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聲明這文章不是我寫的, 原文出自下列網址, 由李欣晏先生主筆, 其論點清楚的表達了反同婚的立場, 本人頗為認同.

http://debate.udn.com/debate/44--%E6%88%91%E5%9C%8B%E6%87%89%E9%96%8B%E6%94%BE%E5%90%8C%E6%80%A7%E5%A9%9A%E5%A7%BB%20.html

綜觀多數現代國家的婚姻制度，雖受不同歷史文化、宗教倫理、傳統觀念或民族性影響，在具體法令規範上或有出入，但均具備了「具有強烈政策性目的」與「促進公共利益極大化」的使命。實際政策制定時，不僅要考量人權或公平正義這類的抽象價值，還須考慮婚姻作為一種「可實踐的制度」，在行政的便利性、各種極端情境的適用，與國家發展目標等。

誠然，保障同性戀者的人身安全、免於歧視或恐懼等基本人權，是文明國家應努力的方向；但保有「一男一女以生養下一代為目標而結合」的婚姻制度，延續以「血緣家庭」為主體的社會結構，才最能符合國家體制追求高度穩定的需求，並維持社會主流對政策法令的認同。

有鑒於同性戀婚姻涉及大量法規制度的修改，牴觸多數民眾對婚姻的認知，更和部份傳統道德或宗教價值衝突，因此，正方必須積極證明同婚能具體增進公共利益，值得付出龐大社會成本，否則並無變動現況的必要。

政策脈絡中的婚姻內涵

前陣子網路上瘋傳一篇文章，描述某位德國小朋友詢問為何冥王星不被歸類為行星的故事。討論同婚之前，反方希望以這個小故事，邀讀者一起思考，現況的婚姻是如何被「定義」。

當小朋友為冥王星「打抱不平」，感覺它受到「歧視」，所以「被排擠」於行星之外時，顯然這個孩子並不瞭解，行星的定義（或歸類）是為了方便人們認識跟辨別，比較不同的星體，而全無主觀情感理由在內。

就如同婚姻作為一套社會體制，國家針對了夫妻、監護、扶養、親屬、繼承、戶籍（家庭）等關係，以血緣為中心設計了繁複的法令規章；顯而易見的，是為了維持社會最小組成團體／單位（基因族譜）的可辨性與穩定性，同時便於行政管理。其更希望藉由明確化下一代的生育扶養責任，讓社會得以堅實的永續發展。

相戀或同居，是個人自由、隱私及主觀選擇的範疇；但婚姻則是公權力予以介入、國家負擔成本採取規範及保障的積極作為。因此，結婚條件的認定重點，在於這段關係對國家社會是否有正面價值，而非只求形式上的平等。婚姻該是什麼樣態，不僅考量個人需求、情感或自由意志判斷，更要考慮國家政策目標。

在針對通姦是否違憲的釋字第 554 號文中，我國大法官已明文強調「婚姻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該釋文突顯，維護婚姻與家庭制度的倫理價值及政策目的，重要性足以限縮人身自由、限制性自主權。

國家等於已曾明確表態；結婚或許是個人權利、但不是能無限上綱的自由選擇。進一步說，憲法中的平等概念，業已彰顯在法律「並未禁止」同性相戀、發生性關係或共同居住生活。但法律沒有義務允許同性婚姻；除非同性婚姻能創造出現實上，有利國家發展或行政管理的價值。

進入與維繫婚姻的法定條件，以及對血源家庭的優先保障，都是基於整體社會發展需求所定。就如同將冥王星定義為行星，只會造成對其他遠距、小質量的星體難以歸類的困境；科學家自然須有取捨。同性伴侶互許終身但不受法律保障的痛苦，同樣可能發生在未達法定年齡或婚外情的兩造，甚或是近親間。然若擴大婚姻定義，其效應既深且遠，國家仍須依政策目的斟酌。

自由意志論的侷限

假設政府以個人情感和自由意志選擇，作為婚姻的唯一或優先構成要件，只會極端地擴大婚姻定義的適用範圍。那麼一對一或血親姻親的對象限制是否無謂？甚或跨物種亦不該是阻礙？支持同婚的論理邏輯，能夠被同樣的套用在群婚、戀獸、戀童等關係。倘若開放同婚，國家又該如何定義婚姻？如果什麼關係都可以是婚姻，這樣的婚姻還是婚姻嗎？

反之，現況離婚需要兩願協議，否則就要由法院判決而非一方自行決斷可成；而不能人道在現況下可以訴請判決離婚，但單方面的純粹厭倦卻不行。這些都是政府在違反個人主觀意願下，積極維持或介入婚姻關係的法令設計；其理由，同樣是避免削弱血源家庭的穩固基礎，影響下一代生養的質量。

簡言之，這就是站在增進公共利益、減少社會管理成本立場所作的體制規範。

若將婚姻歸類為基本人權，只要真心相愛、不礙他人就能結婚，那又如何解釋（或是要直接廢除？）前述所提，國家對個人婚姻關係的干涉呢？合則聚不合則離，毫無公權力介入的婚姻難道真的是大眾想要的，心中能認同的婚姻關係嗎？

反方可以逐項說明，目前民法各相關條文的立法理由，但此非本場論辯焦點。重點是，由國家背書的婚姻制度，不能避免地會反映某種價值判斷跟社會認同。婚姻家庭這類跟生命經驗緊密連結的群己關係，同樣必須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期待。事實上，「接納同婚」即會帶來家庭的重定義，可能激化並升高不同價值選擇的族群，彼此爭鋒相對的局勢。

保守者的情緒傷害

討論社會關係不同於定義行星，不易用具體數字或儀器，對不同情境中的人類行為建立明確標準。例如，一個人的行為多冷淡漠視才叫「遺棄」？多煽惑引誘才叫「妨害婚姻及家庭」？對這類社會關係的定義，只能用「多數人的主觀，形成的相對客觀」來判斷。

對廣大的道德保守者與宗教虔信者而言，無論選擇反同婚的理由為何，其初衷與本心其實與同性戀情一樣單純而堅貞。開放同婚，顯然將對國內部分人民造成情感傷害。沒有人能夠評估這種衝擊，是否會多過於現況對同性戀者的情感傷害。

依據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在2013年4月所執行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報告，台灣非異性戀者比例約6％（ｐ.309）。正方認為，現行法律排除了這6%的同性伴侶，適用國家承認與保障的權利，不符憲法揭明的平等原則。然若以此立論，民法983條禁婚親的相關規定，排除了近親（甚至是建立在收養的擬制血親）通婚，是否也是一種「不平等」？其更忽略了，開放同婚將解裂現有推定主流價值對婚姻關係的想像期待，所可能造成的社會對立。正方要如何積極證明，將這6％族群納入婚姻制度，會產生具體公共利益？

除了客觀人數比例，反對聲量的強弱，亦為政策評估重要的一環。某些行為，即使對他人沒有實質傷害、沒有風險威脅，光是讓人感到強烈「恐懼、尷尬、痛苦、焦慮、憤怒、突兀、噁心」，同樣是社會成本。正因如此，我們有妨害風化罪、禁止金錢性交易等相關法令。開放同婚般民眾的心理衝擊，雖然看不到，卻不能說它不存在。

我們必須理解，對部分衛道人士與宗教信眾來說，當見到他人不符其心中對「道德」或「良善」的標準時，他們本身的「不作為」，就是對自身的嚴厲傷害。道德越堅定、信仰越虔誠、情感越濃烈者，在面對自身信念與價值觀被「破壞」時，自我譴責與被激發的對抗意識也更強！換言之，他們不接受同性戀，可以假裝它不存在，暗自期待某一天會消失。但是開放同性婚姻，卻逼迫這群人必須直視同性戀的巨大存在，這直接突顯了他們的無能為力。

而無論這個族群抗拒同性戀的理由有多荒謬，這樣真實存在的情感傷害，若轉化為具體行動如示威遊行、文宣廣告等，並不利於社會對同志的接納，反而更可能造成社會嚴重裂痕。這些裂痕不是挺同者推給歧視跟偏見，覺得毋需理睬就能簡單面對的。全球開放同婚的國家或地區也不到三十個，或許我們都需要更長時間，來尋找同婚是否合宜的正確答案。

同性戀社會觀感的矛盾

那台灣社會又如何看待同性戀？依前引中研院報告，受訪者中，認為同性戀者向父母坦白，會造成父母痛苦的高達七成；認為同性戀者私生活都很亂的約三成（見p.307）；可以接受同性戀者在街上接吻的則低於三成（可接受男女在街上接吻的則超過五成）。然而同一份調查也顯示，認為同性戀者應享有結婚權利的為52.5％（p.308）。

從這些資料觀察，台灣民眾對於同性戀，乃至於同性婚姻所作出的價值判斷，顯得混亂又矛盾，不易斷言其接受度。某些人有負面的刻板印象，而多數人則對同性親密互動感到不自在，覺得違反自然。許多人認為，年紀較長或已成家的人，無法接受子女為同性戀。但約有半數的人仍支持開放同婚。

綜合來說，我們很難僅從最後一題，推斷民間對同婚已有高度共識。畢竟在同運長期推動而觀念開放的台灣，支持同婚彷彿已成為「開明進步」的文明象徵。所伴隨而來的沉默螺旋或寒蟬效應，可能導致部分民眾傾向表態「政治正確」的回答。因此正反雙方，恐怕都無法訴諸多數民意作為支持論點。

同性伴侶領養子女的兩難

既然明確化下一代的生育扶養責任，是政府賦予婚姻與家庭的核心目標，否決同婚另一項獨立且正當的理由，是在「領養子女」問題的兩難。若政府開放同婚但禁止領養，無論原因為何，不但不符公平原則，更根本否決了婚姻及家庭的核心價值。倘若開放領養，造成的子女教養爭議同樣令人憂心。

例如美國茶黨聯合創辦人Doug Mainwaring就曾公開表態，他作為一個同性戀者，卻強烈反對同婚，並主張家中父母兩個性別角色，無法彼此取代的。另外，有若干研究顯示，同婚對子女的負面影響還包含學業表現不佳、性別傾向受影響、遭受不當性接觸等多項問題。就連由同性伴侶所扶養成人的已成年孩子，也以個人經驗向美國高等法院表達同婚違反了兒童的權利：「法庭必須考慮到，給予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即意味著把其他人的孩子給他們，奪取這些孩子擁有父親和母親的權利。」

此種見解如同本文前述，同婚將危及以血緣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基礎。當同婚的法定子女必然為領養，被領養者必然脫離原生的血源家庭，這些孩童等於失去了自我決定回歸，或由政府介入課以親生父母責任的機會。

最後回到台灣，中研院社會調查關於同性伴侶的子女教養問題，受訪民眾認為他們能和一般夫妻一樣，把孩子教養好的比例不到四成（見p.275），甚至低於單親家庭的五成。

立場釐清，與對本場辯論的期待

最後，作為反方也須指出。近年來支持同婚的聲浪日漸興盛，很多時候，是因為某些反同婚論述實在太過跳躍莫名。例如性病氾濫，明明是性知識的問題，怎麼會是性對象（或性姿勢）的問題？又或同性伴侶較不忠誠的調查，明明就有太多一眼可見的文化因素與研究限制，如何能成為用來反同婚的理由？我方認為，這類說詞無助於正反方對婚姻價值的共同探索。

至於與宗教教義相關的論據，持平的說，其對非教友而言並無意義，亦無法以理性邏輯檢驗；就像為何不可吃豬肉，或為何有因果業報一般，不信者恆不信。此外，沒有人能知悉（或自稱代表）真神的意旨；或許神祉們希望和不智的盲信者斷開的鎖鍊，比對同性戀更甚。因此宗教論點本身，也不會是本場反方選擇的理由。

我方反對同婚的理由，是基於務實的政策邏輯；其不僅有別於正方從抽象觀念的切入，也有別於前兩段的反同論述。本文陸續指出，驟然開放同婚將牴觸社會主流觀念，存在傷害保守群體、激化社會衝突的風險，也會衍生子女領養權是否應一併開放的兩難。因此從公共利益與國家永續發展著眼，我們仍無法確信，開放同婚利大於弊。

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在大眾媒體和同運活動中，看見各種團體倡議如「多元成家、開放禁藥、支持亂倫或鼓吹性娛虐與多元情慾」等訴求。這些觀點，夾雜在支持同婚的論述中，也難免讓原來就不易釐清的價值衝突，變得更混亂難解。

我們也期待正方後續能針對相關議題表態，以展現其邏輯內涵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