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又讀起呂澂先生的作品。自己對先生的識見眼光與背後的深厚學養依然極其讚賞；看似平凡道來，卻句句扣在關鍵，內容千錘百鍊，功力非常。

「行文樸實簡練，文字已入妙境，雖一生驚濤駭浪，經歷不可謂不豐富，然其為人毫不世故，為文更無江湖氣，從不東引一句、西抄一句，以炫耀自己博學。無論長篇短簡，落筆古彩斑斕，非老於文字者，難得其趣。」可惜的是，先生很少寫文章，個性淡泊並不以著書立說為念，另外環境的因素、動盪的時局，更有「雪上加霜」之效。

這可以從先生「嚴於律己，不計較名利得失，不因生活困苦而捨棄對佛學的研究，始終布衣素食，身居陋室，不改其志」中看出端倪。對此，先生自述一生的寫照只是：「平淡無奇。」

呂澂，原名呂渭，後改名澂，字秋逸，又字秋一。

一八九六年一月十日生於江蘇丹陽，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四歲。

先生從鎮江中學畢業後，考入常州高等實業學校農科，一年後又轉入民國大學經濟系學習。其兄長「呂鳳子」常到金陵刻經處聽楊仁山講經，歸來後即為先生複述。從此，先生對佛法產生了興趣，並因購買經書而結識了歐陽竟無，經常向其請敎佛法，彼此書信往來不斷。

一九一四年，民國大學停辦，正值歐陽先生在金陵刻經處設立佛學研究部，呂先生便進入研究部，成為第一批學員。一年後，東往日本，進入美術學院專習美術。次年歸國，被劉海粟先生聘任為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敎務長，年僅二十一歲。

任職的二年時間，結合敎學，編撰了多種美術專著：《美學概論》、《美學淺說》、《現代美學思潮》、《西洋美術史》、《色彩學綱要》等。相比於弘一大師出家前在音樂、繪畫、戲劇方面的作為，呂澂先生這方面的貢獻倒顯得不為人知。

一九一八年，應歐陽先生的邀請，到金陵刻經處研究部工作，協助籌建支那內學院。從此以後，悉廢舊學，專心佛學研究。

文革後，先生的部分著述曾由他的學生加以整理出版。其中，較早的有談壯飛整理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與《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在台灣，此二書被改名為《印度佛學思想概論》及《中國佛學思想概論》），以及張春波整理的《因明入正理論講解》。

這些都是從呂澂先生在課堂使用的講義與學生抄錄的筆記中，整理而成。

呂澂先生在佛典整理方面的貢獻，是費時十餘年校勘編印了《藏要》，共收書七十多種。先生透過自學通曉梵、巴、藏、英、日等文字，校勘除以漢文最好的版本爲底本外，還參考了現存的梵、巴、藏，以及漢文異譯本等內容。現今，藏要本之精審，仍為學界所推重。

 校勘過程中，呂澂先生還發現玄奘所譯《瑜伽師地論》的第八十五卷至九十八卷，全部是《雜阿含經》的本母。這連玄奘本人也未曾知曉，要義幽沉，綿亙千二百七十六年纔被先生發現，寫成〈雜阿含經刊定記〉。

這一發現給研究瑜伽系的淵源和三乘的關係提供了有力的根據，亦讓釐清《雜阿含經》原本的編排品目方式，有線索可尋，這在佛學史上的價值是極其重大的。

藍吉富先生曾就呂澂先生的風格、際遇與對後世的實際影響說：「整個現代中國的大環境，似乎並不需要呂澂這樣傑出的學者......最令人感到悵然的，不只是整個社會對他的冷漠，也不只是其學術思想的後繼無人，而是他所竭力去廓清掃除他所認為的佛學上的『重重障蔽』與『錯誤思想』，迄今仍然百花齊放，盛行一時。」

身為副市長也來發篇舊文，請諸君多多讀書，歹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