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春節攻勢五十年：扭轉歷史的越戰記憶

1968年在近代史上說，是重要的一年，革命、學運、嬉皮與各種意識形態像野火燎原一般席捲整個世界，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對美國來說，也是關鍵的一年，反戰運動與伴隨反戰而來的文化創作在這一年遽升，甚至影響且改變了政治、選舉與政黨勢力。變動的起點就是年初發生在越南的「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

「春節攻勢」與順化戰役，至今都是越南人不敢面對、暢談的「黑歷史」，是一場自己人攻擊自己人，兄弟相殘的屠殺。對美國乃至於世界來說，則是一場攤開的狼狽：1968年1月31日，農曆春節前夕，北越罔顧休兵三日的協議，發動七萬大軍突擊南越（越南共和國）、美國與聯軍所在點，共約一百多個城鎮，意圖摧毀他們的指揮系統，美國大使館更是在一開始就被襲擊。這場突擊只是一場導火線，真正火拼的戰場在順化等地，戰爭擴大且持續了一兩個月，死傷超過萬人，絕大多數都是無辜的平民，甚至不少人是慘遭屠殺、處決。

1952年生於河內的鄭明河（Trinh T. Minh-ha）在自己的著作中回憶春節攻勢後的越南生活：

就和大多數越裔美國人的移動路徑一樣，鄭明河兒時被家人帶著逃離共產黨，生活在西貢，又在戰火不可收拾之際，移居到美國。儘管離開戰場，終能躺在安穩的床上，卻連著幾個月無法入眠，直到有一天外頭響起了槍聲，她才有種「回家」的感覺。

畢竟，大半個二十世紀都在戰火裡的越南，從國家到歷史都千瘡百孔，不同戰役與敵人在這塊土地上劃下各種傷痕——

越戰的起點，一般被畫在1955年11月1日，從美國總統杜魯門為了防堵共產主義蔓延，在中南半島設置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MAAG）開始算起，越戰的發生，也正是基於對共產勢力擴張的恐懼。根據一份1950年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提交的備忘錄指出：就像一排多米諾骨牌一樣，一旦有一個國家淪陷到共產主義陣營，下一個國家就會接踵而至，因此，保證第一個國家免於淪陷非常重要。而另一份在1952年提出的秘密備忘錄也寫明：「共產主義控制整個東南亞會危及美國在太平洋沿岸諸島地位的穩定，並將危害美國在遠東的根本安全利益。」

失去越南的影響非同小可，因為失去的是美國的利益，對美國來說，這當然是一個不容質疑的公理。

況且，如果東南亞赤化，日本就可能遭到「俄國隱蔽式侵略」。將日本抓在掌心的美國，必須阻止這個國家走向獨立的經濟外交政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得讓日本恢復成「某種南向帝國」，讓它依賴東南亞的米且納入美國主宰的世界體系中。華府認為，如果共產主義在東南亞獲得勝利，就很難阻止日本的逐步赤化...。因此，二戰後，美國持續援助法國控制中南半島，因為只要法國撤出東南亞，情況將不可收拾，那麼，「美國就不得不謹慎考慮要佔領該地區」。

但初期，美國僅只是派遣軍事顧問前往越南，或者透過中情局進行各項破壞，沒有意願出兵。直到甘迺迪出任總統，方轉成實質的軍事行動。因此，約自1965年起，新聞媒體上就不斷看見充滿叢林、稻田與直昇機的戰爭畫面。這個時候的美國人看著千里外的戰爭，相信著這個強大的國家與武力終究會獲得勝利。然而1968年這場突擊製造了高潮：即使在戰場上是北越落敗，但在戰場外受挫的則是美國，政治和輿論自此扭轉。

包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內的大多數學者，都認為這場新年攻勢是越戰的轉折點，華府權力階層開始擔心這場戰爭是個過份昂貴的事業，且預示美國國內抗議浪潮、規模會節節升高。確實，如他們所料，國內的反戰呼聲高漲，致使當時美國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宣布不再競選總統，而宣布參選的尼克森也高呼要使越戰「越南化」，保證將美國帶出這戰爭的泥沼（雖然當選後他讓戰爭升級）。

這個「逆轉」恐怕源於「媒體」，尤其是電視新聞——這時電視機普及，越戰也就成為歷史上第一個「電視上的戰爭」（ first television war），或說是「客廳裡的戰爭」（ living room war），甚至是「客廳裡的文化戰爭」，因為人們不斷在電視前面談著嬉皮、革命、喜劇演員或享樂主義，以及由此而生的討論。

曾在越戰現場跑新聞的史學家卡諾（Stanley Karnow）曾寫道：自越戰開始以來，美國人都坐在電視機前觀看這場戰爭，也習慣一種熟悉且不斷重複的影像模式，例如大批游擊隊員從直昇機裡跳出來、穿過叢林與稻田到遙遠的村莊裡去，有時候他們或掉進坑洞或誤入陷阱，或是用火把來嚇唬藏匿的大猩猩...；儘管許多畫面描繪著雙方的傷亡的苦痛情景，或是各種戰鬥的考驗，但大致上傳輸出來的還是一種遠程的、單調且重複的掙扎著的現實——

美國人從那時開始看到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戰爭，卡諾形容這場突襲像一大串鞭炮那樣在南越四處引爆，雖然那場大使館襲擊被當年參與的美軍形容只是規模上「微不足道的野戰排行動」（piddling platoon action），卻扭轉了美國大眾對越戰的想像。春節攻勢在其他地方造成的結果，讓美國和全世界都目瞪口呆，攻擊下的屍體殘骸與慘不忍賭的景象則跟著晚間新聞的播放，在美國人家裡的彩色電視機裡呈現，而美國軍方則只能跳腳罵北越狡猾。

原本戰爭中的死亡畫面過多，使人麻木，不論什麼照片都不會引起太多注意，但也就是在「新春攻勢」形成的緊張暴力情勢下，一張前南越國家警察首長阮玉鸞（Nguyen Ngoc Loan）伸直手臂，舉槍朝著一個雙手遭反綁的「嫌犯」發射的照片，登上全世界報紙頭版，影像也傳送到每個家庭電視機裡，人們彷彿都感受子彈穿過頭顱的兇殘，並激發出強烈的反感。《紐約時報》事後做出反省：

在這之前，儘管有不少反戰示威，甚至抗議自焚，可公眾的情緒還是遠離於此。大多數美國人只覺得總統詹森對這戰爭不夠投入，他們的態度像是在說，「對我們來說，你的錯誤是涉入越南問題裡。但我們都已經在哪裡了，就讓我們贏吧，要不就讓我們離開。」

根據1967年底的一份民調，約有44%的美國人贊成從越南撤軍，但有55%之多希望有更強烈的作法，像是使用核武之類的，但在春節攻勢後，有53％的民眾要求加強武力，就算跟蘇聯和中國為敵也在所不惜，只有24%希望傷痕平息。但有趣的是，越來越多反省聲音出現了，約有65%美國人相信：「我們在越南遇到的麻煩，起於我們的軍隊被要求去打一場我們不可能會贏的仗。」對於打勝仗的把握，也從51掉到32。

詹森的民調本來就不高，或許因為政治經濟政策，也或許因為越戰，但在他上任初期，還有八成民眾支持他，到1967年，已下降到四成。春節攻勢更是給他一個重擊，讓他從48％的支持率掉到36％，但更戲劇性的是，認同他對越戰處理方法的民眾從40%掉落到26％。國民對他的信任度崩跌，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該有的公信力更是蕩然無存。更重要的是，詹森已經被中產菁英與意見領袖拋棄，輿論也背向他。對詹森政府來說，氣氛很沈重。華爾街日報當時提出警告：「如果美國人還沒有做好準備，那他們現在應該準備接受這件事：在越南的付出可能是個厄運。」

美國最受信任的記者、 CBS晚間新聞主播克朗凱（Walter Cronkite）從西貢返美後，拒絕了勝利的預測，反而明確指出樂觀是個錯誤，「比以前更確定的是，在越南的流血經驗將會在僵局中結束。」而克朗凱也不過就是反應美國觀眾的意見而已。

詹森對克朗凱的轉向很是訝異，他認為，如果失去了克朗凱的支持，美國中產階級也就不會站在他那邊。當時已經有四萬多名美軍死在戰場上，二十五萬人受傷。不管詹森在哪裡露面，都有示威活動等著他——

反戰聲浪在這年中急遽升高，並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爆發。上千名反戰群聚集芝加哥對越戰發動示威抗議，有一群人甚至找了一頭豬來，宣布推選豬當總統，一邊學豬叫，一邊高呼「胡志明」。最後以軍警鎮壓而起的暴力衝突收場——當然，這個血腥畫面也在全世界的電視前裡出現，「全世界都在看」這樣的口號成為經典。民眾的耐力被打碎，要求立刻撤出越南戰場，而菁英仍希望可以尊嚴地和平落幕（peace with honor）。芝加哥這場暴力衝突，是日後越戰結果的預示。

無論如何，春節攻勢都是一個捲動1968年美國各種變化與風暴的起點，而1968這年，也被視為造成美國社會嚴重分歧的開始，而政治影響甚至延續到今天。

《1968，民主黨全代會衝突與芝加哥暴動》

但對置身於戰火中的越南人，一切都很明確。春節攻勢後，戰爭再也不只是發生在鄉村、山間、叢林等偏遠之地，而是進入了南越城市，鄭明河回想那時候的南越，城市全天宵禁，總是斷電，人們只能靠白飯跟水維生，沒有半點可換食物的錢財，睡眠嚴重不足。鄭家因為在國家警察總部隔壁，時常遭到襲擊，只好躲進廁所擠在沙袋裡面，如果那時沒有聲響一片肅靜，就代表戰鬥逼近，只要一爆發，心跳聲也能聽得一清二楚。她說，戰爭時期她們全身上下像是只剩一隻耳朵，而她們的聽力也變得十分敏銳，可以聽到砲火、警報、爆裂或是受傷者的哭嚎聲。

隨著保守的尼克森當選、五角大廈文件公布，反戰如旋風一樣席捲整個國家，這場戰爭終於在美國撤軍、1975年西貢陷落而停止。但是，越南的戰火並沒有就此平息，還延續了很多年。而至今，美軍還在亞洲乃至於全世界維持他們想要的「和平」。

刺殺吳廷琰（下）：忤逆美國操控的「越南木偶」

就像冷戰期間的反共體制一樣，以清剿左翼做為獨裁理由，得到美國支持的南越「傀儡總理」吳廷琰，對內發動了大規模鎮壓行動：南越軍警逮捕了成千上萬被懷疑從事顛覆行動的人，並處決了上千人，很多都是被斬首或剖腹，手段十分殘暴。但南越的越盟痕跡也因此漸漸絕跡。

為了鞏固權力，吳廷琰兄弟在1955年發動兩股政治勢力對抗保大，提出「全國革命運動」，主張全國大選，並成立共和政府。同年秋天，南越舉行大選公投，宣稱由人民決定自己的政體與領導人，最後，吳廷琰以九成八高票擊敗保大。

但這種漂亮的數字是「做」出來的——雖然美國五角大廈在投票前建議，吳廷琰取得60%－70%的得票率看起來會比較可信——在這之前，吳廷琰政府禁止人們組織支持保大的宣傳活動，還將票櫃裡塞滿選票，嚇唬選民，並展開各項反保大的宣傳活動。而中情局在背後協助唆使、賄賂、買票，甚至利用越南人喜歡紅色討厭綠色的文化製作選票，最終促成吳廷琰的公投勝利。史學家羅格瓦爾（Fredrik Logevall）在著作中，引用了南越民眾的評論：

無論如何，越南共和國（Republic of Vietnam）成立後，吳廷琰開始動用自己的權力，實施自己的政策，例如，將選舉產生的村務委員會改成他自己的人，而這些人很多都是南逃的天主教徒，根本不認識當地村民。與此同時，他也宣布不會根據日內瓦協議的要求參加全國大選，因為「選舉不可能完全自由」。

除了北越希望1956年執行的全國大選能順利舉行外，沒有什麼國家在乎這件事，而美國更是想破壞它。多年後，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便說：

但統一且獨立的越南，仍是胡志明衷心的希望。1959年，南方共產游擊隊在北越政權的允許下，加強對吳廷琰政權的攻勢，局勢從此惡化。此時，吳的決策連連失誤，也替越共帶來機會，像是對農民實施強化統治，讓支持越共的民眾激增，而他起用北方天主教徒管理農村，讓農民仍如法國殖民時期那樣，沒有改變。

接手印度支那這問題的甘迺迪政府對這狀態很恐慌。當時，《時代雜誌》等媒體一致指責總統，說他在對付共產主義上軟弱無能。甘迺迪知道，在越南必須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個國家本身不重要，但在與共產主義的鬥爭中，美國再也輸不起了。

甘迺迪上任不久，就簽署了一個在越南、寮國採取各種軍事行動的秘密計畫，包括「向北越派遣特務」以從事「陰謀破壞和靈活的騷亂行動」。大概是在此時，美國對越南的援助，從「嚴格的顧問性」轉成了得到授權的軍事行動，避免南越形式的進一步惡化。

為了得到吳廷琰信任，甘迺迪甚至派出副總統詹森出使越南。詹森出訪的三十六個小時，吳廷琰滔滔不絕談艱苦創業史實時，美方完全插不上話，因為，比起華盛頓的建議，吳廷琰更需要經濟援助：他並不想讓美國人告訴他怎麼治理國家。因此，儘管詹森公開讚美吳廷琰是「越南的邱吉爾」，可是卻覺得很煩，上飛機前，面對記者卡爾諾的質疑這形容是真誠的嗎？詹森不知是戲謔還是真心，回應了這句：

但他在報告中仍表示支持這個政權，還強調美國有必要幫助南越進行廣泛的軍事跟經濟改革：「你要不就給更進一步的軍事行動，要不就給吳廷琰他想要的。」

於是，甘迺迪用盡力氣讓吳廷琰政權保持經濟和政治活力，甚至批准《國家安全法案第五十二條備忘錄》，反覆強調美國要「在軍事、政治、經濟、心理和政府人員等方面相互配合」。美國軍機與軍力不斷增加，卻沒有達到控制南越情勢的效果，大肆濫用的大砲、軍機轟炸與落葉劑殘殺了無辜的農民，反而讓更多人願意跟越共合作。但美國毫無所覺，當時整個世界譴責越南的內部抵抗，卻歌頌美國的武裝力量。

甘迺迪需要吳廷琰，他是反共陣線中最重要的盟友。早在1956年，甘迺迪還是個參議員時，就曾經說過：「越南是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基石，拱門的頂石，伸進屏障的手指。」當時他盛讚吳廷琰有著令人驚奇的成功，還說他統治下的越南「政治自由」，鼓舞了許多人。甘迺迪和吳廷琰背景很像，出身政治家族，也把家族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然而，甘迺迪盛讚的南越的「政治自由」背後，卻是吳廷琰政權的獨裁作為，尤以其弟吳廷瑈最為囂張。吳廷瑈有很強的毒癮，但他哥哥卻將國家安全交付給他；這個「瘋子」不但統領了國家警察部隊，還支配秘密警察。相信家族、給予家人無上權力的吳廷琰政權，因此被稱為「吳氏王朝」。

吳廷瑈深知許多人討厭他，他曾告訴美國記者：「每個政府都有強硬的人負責幹那些骯髒及令人憎恨的事，就是在美國這樣先進和民主的國家，艾森豪也用亞當斯（Sherman Adams）幹那些骯髒的事。在越南，暴力和邪惡到處都是，我就是那個幹髒活的人。因為我被醜化了，其他人才可以倖免。」

1961年，美國軍事顧問泰勒上將（Maxwell D. Taylor）率團到越南進行考察後，提出了一份25頁的「泰勒報告」，日後不但成為美國國家安全行動備忘錄第111號（NSAM111）的內容，也是甘迺迪政府對越政策的依據，其中寫著：

1962年起，吳廷琰開始鎮壓批評者、驅逐外國媒體、禁止出售《新聞週刊》，並實行各種新聞審查。牛津大學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著作中忍不住下評論：

隨著戰爭逐漸「美國化」，成為美國的戰爭，北越勢力卻未曾被削弱，美國開始思考吳廷琰政權無法發揮效能的原因。除了南越並不想聽從美國命令，以密集大量的軍力對付越共外，美國勸說的土地改革、收攏農民的心，吳不但置之不理，卻反而對農民強化統治，所有政治經濟教育改革淪為空頭支票。

沒有什麼美國官員認同吳廷琰的理念，很多人倒是可以預見他繼續擔任領導者會帶來的災難，華府面臨的問題是，他們的代理人拒絕表現得像個代理人。吳廷琰不只是個「自己扯動控制線的人偶」，還冒著激怒美國政府的風險獨立而為。

1963年南越政局開始惡化，天主教徒的吳廷琰政權與佛教徒起了相當大的衝突。華府不斷要求吳廷琰解決這問題，情況卻越來越不受控制，在流血暴動與多起示威抗議後，實施戒嚴。

這個戒嚴令是軍官要求的。有些軍官不滿吳廷琰漠視他們功勞，有些對吳廷瑈懷恨，還有人因為佛教徒背景而覺得憤怒委屈，他們想要將權力抓在手上好進行政變。出乎意料的，吳廷琰准了，因為他想要將軍隊放在吳廷瑈設計的架構下，如此一來那些假裝效忠於他、實則是佛教徒的普通士兵，力量就會被破壞。

在這場與佛教徒的衝突中的高潮，無非是吳廷瑈夫人陳麗春在一名和尚自焚後的發言：

而這一串話，只被擷取後面三句來大做文章。

陳麗春是政府發言人，但她個性跟吳家人一樣剛強，從不願向美國輿論低頭，經常得罪美國媒體。她曾評論過這些媒體：「我不反對美國，我只對那些蠻橫邪惡，過份看扁吳廷琰總統和小看南越政府成就的美國記者不滿。他們的作法直接幫助了越共。一大群美國記者到越南來，對我們沒有任何幫助，他們不是來團結盟友而是製造分裂...，我說過他們比越共還要可惡。可是很不幸，他們正在我們隊伍裡面，我最害怕的就是這些小毛蟲。」

就親近陳麗春的朋友看來，一切都是語言和文化落差的問題，但世人對她印象因此很差。對於吳廷瑈夫婦的不受控，美國發出多次警告，要求吳廷琰處置，吳置若罔聞，吳廷瑈甚至「暴走」：不但公開指責美國減少援助才導致「引發越南分裂」，對美國干預越南獨立與政治不耐且不滿，甚至指控美國破壞了這個國家的心裡狀態，造成越南解體，而後急切要求美國撤軍。

根據日後解密資料可知，越共深知美國是吳廷琰的「阿基里斯鍵」，認為可以利用美國來影響吳廷琰政權的正當性與影響力。他們嘗試跟吳廷琰接觸，提出以美軍撤離越南來交換停火協定。

當時替他們傳話的，是「日內瓦協定印度支那國際監察停戰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ntrol Commission ）的波蘭代表，馬尼利（Mieczyslaw Maneli）。他曾於1963年於河內和胡志明見面，得知當時北越的想法：

吳氏兄弟——特別是吳廷瑈——雖然反共，卻從沒排除與河內協商。南北越之間本來有很多傳話者，馬尼利是其中之一，他帶著北越總理范文同的訊息到南越，想傳達北越只針對美國帝國主義，而非吳廷琰政權，（但這訊息來不及傳到吳氏兄弟耳裡。）

這種「偷來暗去」，對美國來說，尤其不可忍耐。

很多人評論吳廷琰是個保守的獨裁者，只聽從美國，但近代越來越多資料顯示，吳廷琰是現代化的推進者，他對越南的未來有自己一套想法，希望一邊取得進步，一邊在文化傳統間尋求平衡。他曾對美國第一名女性戰地記者瑪格麗特．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說：「如果不使用威權專制的方法，無法防止激進的小團體和越共把這國家撕裂開來，美國報紙嘲諷我們對紀律和對威權重視，美國人提倡公民民權...，但這個國家是在進行一場生死存亡的戰爭。在戰爭的緊急狀態下，西方民主國家也會暫時停止自由化政策。佛教徒抗議運動是一場政治鬥爭，他們的目的就是推翻現在的越南政府...。美國人要求我們容忍討好這些佛教抗議運動激進者，只會讓情況更惡化。美國人不懂越南人心理。」

吳廷琰甚至進一步抨擊：

史學家羅格瓦爾在著作中評論，吳廷琰對有關自己作為民族主義者正統性的質疑，很是敏感，從一開始就對「通敵叛國」的罵名就很警惕，他很擔心依靠美國會玷污自己作為民族主義者的聲望，為敵人所用。但他不得不依賴美國的援助。

事實上，他如此依賴美國，對聲望也沒有幫助，反而加劇了反美情緒。一份五角大廈報告指出，「在眾多越南農民眼裡，抵抗法國－保大聯合統治的戰爭沒有停止，因為現在只是把法國換成美國，而保大換成吳廷琰。」

只是對美國來說，吳廷琰成了個麻煩。就在鎮壓佛教徒引發嚴重紛爭後，美國對於吳廷琰的不受控很是困擾，於是替換了駐西貢大使，改派曾在越南當任記者的洛奇上任。洛奇對吳廷琰政權很反感，同意與軍事將領合作發動政變，也屢屢說服搖擺不定的甘迺迪應該換掉吳廷琰。甘迺迪身邊的鴿派顧問也這麼認為，如果不發動一次政變，就不會贏得戰爭，他們非常擔心吳氏兄弟做出其他的「政治動作」。

馬尼利（Mieczyslaw Maneli）回憶當時的情況：

但美國的目標很清楚，就是「在南越維持一個強大、自由、能獨立生存，並能成功抵制共產主義侵略，且容易受到美國影響的地區」。於是他們警告吳廷琰必須配合，否則後果自負。但吳廷瑈給予更強大的反擊：希望美國提供經濟援助就好，軍隊則完全離開。

甘迺迪對政變這事始終猶豫不決，反反覆覆，在官員針對南越問題大吵時，還忍不住哀嘆：「我的天啊，我的政府分裂了。」他曾一度考慮乾脆就從越南撤軍，但最後默許政變開始，計畫將吳廷琰兄弟送出國。

11月1日下午一點多，政變開始，直至隔天早上吳氏兄弟慘死裝甲車上，屍首默默地行過西貢，到達叛軍總部時，許多軍官將領對吳廷琰的死感到哀傷。華府乃至於甘迺迪都不感置信，很是震驚與不捨，「他畢竟為國奉獻了二十年。」甘迺迪這麼說。

最快樂的是西貢的人們，夜店整晚高歌跳舞，鄉村的農民也拆掉了限制裝置，洛奇和將軍們則恭喜彼此的勝利。幾天後，洛奇發電報給甘迺迪說：如果沒有我們，叛軍也做不到這件事。

而他們錯了。三個星期後，美國總統甘迺迪也被暗殺，雖然美國介入了吳廷琰兄弟的死，不過在暗殺報告裡關於他們死亡的細節卻無從得知。隔年的《紐約時報》刊登了洛奇的訪談，他說：「推翻吳廷琰政權，純粹就是越南的一個醜聞。我們從未參與這計畫，我們從未給予任何建議。我們跟這毫無關係。」而後，美國始終否認與自己涉入南越的那場政變。而甘迺迪之死，如今都還是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