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同性戀

　　在中國的歷史典籍中，曾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當殷商政權傳至孫太甲時，實際上的國家權力掌握在最高執政官伊尹手中。太甲繼位後，“顛覆湯之典刑”，胡作非為，於是伊尹把他放逐到桐（今山兩萬榮縣境），自己則代行天子職務，此間伊尹為太甲作了《伊訓》、《肆命》、《徂後》等訓詞，講述天子應如何為政。太甲在桐宮中，把伊尹的訓誡整整學習了三年，終成正果，願意“悔過返善”。伊尹將太甲接出復作天子，殷商的政治又出現了清明的局面。

　　《尚書“商書”伊訓》曾記載了訓詞中的“三風十愆”說，伊尹道：“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如此歷害的“王風’指的是：“巫風”、“淫風”、“亂風”，其中“亂風”內含“四愆”，第一愆便是“比頑童”。一些朝代的史學注疏家們都把“三風十愆’中的“比頑童”說法，視為是中國“孌童癖”發生的最初實例。

　　這說明其實在殷商時期就已經有了同性戀和對同性戀的限制了。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有了崇尚男風的記載。“龍陽之好”的故事便是一例。

　　到了漢代，每個皇帝幾乎有一個至幾個美男作為性愛對象，並且記入正史，史家殊不為羞。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這種風氣就傳至民間，一般富家都以蓄養孌童樂伎作為“財富”的象徵。唐朝時，男風的盛行可以在唐小說裏看出來。到了明朝後期，同性戀在社會上已經很普遍了。那些俊美的書僮，實際上多半就是主人的性伴侶。

　　清代有專為同性戀者設立的相公堂子。據說，相公其實叫“像姑”，意思是像姑娘吧。《弁而釵》裏的李又仙，為救父賣身到像姑堂子，後又為報答恩客男扮女裝做了恩人的妾，最後以娘的身份撫養恩客的後代。

　　不過，大約從宋明開始甚至更早，同性戀顯然還是受到社會的制約。

　　為何如此呢？這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有關。《易經》雲：一陰一陽為之道。天地也生於陰陽之合。也就是說，陰陽之合是生命的常道，相反，違背陰陽之道者便非道。非道即有背天理。

　　此外，這與人們對性的認識有關。在古代，人們以為，性是生命的母親。在道家還有一種修煉觀，性與健康有關。這是性的兩大功能，而性的第三個功能快樂是不能提及的。快樂與淫往往成了同一詞。

　　在男性為中心的文化社會裏，對女性同性戀往往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中國古代對於女同性戀的記載甚寡。漢武帝時的陳阿嬌大概算一個，她被打入冷宮後與一個跳大神的女人“同寢如夫婦”，後被漢武帝驚覺，大怒，從此對一切與跳大神有關的事深惡痛絕。試想想，漢武帝自己不但後宮三千，還要同性戀者陪伴左右，卻不能容忍女子同性性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