說一句話，我媽把我拉到一邊說了很多。她要我重新考慮，不要和黑人結婚。”芬冉平靜地說，“當時我已經不能回頭了，在廣州答應奧努的求婚後，我們便同居了。我和我媽說我必須要嫁給他。

我爸劈頭蓋臉就給了我一耳光，這一巴掌宣告我和家人決裂了，當天我爸媽就把我們趕出了家門。好在當地的民政部門對我們還是接受的，幫我辦了相關手續，因為是涉外婚姻，比較麻煩，但我知道家是不能回了，我只有落戶到尼日利亞的新家去。”

　　芬冉一邊收拾店鋪裏的貨物，一邊對我說：“尼日利亞，拉各斯，多麽陌生。如果不是因為奧努，也許我一輩子都不會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一個國家，這麽座城市。辦理結婚手續的時候我才知道奧努曾經有過一個妻子，但已經去世4年。

我責怪他隱瞞我，他說怕我知道當續弦不答應他。我說又不是當二奶，合法的，有什麽不可以。其實現在想想，還挺後怕的。來到尼日利亞，才知道這裏的穆斯林可以娶4個老婆。

奧努也是穆斯林，但他沒有娶4個，我問他為什麽，他說多了麻煩，也養不起。我想或許跟他曾經接受過西方教育有一點關系。來到新的地方，我就像重新活一次似的，我要習慣他們的飲食、按時禱告等等生活方式。

最難的是學習英文和做生意。奧努也是小本經營，在拉各斯有3家經營五金配件的小店，我必須和他一起工作，管理、進貨、清貨、監督雇員，和當地的批發經銷搞關系……一點不比男人做得少。回頭看看現在也快10年了，我生了3個孩子。

他們的膚色不黑，有點像中國人被太陽曬黑的那種顔色，五官繼承了他們爸爸的，頭發卷卷的，眼睛大大的，睫毛長長的。我的大兒子現在有8歲，他會漢語，對中國有模糊的認識。他經常問我什麽時候回去看外公外婆，我無言以對。

現在我和奧努在一起努力，要把生意做好再做大，多開家店，經營的品種也增多一些，不能太單一了。其實我也是幸運的，丈夫對我挺好，孩子們也健康。一家人在一起總是幸福的。我也就滿足了。”

　　芬冉其實是想念自己的父母的。她把原來和家人的合照放大了，擺在桌子上。她說，即使是現在，父母也不會原諒她，他們的傳統和保守是根深蒂固的。她也不恨父母，因為他們同樣無法承受來自外界的壓力。芬冉只有看著照片萬裏寄相思了。

　　洗盡鉛華重做人

　　比起芬冉，戴晴就不怎麽幸運。她是上海人，上世紀70年代初來拉各斯打工的。當時正值尼經濟發展的高峰期，1奈拉（尼日利亞貨幣）可換2美元（現在1美元兌換137奈拉）。但沒想到，等待她的不是美好前程，而是一場噩夢。

　　歲月已經無情地在戴晴的臉上刻下了痕迹，“快到知天命的年紀了！”盡管如此，我還是能從她精致的五官輪廓看出她當年的風采。經過幾次接觸，戴晴和記者産生了默契，慢慢解除了原來的戒備，打開自己塵封已久的記憶。

　　“我父母原來是大學教授，文革時受到衝擊，下放後生病雙雙去世，我感到前途渺茫。有個朋友說拉各斯這邊一個飯店需要雇一位負責中餐館的經理，也沒有多想，我就盲目地來了。開始對環境、工作不熟悉，做起來挺辛苦的，後來漸漸適應了，也攢了一點錢。當時考慮問題不長遠，攢的都是奈拉。

80年代中期，石油價格暴跌，尼日利亞經濟走了下坡路，雇我的老板要移民南非，我就失了業。經人介紹，我後來到一家黎巴嫩人開的餐館打工，工資不高，生活緊張。禍不單行，我在拉各斯認識的中國男友出了車禍，由于這裏的醫療條件差，輸血引發感染，他不到5天就去世了。

我把我們存的錢都給他國內的家人寄了去。那時，對我來說，天，塌了。人不如意的時候特別想找點刺激，于是我迷上賭博。拉各斯沒有什麽娛樂設施，就是賭場特別多。開始去還贏點小錢，後來輸的多，越輸越想翻本，結果惡性循環薪水都獻給賭場了。想翻本，我就借，借來借去虧空更大。

我慌了，什麽辦法才能在最快的時間賺更多的錢？我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一籌莫展。有一天晚上，從賭場出來，打不到車，我在街上走，‘嘎——’，突然有輛車停在我身邊，裏面一個白人探出頭問我：‘嘿，多少錢？’什麽多少錢，我一頭霧水。‘一晚上多少錢？’這時候我才發現我走的這條街是拉各斯有名的‘雞（妓）場路’，那人把我當成妓女了。我想罵他，可他拿出500美元在我面
前晃悠的時候我動搖了：500美元是當時我兩個月的薪水。

反正我也不會有什麽情感生活了，一狠心，我鑽進了他的車。從那天開始，白天我是餐館的領班，晚上成了‘雞場路’上一朵花。其實這個行裏也是有規矩的，500美元是我拿的最多的一次。時間長了，我也不值錢，後來最低200美元也賺過。”

其實，以前我就聽人說過戴晴的事。

她說：“有了那樣的事情，別說別人瞧不起我，我連自己都瞧不起自己。”

“你不怕嗎？”“怕什麽？怕生病？80年代初還不懂什麽艾滋病。性病了解得也少。

但我害怕懷孕，每次我都用兩個避孕套，保證安全，這種行為無意中也保護了我……其實我也不是天天晚上都出去。把錢還清，我就不賭博了。也消沈過，覺得自己算完蛋了……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多吧。我必須重新開始新的生活。找個時間回國做了美容，在國內待了半年。

平靜了心態，回來自己開了一家中餐館，雖然規模小點，但是也有不少的回頭客。

在非洲我迷茫過沈淪過，但對這裏我還有一種複雜的感情，我選擇在這裏生活，現在我要好好生活。因為年輕時候的荒唐，我已經注定不能有孩子了，到了這個歲數我需要家庭，我領養了兩個中國小孩，要好好培養他們。

拉各斯還有幾個中國姑娘由于種種原因淪落風塵，我希望她們能及時回頭。

尼日利亞是艾滋病的高發區，全國有1.2億人，約6%的人是艾滋病毒攜帶者。而且由于尼日利亞的目前經濟困境，當地一些女孩迫于生計自願幹起了出賣身體的營生，妓女作為高危人群，不自覺成為性病艾滋病的傳播者。要保護自己，維護尊嚴，必須從自己做起。

我不希望還有人走我走過的路，無論生活多麽艱難，千萬別自暴自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