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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城市政治社會社會團體【台灣失業勞工聯合總會】城市/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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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從鴻海危機 看台灣企業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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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周行一(政大財務管理系教授)】 2010.05.26 06:24 am 
 
鴻海最大的優勢是成本競爭模式,也是台灣科技產業成功的商業模式,但近期鴻海集團大陸員工多次跳樓,更凸顯競爭優勢背後隱藏的問題,然而鴻海的問題何嘗不是台灣的問題?

鴻海是一個有效率的機器,形成一個成本競爭模式,以高效率的方式生產,達到高良率,以最低的成本打敗競爭對手。這是鴻海可以打敗競爭對手,搶到蘋果iPhone及iPad等關鍵訂單的競爭優勢,更是鴻海規模愈來愈大的關鍵。

成本競爭模式,最重要的就是降低成本及提升良率,人工則是生產成本中重要的部分。因此鴻海不僅要到人力便宜的地區設廠,更要建立有效率的生產流程,但過程中也會造成工作單調及工作時數長的問題。因此多數人解讀,單調、重複性高,且長時間工作,休息不夠等問題,造成鴻海集團在最佳的成本競爭模式下,也產生員工身心問題。

有人解讀,以鴻海員工數目及自殺率,與大陸的自殺率相比並不高,員工待遇也優於其他工廠。但樹大招風,危機會被放大處理,加上國際客戶專注企業社會責任,更可能影響未來下單計畫。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必須重視,並親自處理此次危機。對外,在第一時間讓社會大眾知道,他已經掌握所有狀況,同時要有統一且良好的發言管道,處理客戶、投資人及社會大眾的疑問。

對內,要全面加強廠房的工安,加強巡邏跟監控,避免人為事件或新的意外事件發生,同時也要分析跳樓事件是否出自特殊廠區,而非全面性問題。對發生事件的廠區迅速做個案研究,先將問題限縮在少數廠區,再將解決方案全面推廣,最重要的是重視員工身心不平衡問題,由專業心理輔導人員深入研究。

鴻海一路走來已經是全球最大代工廠,但這條路已走到了極限,郭台銘持續思考轉型。員工跳樓,不但凸顯鴻海依賴生產的競爭優勢,產生很大危機,更將讓郭台銘下決心,往附加價值更高的產品線及商業模式前進,但改變商業模式卻也是最困難的地方。

事實上,鴻海的危機就是台灣的問題,過去十多年來台灣產業發展都與鴻海類似,以成本做為競爭手段,鴻海的危機對台灣社會產生警訊,台灣政府、企業及民眾都要思考。台灣如何從代工製造效率為主的產業,跨入有創新性及技術能量的商業模式,走向宏碁創辦人施振榮所提出的微笑理論,即左上端的研發創新,以及右上端的行銷。

台灣產業靠生產優勢競爭,同時也要面對彈性變小、缺少創新的危機,當企業從上到下都只重視成本,會忘記創新的重要性,創新需要的是寬鬆的資源。舉例來說,「世界是平的」及「世界又平、又熱、又擠」的作者湯瑪斯‧佛里曼曾說過,他的工作就是一個禮拜只要為紐約時報寫兩篇專論,其他的時間都在思考,就是創新的源頭。

鴻海的危機讓郭台銘陷入兩難,我們有信心鴻海集團可以度過此次危機,但更重要的是從鴻海的案例出發,思考台灣立足成本競爭模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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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評-以公益回報讓利 累積和平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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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4 旺報 【本報訊】

     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協商持續進行,總體而言,大陸在早收清單中,無論就數量或金額論,對台灣開放及要求台灣開放存在很大差距。換句話說,對岸給了5顆蘋果,卻只要求台灣交換1顆蘋果。如此大幅度的讓利,不但大陸學者擔心,ECFA簽署之後如同不平等條約,將使大陸產業發展及社會面臨更嚴峻的挑戰;連向來反對ECFA的綠營主席蔡英文也說「大陸讓利那麼多」,讓她很擔憂。

     事實上,蔡主席的話,亦等同正面承認,台灣將在ECFA上得到最多的利益。倘若連蔡主席都擔心大陸讓利過多,讓我們更為憂心的是,在中國大陸內部面臨產業和社會轉型的當口,台灣只關心自己的利益、要求讓利愈多愈好的心態,將在兩岸和平的土壤上,埋下未知的惡種。

     從兩岸經貿開放交流以來,台灣企業充分利用大陸廉價的勞動力與廣大的市場,終能延續企業的發展並壯大,已是大家的常識。長久以來台灣人也對自己前進大陸取利的心態習以為常,卻忽略了台灣企業的利潤,是建立在大陸的富強穩定與工人的勞動血汗上。兩者唇齒相依,台灣企業不能只想從中得利,而不思做出貢獻。

     富士康事件的發生,尤其提醒了我們,台企靠著大陸營利,自然也是大陸社會的一分子,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乃是當然。想要單方壟斷所有利潤,自利自利的心態,長期以往,台商無法獨善其身,必致自行吸收惡果。

     且讓我們看看魏可欣(Casey Wilson)和孟康妮(Courtney McColgan)的故事:這兩個25歲的美國女孩,本應是做夢的年紀,她們的命運卻因2006年接觸北京清華大學的中文語言課程而改變。由於對中國文化因了解而產生熱情,兩人在 2008年創辦網路微型貸款「我開」(WOKAI)網站,取「由我開始」之意,進行跨國募款為大陸貧窮農民提供小型借貸,兩年來已募集20萬美元、幫助350位內蒙古赤峰、四川儀隴的農民改善生活,開始新的生意。

     對比之下,一再高喊「讓利」的台灣人寧能不汗顏?美國和中國的文化歷史截然不同、地理距離也十分遙遠,仍然有美國人風塵僕僕為萬里之外的中國貧民請命。而台灣和大陸同文同種,僅一海之隔,多年來卻僅將大陸當做取利之處,直至富士康事件如火燎原,才讓我們驚覺企業只圖營利、忽視己身與大陸社會乃共同體的後果。

     十多年來,大陸在經濟發展階段,為台商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力、利多的投資機會,讓台企在大陸生根,並走向世界。現在兩岸經濟更進一步開放,兩岸的交流更加緊密,台灣企業家也充分享受兩岸和平的紅利,不僅從兩者的依存關係上台企應飲水思源,即便從單純的人性來看,台商亦應有所回饋。我們在此呼籲,台灣只圖大陸「讓利」的心態應有所調整,企業家們應服膺公益企業理念,建立台灣及台灣企業的公益形象,以進一步累積兩岸和平的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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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圍剿富士康… 鄧小平錯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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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范疇/台商(北京市)】 2010.06.17 01:38 am 
 
一百五十位台灣學者連署發表「終結血汗工廠,捍衛勞動人權」宣言,痛批郭台銘為「台灣之恥」。富士康事件的確值得關注,教授們的宣言發揮了聚焦效用。但是我個人寧可看到這份宣言的連署者不是教授,或者不是用教授的身分。

該宣言基本上是一份基於價值觀的道德宣言,立意很高。但是學者的社會角色及責任,不應該只憑著「良心」發言,他們應該在學術經驗或嚴謹的思維辨析下發言。否則,他們與學術圈外的一般有良心的人何異?他們如何教導學生對「常理」進行剝絲抽繭、正反辨析?

該宣言內對大陸勞工的聲援,相當一部分是基於當年(及現在)台灣勞工運動的「移情作用」。這一點本身沒有問題,世界勞工聯盟本來就是一場自十九世紀以來的運動。但我覺得這值得就學術的角度來辨析一番。

例如,毛澤東時代的勞工價值觀比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更符合該宣言中的道德觀,那麼鄧小平錯在那裡?再如,經濟學者奢談的「中國人口紅利」,已證明是張還不出錢的信用卡,如果現在做道德上的一次性清還,將導致中國經濟破產,怎麼辦?

富士康及本田罷工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積極推動「工人集體議薪」制度。經濟學者張五常著文力呼不可。張先生並沒有從道德角度出發,而是由經濟學理論證,結論是如果全中國進入集體議薪,中國的經濟引擎將大幅放緩,對工人更加不利。從台灣學者的道德宣言來看,張五常反對工人集體議薪的立場相當「不道德」。

宣言中對富士康及蘋果公司的產業角色的道德控訴,似乎完全不瞭解當今國際產業供應鏈。如果今天的國際產業供應鏈的本質是不道德的,那麼不但富士康和蘋果該被打倒,所有的台灣、美國、歐洲、日本……公司都該被打倒,高雄港、基隆港、桃園機場都應該關閉。

富士康事件反映的是大陸整體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中國歷史的問題,不是純粹的「勞工權益」議題。當然我們可以就富士康的管理模式,甚至整體台商的勞工操作模式來做深刻的批評,但是將此次連續自殺現象與「勞工權益」劃上等號,在論證上是不恰當的。坦白說,大陸仍是「前勞工權益階段」,或者是「基本人權」的階段。打個比喻,大陸普遍存在的扼殺女嬰現象,還並不屬於「女權運動」的範圍,毋寧是「基本人權」的問題,需從政治、社會、經濟、歷史視角才能全面到位的批評。若簡單的將殺女嬰現象與「女人權益」劃上等號,豈不是抬舉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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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和「台灣之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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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晚報╱社論】 2010.06.15 02:04 pm 
 
富士康事件把郭台銘推上火線。他是王金平所說的「自己人」,還是一百多名教授所罵的「台灣之恥」?

今天這個時代,要罵人,還是要鼓吹「愛台灣」,反正都是言論自由。不過,當站上公共論壇,便應降低個人好惡,盡量在事實根據上,為公共利益的目的而發言。

郭台銘以「台灣首富」封號受人注目,過去輿論頗集中於他的私人花邊新聞。現在兩岸媒體繼續以郭本人為焦點,津津樂道其行事風格。中國大陸曾有記者喬裝進入富士康廠區調查,但並未挖掘出堪稱「揭密」的內幕。而論及對人權議題的關心,西方主流媒體對此事倒也並非眾口同聲以「血汗工廠」為抨擊主題,反而呼籲留意自殺事件的各種成因。換言之,此事的來龍去脈及因果定論尚未完全揭示。

以台灣的公共利益而言,最該關切的應是勞工議題引發的產業政策走向。富士康事件以加薪作為善後手段,在中國大陸為勞資關係掀起波濤。而在台灣,由於郭台銘放話不惜遷廠回台,經濟部迅速張開手臂表示歡迎,並提出種種優惠條件,包括了提供廉價外勞的誘因。但正是此一現象令人不安。今夕何夕,連中國大陸都難以為繼的超低勞動條件,難道要在台灣複製?

政府當然想要、也需要吸引鮭魚回流,但設定產業政策要能高瞻遠矚。眾人懷念的李國鼎時代,政府的眼光和氣魄遠大,才能擔當領航者。今天不再是「大政府」的時代了,政府縱然無法引領潮流之先,起碼要把基本職責如打造良好投資環境、維護公平遊戲規則做好。卻如果政府的眼界和度量只有「提供比本地勞工更低價的外勞」這種層次,則對本地勞工、對產業升級、對強調「文化創意」的政策重點,要如何交代?

商人汲汲於己利,說來不算「不正常」。但政府的眼界應高出於個別資本家,才是公共議論的重點。在已無回頭路的普世發展洪流之中,台灣的關注眼光不能只投注在「自己人」或某一個人「之恥」的事件上;整體政策方向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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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評-殺雞取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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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2 旺報 【本報訊】

     飽受雇用員工輕生事故所苦的富士康公司,終於決定壯士斷腕,一方面調薪一倍,以杜絕「血汗工廠」的悠悠之口,一方面則斷然取消死亡撫卹金,減少員工輕生的誘因。如此雙管齊下,猶如噩夢一般的事故應會告一段落,而富士康反因其超高水準的薪酬,一時之間求職者趨之若鶩、門限為穿,成為深圳勞動者的首選。

     富士康的風波可能因此平息,但大陸沿海地區乃至整個大陸則是風雲日漸險惡。有人說,富士康慷慨加薪,激起加工業界一片漲薪潮。其實這有些倒果為因。整個沿海地區早在富士康發生事故之前,基本工資已有強大的上漲壓力;嚴重的缺工潮以及此消彼起的罷工事件,更推波助瀾,勢不可擋,富士康只是在此溯流之下,首當其衝,不得不順勢而為。即使沒有種種事故,加工業工資大漲,是必然之事。

     真正的始作俑者,乃是大陸主政者。從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之日起,就埋下了工資持續上漲、勞工圍廠抗爭的種子,與台灣20多年前《勞動基準法》實施之後的情況如出一轍。不過,上自中央總理,下到地方政府與學者專家一片高喊提高勞工收入、向資本家要求改善所得分配的呼聲,更是沛之不能禦的強大勢力。因此,不僅富士康不能不調、沿海外資企業不能不讓步,整個大陸的企業部門都會面對一年強似一年的加薪浪潮。

     以強大的公權力逼迫薪資不斷調高,以改善所得分配,促成產業升級,對許多市井百姓乃至象牙塔中的學者,都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然而這樣的經驗在現實生活中極難見到。對台灣而言,1980年代由於《勞動基準法》實施,股房市過度繁榮,導致加工業工資上漲而且勞工難求;其結果就是加工業一夕之間消失,台灣的高成長率腰斬乃至降至1/3,所得分配從此急速惡化,勞工薪資20年來寸步難進。

     另一個珍貴的實例,也出現在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為逼迫產業升級,與勞工組織聯手,每年全面調升工資20%,3年之後,經濟崩潰;幸好由李顯龍主持的經濟改革委員會強力壓縮工資甚至降低中央公積金,才穩住陣腳。

     今日的中國大陸,很像1980年代的台灣與新加坡,全面催升工資、驅逐加工出口業。如果今年如是、明年如是,到後年是否如台灣與新加坡一樣陷入困境,不得而知。我們只知道,台灣在1960年到1980年代改善所得分配曾獲得極大成功,當時的做法是鼓勵中小企業創業與出口,與催升工資做法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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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加薪潮將導致全球通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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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0 中國時報 【羅培菁/綜合報導】

     富士康二度加薪、本田廣東佛山廠調薪後,美國《華盛頓郵報》認為是「中國工人權利意識增強」,並強調日後大陸勞工問題會愈來愈多;《紐約時報》則憂心,富士康帶動的大陸出口企業加薪潮,將使大陸出口產品價格抬高,造成全球通貨膨脹。

     英國《金融時報》八日發表題為「富士康加薪的玄機」的評論指出,富士康母公司鴻海被迫做出的大幅加薪舉措,通常不利於公司的盈利,特別是對於一家規模巨大但利潤微薄的公司而言。但該文分析表示,如此大的加薪幅度似乎更多的是一種戰略舉措,給競爭對手施加了壓力,迫使其加以效仿,並讓所有公司得以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美國《紐約時報》七日報導,擔心大陸國內工資提高可能導致大陸產品成本跟著提高,最終反映在商品售價,引起全球通貨膨脹。報導中引述瑞士信貸銀行經濟分析師陶冬的話說,過去二十多年來大陸一直是全球遏制通膨的穩定器,大陸製造幫助許多公司維持產品低廉價格,但這低價時代可能正走向盡頭。

     美國《華盛頓郵報》七日則報導,大陸最近的罷工及部份工廠停產,顯示大陸看似無限的廉價勞動力開始枯竭,此一現象說明大陸工人的權利意識已經開始抬頭。

     而《華爾街日報》則從長期宏觀經濟角度分析,陸工對改善工作條件的要求提高,工人加薪後購買力增強。此外,大陸各行業薪資都在快速增長,未來收入差距縮小,並帶動消費增加,這將影響大陸國家經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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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評-郭台銘勿以鄰為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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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0 旺報 【本報訊】

     富士康發生基層員工連續自殺事件,董事長郭台銘於兩岸之間疲於奔命,卻仍然阻止不了第12跳,遂祭出絕招??加薪。富士康先於6月1日宣布一線員工加薪30%,時隔不到一周,又宣布自今年10月1日起,經考核合格作業員及線組長標準薪資上調為每月人民幣2000元,加薪幅度66%,兩次總和,郭董加薪成數達百分之百。

     富士康工資暴漲,與其休戚相關的「鴻海」股價自然狂跌,難怪郭董雖然一再強調加薪不影響獲利,外資和投資人仍然炮火連連,要求郭董應該給股東一個交代。

     其實大陸基層員工的薪資調漲速度過慢、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一直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但隨著經濟快速成長、新生代的工人文化水平提高,中國已由「世界工廠」逐步轉型為「世界市場」,內需的消費力量愈來愈大,薪資調高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

     大陸總書記胡錦濤今年4月提出「體面勞動」、「尊嚴生活」的概念,意謂著大陸當局注意到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之下,國家經濟實力不斷提高,但基層勞動者的收入增長卻相對緩慢,社會貧富差距也愈來愈明顯。當勞動所得與付出不成比例,勞動者的權益得不到保障,勞動者面對嚴峻的現實,沒有尊嚴和體面可言。為了呼應中國社會的強烈需求,胡總書記提出「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既是社會轉型之必要,亦是實現和諧社會的基礎。

     只是,雖然調整工資結構,是時代的潮流,但郭董此次調薪手法過快過猛,令人不得不憂慮富士康是打算挾大廠的資本為後盾,故意以鄰為壑,大幅提高競爭對手與其他台商的經營成本。我們必須指出,「體面勞動」本是為了減少勞資雙方的衝突、並維持「和諧社會」的基礎,「體面勞動」和「和諧社會」乃是不可分之價值。因此,雖然各產業均能體會調薪是趨勢,但應用更細膩的手法、有規畫的進行、以減輕各產業成本提高的壓力。郭董遽然加薪一倍,除了對其他企業造成極大壓力,亦可能造成其他基層勞動者的騷動、激化勞資雙方的矛盾,對「和諧社會」造成陰影。

     固然,轉型與轉進已經成了企業的兩條難以避免之路。但我們必須指出,由於不容易找到足夠的熟練工人與配套的基礎建設,企業集體轉移仍然存在巨大困難。而產業轉型更需要極大的資金和技術,這都不是單一企業可以做到的,極需要官方的配套與支持。香港媒體已經指出,受到富士康全面調薪影響、本小利薄的香港企業將出現倒閉潮。而台資企業也同樣面臨嚴峻工資調漲及企業轉型壓力,此時郭董以鄰為壑,雪上加霜,令人對勞資對立的惡化、台商轉型的困難感到憂心不已。我們強烈呼籲,大陸官方應重視此一問題,以避免未來更大的經濟與社會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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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用錢也買不到的勞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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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0 工商時報 【本報訊】

     在接連發生員工「12跳」事件之後,鴻海集團所屬富士康公司最近先後二度宣布大幅調漲員工薪資措施,其後續效應則已迅速浮現。根據媒體報導,深圳、昆山等地多家台商如美律實業、書元機械,均遭遇員工以罷工作為手段要脅加薪,顯見整體負面影響正逐步擴大。這樣的發展,將對中國社會穩定、企業經營及勞資關係帶來何等衝擊,非常值得關注。

     富士康深圳廠區所以發生員工跳樓事件,並非導因於基層人員對薪資水準的不滿,因為富士康的薪資與福利並不比中國其他公司差,甚至優於其他公司。真正關鍵因素,誠如本報日昨社論所述,乃因今日的中國,已經不是當年只求滿足基本溫飽需求的中國,當今中國年輕一代的員工,在網路化、國際化的環境下成長,其眼界與期望已大為提升,採取壓抑部分人性的軍事化管理模式,正是造成難耐壓力的員工走向絕路的主要原因。

     富士康若要解決問題、化解危機,薪資適度調整或為方式之一,但容我們說,此一做法治標足已,治本差矣,關鍵在於,中共建政以來穩定已達60多年的勞資互信關係,經過富士康12跳事件,確實面臨崩解危機。

     富士康經營階層採取的對應之策,是加薪一倍,先於六月起調薪3成,由900元人民幣提高為1,200元人民幣,繼之又決定10月加薪至2,000元人民幣,兩次加薪幅度高達122%。富士康此種做法如果只是單純地增加經營成本,則受影響者僅為其投資人,外界自是無由置喙。但事實上,富士康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最典型的樣板企業,其所作所為動見觀瞻,影響層面既深且廣,自是難免必須面對外界的議論。

     首先,富士康在發生員工連續跳樓事件之後驟然大幅調升薪資水準,透過媒體廣泛報導,無異於向大陸民眾傳達一項訊息:企業經營者在強大壓力之下,是可以同意提高大幅調高薪水的;過去沒有主動調薪,是因為尚未遭遇足夠的壓力。果不其然,富士康的調薪加上佛山本田罷工事件同時發生,立刻引發大陸各地工人群起採取罷工手段要求加薪,影響層面甚至已由珠三角擴散到長三角;且不僅台商受到波及,其他外商甚至大陸國營企業都面臨同樣的威脅,這代表著,大陸原本勞方諒解資方、資方體恤勞方的勞資互信,瀕臨嚴重挑戰。

     任何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成長到一定程度時,勢必面臨員工薪水必須調整的問題。一般情況都是企業經營者在獲有利潤下,主動與員工分享成果,僱主顯示照顧同仁的誠意,而員工則報以更賣力的工作投入,如此建立的和諧勞僱關係,才是企業永續經營的根基。相反地,若是由於勞工採取罷工、抗爭手段或施加其他壓力,企業主才被迫調高薪資,則勞僱之間喪失彼此信賴,必定很難繼續攜手合作共創榮景。富士康的大幅調薪如果引發示範作用,中國各地勞工群起運用激烈手段要求資方加薪,則不僅企業營運受到嚴重衝擊,甚至更將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一大隱憂。

     其次,中國自從開始推動改革開放之後,一直憑藉低廉的勞力、土地及原料成本,製造便宜商品輸往全球各地,成功扮演「世界工廠」角色,也帶動中國經濟經常每年呈現兩位數的成長。如今內外環境開始出現變化,各項成本也逐漸向上墊高,中國政府因應嶄新情勢,早在兩年前就開始調整各項財經政策,包括引導勞工所得水準往上調升。但勞動成本的上漲,在任何國家都是循序漸進,執政者絕對不願見到跳躍式的薪資漲幅,以免因為生產成本驟然提高,損及國際競爭力,從而阻滯經濟成長,畢竟經濟學告訴我們,工資這玩意兒,是有向下僵固性的。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日前談到富士康調薪時表示:「…加薪的『蝴蝶效應』,相信全中國製造業、服務業甚至媒體業全部的薪資都會上來。」郭董的預期如果不幸成為事實,絕對將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利空」。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富士康作為大陸最具指標性的台商,這次的調薪決策,受到衝擊最大的無疑是遍佈中國各地的台資企業。除了面臨員工群起要求大幅加薪必須立即處理,如何因應製造成本巨幅上揚的營運壓力,已成為眾多台商共同的課題,於是「南進」、「回流」政策再度受到熱烈討論。我政府主管當局對於台商的處境自然應該關切,並應盡力設法提供協助,但上述政策已經討論許久,迄今未見具體成效,顯見諸多客觀條件並非操之在我,台商企業恐怕只有自求多福。

     總之,富士康從「連續12跳」到「加薪一倍」,雖是個別企業事件,但引起兩岸社會普遍關注,實因其影響層面殊為廣泛。郭董事長或許想做成吉思汗,東西跑馬,一年不能止境,但當今的全球、乃至於台商,可不是13世紀的俄羅斯大公,也不是建國120年的大金、偏安140年的南宋,其高調處理解決勞資關係的做法,令有識之士人不禁擔憂:大陸勞資互信面臨崩解、心結揪不可解,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及台商處境,都將造成難以預料影響,這,不是自私心態下所造成的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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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富士康效應對大陸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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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0 中國時報 【本報訊】

     全球最大代工廠─鴻海集團富士康兩度宣布調薪,幅度達一倍;而各地方政府的調漲基本工資風潮,及風起雲湧的罷工潮,除了宣告大陸將告別低廉勞力的「世界工廠」角色、全球通膨壓力增加外,其影響與意義恐怕還不僅於此。富士康引發的這波工潮,也可能讓台商版圖再重新洗牌,更可能引發大陸經濟與社會的負面效益,後續發展值得關注。

     由於接二連三的跳樓事件,富士康先宣布為員工加薪三成,但不出數日,又宣布在十月有另一波加薪,讓基層員工薪資由完全未調薪前的每月九百人民幣,一舉增至二千人民幣。消息一出,所有在大陸台商都倍感壓力,可謂「哀鴻遍野」。

     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以龐大、低廉又勤奮的勞力,力爭上游,創造了經濟的高成長,民眾所得翻了幾翻,也爭得「世界工廠」的地位。但不能否認的是,以「泰勒式管理」為主軸的工廠管理,生產線上重覆又乏味的工作,每個員工都是一個小螺絲釘。加上過去十多年刻意壓低的薪資,讓大陸生產線的勞動力就如在一個大壓力鍋下,大陸官方一直很注意勞動市場形成的經濟與社會壓力,中共中央倡導的「和諧社會」,其實就是希望在維繫低廉的勞動力競爭力的同時,保有社會的安全與和諧。但富士康的大幅調薪,可謂掀起了這個鍋蓋。如處理不當,形成燎原,大陸可能付出相當的代價。

     大陸在全球金融海嘯之後,開始把出口型的經濟,逐步增加國內需求,希望調整為內需型經濟;而要擴大內需,人民一定要有錢。加上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由當年的均貧變成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社會矛盾上升。因此,不論從經濟轉型,或彌平社會矛盾與貧富落差,大陸勞工薪資調高,顯有其必要,更符合官方立場。這由「工資增長」可望成為第十二個五年計畫的重點、各省市地方政府紛紛調高一到二成多的基本工資,可看出此趨勢。如果能平順的調整,大陸是有可能提升其產業體質、增加附加價值,並轉型為出口、內需並重的經濟體。

     但問題是「富士康效應」不僅於此,它可能破壞這個進程。富士康薪資原本就優於同業,第一次宣布的調薪三成,已經就超過各地方政府調高的基本工資幅度,雖然對同業造成壓力,但仍屬「合理可處理的範圍」。但再次宣布調薪,且兩次調高幅度達一倍時,就已超過正常幅度,其引發的漣漪影響,與帶來的風險,恐怕難以預料與掌握。

     原本就在壓力鍋下的其它企業勞工,可能群起效尤,富士康的「薪水倍增」成為可「追隨的目標」;而對規模與對下單大廠議價能力遠遜於富士康的大部分台商而言,薪水加倍是一個難以承受的重。勞方有更大的期望,資方又缺乏調漲一倍的能力,勞資雙方落差更大,裂痕必起,勞工運動、罷工潮必然四起。這由部分原本因資方調薪已平息的罷工潮,在富士康二度調薪後風波再起,及各地蜂湧而起的工潮,即可看出其影響已逐漸發酵。

     這波「富士康效應」的影響與風險,短期而言,台商生產成本增加,獲利下降,大陸社會動盪加劇,離「和諧社會」日遠;長期而言,由於勞資雙方的和諧與互信因工潮被破壞,必然影響廠商後續投資意願,甚至就此遷廠、關廠。原本平順逐步調升薪資,期望達到轉型的經濟,是否因此難以達成,甚至失去「世界工廠」優勢,並付出勞資糾紛大增、社會動盪加劇的代價。這波富士康大調薪引發的後續效應,值得觀察。

     兩岸經貿在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後,依存度可謂越來越高,大陸市場占我國出口的四成多,上千家上市櫃公司幾乎都有在大陸投資設廠,不少企業的大陸出貨比重早超過公司的五成以上。因此,大陸經濟與社會的變化、轉型,對台灣當然會有影響。「富士康效應」在大陸引發的波濤,將如何衝擊與改變兩岸經濟型態、台商版圖、甚至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力消長,值得各界關注與及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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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薪 中國經濟轉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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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晚報╱編譯陳澄和/綜合報導】 2010.06.07 04:02 am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富士康與本田兩大產業巨擘上周相繼大幅調高員工薪資,目標雖是平息員工的不滿情緒,卻是象徵中國經濟轉型的重要里程碑,意味中國正從出口導向轉變為內需推動的經濟體。

富士康公司上周宣布,大陸工廠員工的薪資將提高三成,廣東的本田零件工廠為說服工人停止罷工,也同意加薪24%。一個月之前,廣東省已將最低工資提高20%,北京市上周也跟進宣布相同的措施。

經濟學家與勞工專家說,加薪趨勢為近三十年來帶動中國經濟輝煌成長的生產制度敲響喪鐘,中國政府如今急於提高價值鍊,不想再依賴廉價勞力,生產些低技術層級的出口品。

而在另方面,所得升高也將為中國發展模式的轉變奠基,政府如今希望將更多的經濟成長建立內需上,逐漸減少對出口的依賴。

工資上漲主要反映中國沿海勞工短缺的現況,新華社2月間曾經報導,珠江三角洲有嚴重的民工荒,短缺的勞人多達200萬人。因為很多工廠如今前進內陸設廠,到沿海謀職的流動勞工已沒有以前龐眾。此外,新生代對低工資與單調乏味的工作也已漸漸不能忍受。

薪資上漲對低階的鞋子、玩具、成衣製造商將構成重大威脅,因為他們的利潤率往往低到只有2%,這類工廠一般都屬於台灣或香港的投資者,最近並已開始往越南、柬埔寨與印尼等工資更低的國家轉進。另有一些則看上中國內陸省分提供的稅務優惠與廉價勞力,把工廠遷離沿海。

不過,很多層級較高的製造商仍將留在沿海。例如,本田就上的是潛力無窮的中國內需市場,遷徙海外自然毫無意義。而富士康倚賴的是能夠靈巧配合設計變動的當地供應鍊,也不太可能把整個供應鍊都遷走。

經濟顧問商Dragonomics公司的主管柯洛伯預測說:「低階、勞力密集的工廠會離開,政府真的想要的公司則會留下。」但即使是留下的公司,也不能再按過去的方式經營。他說:「這是薪資與獲利之間的零合遊戲,如果薪資快速升高,獲利成長不是減慢,就是下降。」

也就是說,中國的工廠最後將被迫和美國、日本一樣,走上自動化的道路,從原來的血汗工廠,向上攀升到供給價值鍊的更高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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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事件是一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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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晚報╱社論】 2010.06.04 02:18 pm 
 
這一陣子以來,郭台銘當然是眉頭深鎖,但他可不是「斯人獨憔悴」,很多台商也隱隱感受到這一波難題的傳染效應。此事雖不至於嚴重到如王金平說的,「郭台銘的問題也是國家的問題」,但富士康事件是一縮影,反映了很多台商的共同問題,不是郭台銘一個人要頭痛而已。

談論這個議題,首先不要添加無意義的臆測。華人世界對此話題已經繪聲繪影,冒出來各種風水、甚至靈異的說法了,倒是部分西方觀察家願意作持平之論,強調應以科學態度研究自殺現象,在男女性別、城鄉差距、貧國富國、乃至宗教信仰等變數上都有再深入理解的餘地,目前還無法為富士康的「自殺謎團」下定論,當然更不宜故意渲染。

從富士康本身的環境條件和管理哲學來看,有人辯護富士康並非血汗工廠,也有人謂中國大陸的大型工廠非軍事化管理不可。但無論如何,僅從富士康最近迅速為員工全面加薪一事看來,過去的勞動條件和整體勞動環境,都已到了必須變革的關頭。事實上,這本來就是整體的大勢所趨,中國大陸以廉價勞動力支撐,作為全世界消費市場的加工廠,這一現象已經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大陸工資上漲的壓力本來就在蠢蠢欲動,富士康引爆這波風潮之後,其他台商企業多少也面臨壓力。就算回到台灣,勞工團體追著電子業老闆抗議的畫面不時出現,可見勞動條件的問題不可能再用傳統思維和權宜手段打發。

富士康事件是否將促成台商的回台潮,尚有待觀察。但至少對台灣的啟示而言,台灣正尋思邁向「黃金十年」,其中包含了設置特定自由經濟區的構想,則過去的加工出口區的發展策略,利弊之點都有可參考處,社會變遷的因素尤其不能不加入考量。富士康事件已突顯,勞工政策和勞動環境是當今必須謹慎規畫的因素,不宜、也不太可能再以廉價人力、甚至更廉價的外勞作為利基。高捷的泰勞「暴動」事件曾重傷台灣形象,富士康事件如今亦受矚目,企業主要重新思考、因應此一新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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