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 2011.08.29 02:34 am
  
今年是聯合報六十周年，本報除了舉辦各項慶祝活動外，深感推動進步觀念是媒體不可推卸的職責，因此自六月起推出「借鏡國外，提升台灣」十二篇系列報導，至今日全部刊完，希望引入先進國家值得鑑照的新觀念，協助提升台灣更上層樓。

「借鏡國外，提升台灣」系列，是一次大規模的採訪計畫，籌備約一年，赴國外採訪人數有十餘人，採訪國家除了遠赴北歐瑞典，且深入英國、荷蘭、日本等國，並結合國內專家見解，分十二個主題刊出。

這次規模龐大的採訪計畫，特別著眼於台灣面臨的迫切問題。經過六十餘年的經建發展，台灣的硬體建設粗具規模，近年來國人卻益發感覺軟體投入的嚴重不足。例如，台灣老年化的速度極為驚人，媒體上時可見到老人不得安養的報導，甚至有老人遭棄養、虐待，以至自殺事件，可說已是逼面而至的危機。聯合報特別走訪瑞典，報導「讓人敢於老去的制度」；另外，台灣家庭普遍關切的房價、托育嬰問題，記者也至歐洲取經，報導荷蘭的社會住宅、以及瑞典「訂做好爸爸」。

有鑒於台灣城市建設好大喜功，導致華麗卻無用的蚊子館遍布各地，聯合報此次採訪特意著重在城市防災、與水和平共處，以至為藝術家找個家、維護城市舊建築等。我們認為高聳的建築固然眩目，但城市的靈魂應該是藝術家快樂居遊於此，讓人們不經意地撞見；以至我們知道一幢經歷歲月風霜的老建築，依然安穩地等候人們探訪。

聯合報近年來全面向數位匯流轉型，此次採訪也採取了國內媒體少見的多元形態。每赴一個國家採訪，都包括了文字、攝影記者，外加影像拍攝人員；報導使用的載體，除了刊登在聯合報，大量的現場照片亦在部落格提供點閱，動態影片更在聯合新聞網及多個網路平台播出。我們也籌畫出版專書，便利讀者藏閱。

台灣媒體生態近年來出現極大變化，頗多發展方向受人詬病，舉述其大者：第一、媒體的公共性逐漸淪喪，對事關國計民生的公共議題不聞不問，反而將極多篇幅投入在瑣碎、八卦、隱私的挖掘、扒糞中。當大學生只看影視明星的緋聞報導時，無怪馬總統在校園詢問同學對ＥＣＦＡ有何意見時，學生只能瞠目結舌，不知ＥＣＦＡ為何物。其二、媒體普遍只關注台灣內部的芝麻小事，電視政論節目討論政要的生辰八字、祖墓風水；有人跳樓，所有電視台出動ＳＮＧ車現場轉播，所謂國際新聞則是剪輯Youtube的趣味短片充數。反而，對於事關重大的國際、大陸發展趨勢，乏人聞問。媒體理應報導世界變化的重要資訊，使閱聽者耳聰目明，掌握環境、正確判斷，但台灣媒體在此顯然尚遠不符理想。

聯合報身為台灣媒體一員，經常自省每日所做報導能否協助讀者完整認識世界，提供有價值、具意義的資訊。站在下一個六十年的起點，我們推出「借鏡國外，提升台灣」系列報導，反映了以下一些基本態度：

聯合報看重讀者的品味，不相信媒體只供消閒之用，認為媒體作為國家社會的守望者，不能棄守天職，成篇累牘只在情色血腥中打轉。我們將持續針對重大公共議題深入探索，並且傳播進步觀念，與台灣一同成長，與讀者共求進步。這是聯合報過去一甲子的的堅持，也會是第二個六十年不懈的追求。

聯合報除了關懷台灣，更希望放眼世界，提供讀者全球重大資訊。台灣四百年來一直是個貿易島，人民一向具有開拓探索、冒險犯難的精神。而以貿易立國，媒體卻不關注世界趨勢，目光停留在餖飣瑣事上，誠屬不可思議之事。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雖是一句老掉牙的話，但在科技工具日新月異的今日，媒體報導反而視野內縮，又寧非怪事？聯合報將運用海內外廣佈的新聞資源，為讀者報導、解析天下大事。

聯合報確信，推動台灣正向的發展，必須以天下為師；而優質的媒體，其職責在開拓國民的視野與胸襟。「借鏡國外，提升台灣」系列今日刊完，而聯合報與讀者的相互策勵則正要開始。
 

2011/08/29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瑞典「平等監察官」哈肯‧桑德斯鳩說，歧視就是犯罪。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想像一下，如果以下這些事發生在台灣，我們通常會怎麼反應？
．坐輪椅的尼克無法搭火車，因為車站缺乏無障礙設施，車站人員喊著：「那個殘障的又來了」。

．莎拉認為她沒有獲得大學校長職務，是因為她是女性。

．學校不准一對情侶參加為學生舉辦的舞會，因為他們是同志。

．社區拒絕社福團體租屋作為「失智者團體家屋」，因為居民認為房價會因此下跌。

這些都是因為歧視造成人民權益損害的案例。在台灣，就業歧視或性別歧視，可依法提出申訴；其他的歧視，就得看著辦。民眾最常用的「有力」方法是──上網或向立委爆料。

七種歧視 接受申訴

在瑞典，視「平等」與「正義」為立國價值，政府為人權設了單一窗口：「平等監察官（the Equality Ombudsman）」。官網第一句話就是： 「歧視就是犯罪」。

因此，上述的案例全是「平等監察官」的職掌。一百人的編制，加上每年九千五百萬克朗（約新台幣四億兩千多萬元）的預算，受理人民的各項歧視申訴。去年一共受理兩千八百九十二件申訴案。

只要自覺因為性別、性別認同與表達（例如男扮女裝）、性傾向、種族、宗教、身心障礙以及年齡等七項歧視而遭受不公對待，都可以向監察官提出申訴；政府介入調查，必要時代表人民提出訟訴、求償。

「我們永遠在挑戰社會潛藏的敵視態度。」今年二月新上任的主任「平等監察官」哈肯‧桑德斯鳩說，平等監察官的主要工作，就是確保「歧視法」與「親職假」的履行，「打擊歧視，確保每一位公民的平等權利及同享公平機會。」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人民毋須區分自己為什麼被歧視。瑞典人認為歧視原本複雜，例如遭到霸凌的年輕學生是同性戀又有閱讀障礙，或者聽障的伊拉克移民女性無法請休親職假，歧視原因皆難以分說。瑞典的「監察官」制度源遠流長。早在一八○九年，瑞典國王就設立「監察官」，在國王權柄之外獨立運作，確保法律公正執行。

經過逾兩百年演化，「監察官」制度不斷分殊、合併。目前在國會監察官、兒童監察官、消費監察官及媒體監察官之外，整理中央政府所有與「反歧視」相關的法律及機構，通過新的「歧視法」，於二○○九年合併原有的公平機會、種族、殘障及性傾向等四個監察官，成立「瑞典平等監察官（the Equality Ombudsman）」。

代為發聲 鐵面無私

「歧視法」還因應社會變遷，納入兩種新的歧視類別：年齡歧視與「跨性別認同與表達」歧視。

「平等監察官」資深新聞秘書馬格納斯‧約柏森說，當老年人口愈形龐大，對抗與年齡相關的歧視就更顯重要；瑞典的性別意識一向前衛，將與性別相關的歧視，分為「（生理）性別歧視」、「性傾向歧視」、「性別認同與表達歧視」三項，各自分立，也代表瑞典人權意識的演進。
 
圖／聯合報提供
 
在政府組織系譜上，「平等監察官」設於「族群融合及性別平等部」之下，監察官由部長任命但須經國會同意，在個別事務上保持獨立運作。

曾任法官的桑德斯鳩強調，即使不當行為者是政府部門，監察官也一樣調查。平等監察官曾代表人民控告社會保險署以及瑞典公共雇用服務局，以今年五月和解的案子來說，遭到性別歧視的牧場女工就獲得十五萬克朗的和解金（約新台幣六十七萬元）。

2011/08/29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陳柏亨／丹麥、瑞典報導】
 
約翰‧艾林。 記者梁玉芳、陳柏亨／攝影
 
他總是在天色漸暗的時候出動。選擇相對友善的店家，不受注意的角落，瞄準大型垃圾箱，出動！一天的食物、腳上的球鞋、身上的襯衫、包包，店家外的大型垃圾箱都能供應。

還在瑞典隆德大學就讀的約翰‧艾林，就是這樣一名在垃圾箱中「挖寶」的「垃圾掏客（dumpster diver）」；特殊的身分類別，讓他成為馬爾摩市立圖書館「真人圖書館」中的暢銷書，借閱率極高。

「這樣的行為 是小偷嗎？」

「你這樣的行為，是小偷嗎？」借閱者總是單刀直入問他。瘦小的約翰說，垃圾是別人不要的東西，但「在別人的垃圾桶裡找出還能食用的食物及堪用的物品」，這樣的行為在瑞典仍是灰色地帶，因為法律認定，未運走前的垃圾仍是私人財產。

「我認為，這不是偷；但警察不這麼想。」約翰說，所以啦，他的確是和店家吵過，也被警察逮過幾次，還有路人以為是搶劫。所以他行動低調，這也是他對於讓媒體實地拍攝他的「垃圾尋寶」行動倍覺為難，「不想讓對我友善的店家更不高興」。
 
約翰厭倦消費主義，身上穿的、代步的單車，都是四處掏寶、拼湊而來。記者梁玉芳、陳柏亨／攝影
 
如同歐洲其他國家的「垃圾掏客」一樣，約翰對資本主義「大量製造、大量棄置，以保持貨架快速更新」的邏輯，十分不以為然，進而「你丟我撿」，以行動證明「企業丟棄的，大半都是仍有價值的物資」。

約翰說，在商人的盤算裡，「丟掉舊貨品」比回收或再利用更划算，卻對環境造成重大負擔。多少仍可食用的食物被浪費、堪用的貨品變垃圾？

「垃圾掏客」算是環境主義者對資本社會的批判行動。網路上，各國「垃圾掏客」交換經驗，如何自保、如何應對店家或警察、如何在垃圾堆中保持自身清潔、還滿載而歸等等。

約翰說，在馬爾摩，「垃圾掏客」還曾每周「辦趴」，共享在垃圾箱中尋到的寶物，一同烹煮，也分享多餘。

約翰說自己幾乎每天都會出動，要撿拾多少食物，「就看有多少需要」；他仍然需要貨幣，因為並不是每樣東西都撿得到，比如說「我得買麵粉」。當然，手機、通話費、房租等等，這些是撿不來的，所以他得有工作賺錢。他目前在特殊機構照顧自閉症孩子，一邊工作、一邊到大學修課。

這樣的生活，聽來難以想像。「馬爾摩是大城市，垃圾箱裡有太多可用的東西，要靠撿拾過日子，並不是太難；但在隆德，垃圾箱裡會灑清潔藥劑，禁止撿拾。」年輕的約翰說得平靜。衣服、家具都是撿來的，代步的單車是自己組裝的，零件四處拼湊，也就可以了。

2011/08/29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戴頭巾的亞斯敏走在哥本哈根街頭，有時也會引來注視眼光，那是隨著頭巾而來的。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即使是在國際都會如丹麥哥本哈根，廿歲的亞斯敏‧羅札葉‧歐斯德仍然能感覺到，伴隨著她穆斯林頭巾而來的眼光與標籤。
「妳丹麥文說得真好？」一位老太太忍不住問她。「那是因為我『就是』丹麥人。」亞斯敏的回答有些無奈。

摩洛哥爸爸加上丹麥籍媽媽，在哥本哈根出生長大，亞斯敏從沒懷疑自己「不是」丹麥人；但當她十八歲起，決定遵循父親的穆斯林信仰，女子戴頭巾那天開始，在陌生人眼光中，她似乎突然不再是「丹麥人」──旁人對她的態度因一方頭巾丕變。

這似乎是亞斯敏在自己身上施行的一場社會實驗，用自己測試社會的包容與開放程度。

她原本跟丹麥街上任何一位青少女沒啥不同，染髮、化妝，對身體十分自在，直到她十六歲看了古蘭經。「它說：不要將妳的美貌給人看，妳才能分辨他們愛的是你，而不是你的長相。我心想：這太有道理了！我就要這樣做。」

「戴了頭巾 怎麼找工作？」

最大的反對來自父母。每天依教規朝拜五次的父親反問：「妳戴了頭巾，以後怎麼找工作？」他很明白社會如何看待穆斯林。母親則認為她想戴頭巾是「青少年的一時胡鬧」，跟刺青、打洞同等級；要她等到十八歲，而且「別在我的屋簷下戴頭巾」。所以，滿十八歲的亞斯敏搬出家門，貫徹決心。

她和好友四處採購美麗頭巾，如同某種成年儀式，在她選定的二○○九年七月卅日這天，她的頭髮不再為世人觀看。但也從這天開始，她說，「人們自動將我放進某種分類，『亞斯敏』不見了，我只是個『穆斯林女孩』。」

亞斯敏思索著，社會可以接受女孩把頭髮染成粉紅色，卻不太能理解女孩自願戴上頭巾，「我應該有表達的自由吧？」在路上走著，她感受到注視的目光，「好像我是外星人」，在公車上她受過非善意的「推擠」，這些是她十八歲之前從未遭遇過的，但她明明是同一個人。

因為頭巾，她得接受跟著「穆斯林女性」而來的刻板印象與歧視。諸如，她被問：「妳有上學啊？」因為大部分人以為穆斯林女性是「受男性欺壓，連學校都不能上」；「妳應該結婚了吧？」因為穆斯林女人應該沒受教育，而且早早結婚生子去了。

正念護校、也是足球隊員的亞斯敏說，剛開始面對這些標籤，「我快瘋了」；但是她明白，偏見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所以她加入「真人圖書館」，成為可借閱的「活書」。

一名婦人問她：「為什麼要戴頭巾？那不是男人對女人的箝制嗎？」亞斯敏回答：「我戴頭巾，不是出於恐懼，而是出於愛。」對答不是為了駁倒對方，而是為了理解彼此。「我很高興能幫助社會理解穆斯林。」亞斯敏說。（系列完）

2011/08/29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陳柏亨／丹麥、瑞典報導】
 
羅莎‧費爾曼、陳柏亨／攝影
 
「什麼書／人最熱門？」「真人圖書館」創辦者羅尼‧艾柏格說，這是他最常被問的問題，不同的國家會有相同的歧視，也有各自的獨特偏見，所以「借閱率高的書，反映當地社會的偏見」。

舉例來說，兩千年在丹麥舉辦第一次「真人圖書館」時，最受歡迎的「真人書」是年輕的阿拉伯穆斯林女孩；二○○二年，匈牙利「讀者」最好奇的是則是「前右翼極端分子」。到了葡萄牙，卻是「難民」最常被借閱，英國人則是想了解「遊民」以及「前幫派分子」。

羅莎‧費爾曼絕對是丹麥「真人圖書館」的「暢銷書」之一，歷次活動中她的「借閱率」最高，因為她曾經是脫衣舞孃。

「一般人生活裡哪會認識一個舞孃？但我們心裡卻絕對好奇，而且存有對脫衣舞孃的價值判斷。」真人圖書館創辦人羅尼‧艾柏格說。

十八歲那年，羅莎在丹麥哥本哈根看見一則求職廣告：「想要快速賺錢，而且免稅嗎？」她心動了，於是她成了希臘塞薩洛尼基小島觀光旅館中的脫衣舞孃。

從此，她晝伏夜出，晚上穿上五吋高跟鞋，裸著上身為客人的熱切眼光舞動。「我告訴爸媽，我在地中海這邊的工作是摘橘子；他們反問：是摘哪種橘子，給這麼高的工錢？」她自嘲。

「為何甘心淪為性對象？」

羅莎說，在「真人圖書館」她最常被問的問題是來自女性：「妳為何甘心淪為性對象（sex object）？」她解釋：「這與性無關，而是與錢有關。」她不在乎脫衣，卻不從事性交易，那是她給自己設的底線。
 
戴上眼鏡的羅莎，現在是鐵路局員工，看不出當年脫衣舞孃的模樣。 記者梁玉芳、陳柏亨／攝影
 
也有幾次高中女孩「借閱」時，告訴她，以後也要當脫衣舞孃。「千萬不要！這絕對不是好主意！」羅莎告訴女孩，那是充滿烈酒與毒品的環境，那些年，她雖然賺錢容易，卻沒有一天回家時是清醒；她不碰毒，卻親眼見過許多朋友沉淪，更目睹第三世界女子遭「人口販運」到希臘賣淫的慘境。

見過太多醜惡，直到廿九歲那年，有天她清醒過來，心想：「我就要卅歲了，我在這裡幹嘛？」

於是，她當下買了機票，在當了十一年脫衣舞孃之後，回到哥本哈根。她成了丹麥鐵路局的員工，與男友育有兩子，也加入「真人圖書館」成為活躍分子。

如今坐在對面的羅莎，不再穿著丁字褲和高跟鞋，而是套上胸前寫著「請借閱我」丹麥文的大Ｔ恤，她是打擊歧視的熱血義工；只在「真人圖書館」的宣傳海報上，她再次粉墨登場，露出半裸背影，就站在一名紅髮龐克及身穿全身黑罩袍的穆斯林婦女之間。

2011/08/29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抱著人工生殖才得來的兒子，成為合法伴侶十年的艾妮塔（左）、卡瑟琳娜見證瑞典同志人權及法令的演進。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今年七月五日，我們成為伴侶就十周年了──我們還在一起！」瑞典溫和黨發展部總監艾妮塔‧瓦格里與她的同志伴侶卡瑟琳娜對望一眼，笑了起來，神情和客廳架上的結婚照一樣。她們的五歲小孩艾克斯拿著畫紙過來，爬到兩人身上，要她們看他的傑作。
綁著馬尾的艾妮塔說，十五年前她隻身從挪威奧斯陸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工作，第一次到同志酒吧，一抬眼，與她眼神交會的，就是卡瑟琳娜。一年半後工作結束，她返回挪威，辭了工作、賣了公寓，奔回瑞典女友身邊。

求子 遠赴國外找精子

「我想要有個家，有個小孩，有個婚禮，就像一般人一樣。」艾妮塔說。她們的「建家」過程，恰好見證這十年來，瑞典同志法令的每一步變化。

兩人相遇那年，一九九五年，同居伴侶法通過，同志伴侶與同居男女一樣，能註冊成為合法的「伴侶」。卡瑟琳娜原本的公寓太小，裝不下兩個女人的細軟，九九年共同買了第一棟房子；二○○一年，登記為合法伴侶。

身為女同志，艾妮塔說，生小孩這事兒，「我們沒辦法自己來，得有人幫忙」。當時瑞典的女同志人工生殖還未合法，她們出國到丹麥、芬蘭等已經通過法令的國家「醫療旅行」，「非常花錢，也很花時間，因為不是百發百中」。透過丹麥匿名捐精者及醫學協助，歷經四年，艾妮塔受孕。

那一年，瑞典才剛通過女同志可以合法接受人工生殖，早已自力救濟的艾妮塔挺著大肚子，在保守政黨裡成了目光焦點。懷孕的「同志媽媽」兼政治人物的身分，連德國、挪威電視台都來採訪。

身在政界，艾妮塔和卡瑟琳娜說，「我們從不隱藏同志身分和我們的關係」。卡瑟琳娜說：「你好奇，你就開口問；我們的態度愈開放，別人的窺探就愈少。這很有意思。」相信「透明」帶來的力量，是典型的瑞典式思維。反映在建築上，她們的新居社區幾全是玻璃屋，與鄰舍一眼望穿，相互理解。

坦白 讓兒子堅強自信

兒子艾克斯在二○○六年七月出生，「彩虹家庭」成形。此時瑞典已通過同志領養權，卡瑟琳娜辦理領養，「我們希望兒子有雙親（parents），不是媽媽跟爸爸，而是媽媽跟kiya」。

「kiya」是艾克斯發不出「卡瑟琳娜」後的自創稱呼。他知道自己是來自艾妮塔的肚子，媽媽告訴他：「在丹麥有個好心人，願意讓醫師把他的種子放在媽媽的卵子裡，幫忙我們可以有你。」

艾妮塔說，她們從小就告訴兒子，他是人工受精的孩子，「是媽媽拚了很多年才有的寶貝」。卡瑟琳娜說：「隱瞞只會暗示這件事是羞恥的，坦白讓他堅強。艾克斯知道自己很特別，他非常有自信。」

不免有人問：「這位是你媽媽，那另一個是誰？你有兩個媽媽？」艾克斯會說：「一個是媽媽，一個是kiya。」卡瑟琳娜說，對幼兒園小朋友來說，這樣的答案就滿意了，他們如實地接受，回說：「ＯＫ，酷。」

幼兒園裡小朋友的家庭也很多元，「彩虹家庭」之外，單親、同居、領養或移民家庭都有，誰也不比誰特別。

艾妮塔說，她曾到班上跟小朋友自我介紹，那是因為幼兒園要教認識世界，邀不同國籍家長現身說法，「我去是因為我是挪威人，而不是我是女同志！」

人權 一點一滴爭來的
 
圖／聯合報提供
 
即使在重視平等與人權的瑞典，同志權利仍是一點一滴爭來的。五十歲的卡瑟琳娜說，她的青少女時期，「同性戀還被認為是一種疾病」，同志酒吧還是秘密基地，「要進門，得說通關密語」，她不敢公開自己的同志身分。如今，「對年輕世代來說，同志是『非議題』，是自然的存在。」但老一輩仍有很深的偏見。

多年前，她和艾妮塔度假，在泳池裡一位老人家故意大聲地說：「唷，同性戀進到泳池了，我得趕快起來，池水髒了。」兩人說，他的態度惡劣，「我們只好換旅館」。

作為黨部的同志社群連絡人，艾妮塔有很深感觸：「政黨必須適應社會，傾聽人民，追上社會的步調」。

她說：「保守人士稱我們及同志人權運動是『黑暗勢力』」，有些政黨瞄準人民的害怕，操作仇恨言論以獲取政治利益； 事實上，「如果人們認識同志，視我們為『人』，而不是統計數字，願意認識我們，和我們建立關係，我確信，歧視會消失。」

2011/08/29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陳柏亨／丹麥、瑞典報導】

聯合報慶祝創刊六十周年，為讀者規畫「借鏡國外，提升台灣」國外採訪系列專題，並以數位匯流的方式呈現報導，邀讀者一起走向新媒體時代。

超級強震再度找上日本，甚至引發海嘯的複合式災難，在嚴酷的環境下，日本人依然保持鎮定、理性，因為他們靠著訓練有素、準備周全與天災和平共處。

感謝中國信託贊助此次國際採訪計畫，長榮航空提供交通協助，與國人放眼世界，關懷台灣。
 
「真人圖書館」二○○九年在哥本哈根的活動海報，一群「真人書」義工站在書架上，如同書本，等待讀者借閱。左二是脫衣舞孃羅莎，就站在紅髮龐克女孩與黑長袍穆斯林婦女之間。 記者梁玉芳、陳柏亨／攝影 

「你對人好奇嗎？來借本真人書（living book）吧！」「你想認識我們嗎？請借閱我們。」在瑞典馬爾摩市立圖書館摩登的大廳，立著大型看板，對讀者提出另類邀請。

歡迎讀者閱覽的，不是「只能看、不會說」的沈默書籍，而是會走動、會回話的真實人類。

真人書單 多承受汙名者
 
瑞典馬爾摩市立圖書館「出借偏見」，借你一個真人，陪你談談偏見，辦好借書手續，讀者與書坐下暢談卅到四十五分鐘。 記者梁玉芳、陳柏亨／攝影
 
這裡的「真人書單」豐富，包括：伊斯蘭教長、金髮女郎（誰說她胸大無腦？）、厭食症患者、跨性別裝扮者、愛滋帶原者、或是靠翻撿垃圾過活的「垃圾掏客（dumpster diver）等等。跟圖書館裡的其他書籍一樣，建有「圖書目錄」，但幾乎都是承受社會汙名、引人好奇的人口類別。

「每個人就是一本書，而且開卷有益。」圖書館員瑪格麗塔‧斯古德說。這是圖書館近年提供的「出借偏見」服務，因為「面對面溝通，就是消除偏見與歧視的開始」。

例如，愛滋帶原者尤金‧永森最常面對借閱者的提問是：「如果跟你同桌吃飯，我會被傳染嗎？」在歌劇院工作的服裝設計師永森一次次解釋：「不會，愛滋病毒是經由血液和體液傳染的。」打了唇環的他，和同事一樣吻頰問安。「我感謝提出問題的人；問了，誤會就化解了。」有婦人擁抱永森，感謝讓她「知道如何和感染愛滋的朋友相處」。

瑪格麗塔說，當你跟真人書面對面坐下，問出所有平日看不慣、不易啟齒的問題，聆聽答案，理解對方的獨特及想法，你也就閱讀了一個人的人生。最好 在閱讀之後，有一部分的你因此改變，這世界的偏見與歧視濃度也跟著稀釋。

這樣深具創意的「出借偏見」計畫，是由卅分鐘車程之外的丹麥哥本哈根跨海而來。

哥本哈根 圖書館發源地
 
圖／聯合報提供
 
「真人圖書館（the Human Library）」組織總部位於哥本哈根，是由丹麥人羅尼‧艾柏格與四個朋友創設。「一切由一樁暴力攻擊開始。」卅八歲的艾柏格說。

一九九三年，他們都還年輕，一位朋友因族群問題遇刺重傷，幸好活了下來。原是丹麥與摩洛哥混血的艾柏格與朋友在震驚中，思考種族衝突議題。後來成為記者的艾柏格發現，許多暴力起於歧視與誤解，唯有對話與理解才能促成相互包容；「真人圖書館」是行動的最終產物，於兩千年成形。

唱作俱佳的艾柏格舉例說，許多歐洲人不喜歡穆斯林移民，「即使根本不認識，也能說出一大堆缺點」；但如果巷口就住了個穆斯林，你們每天道早安，還一起踢過足球，「你馬上會說，喔，這傢伙不錯」。他深信，「真實接觸」是理解的第一步。

真實接觸 理解的第一步

卅一歲的瑪密特‧那哈帝阿尼是成功的房地產商，他在丹麥「真人圖書館」的分類是「難民／穆斯林／前不良少年」。六歲那年和母親、姊姊由伊朗來到丹麥難民營，上學總是穿別人捐的二手衣，他不知道他遭同學聯手霸凌、倒栽蔥塞進垃圾桶，是因為他的膚色、宗教、長得瘦小、太窮酸，還是以上皆是。

「滾回你的國家去！」是殺傷力很大的話，瑪密特說，在公車上，老婦人竟然對八歲的瑪密特這麼說，瑪密特永遠記得那種傷心，「只能累積憤怒」。

當社會像他這樣的憤怒移民多了，男孩開始結夥鬧事；直到他效法由難民當上牙醫的母親、重拾書本，以成功證明自己的正當性。他說，社會對移民總是質疑，「我希望改變世界對人的看法，所以我成為一本書。」

「無知造成恐懼」是艾柏格深信的原則，也是他跨國「打書」的動力。歐洲議會是「真人圖書館」最大經費支持者，至今曾在近卅個國家辦過活動、甚至設立分部或連絡處，除歐美之外，觸角也深及亞洲。

2011/08/22 【聯合報╱記者鄭朝陽／日本報導】

過去十年，東京「都市變臉」話題不斷，六本木之丘、表參道之丘、丸之內、汐留、品川東口、東京中城……，不斷出現的特色城鎮成了舊城的新亮點，頻頻引起國際的重視 ，更是哈日族的朝聖之地。

「一九六四年東京舉辦奧運之後，再也沒有如此大規模的開發案。」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丁致成表示，這些開發案除了讓都市更精采，也肩負救經濟的任務，「它們全是日本政府都市更新政策下的產物」。

丁致成說，二○○○年之前的十幾年期間，日本受到泡沫經濟的衝擊，東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一路崩跌超過五成，金融機構也因此背負近百兆日圓的巨額呆帳，整個金融體系幾近崩解。

二○○一年小泉純一郎首相組閣，一上台就宣布推動「都市再生政策」，藉此活化都市地區，帶動投資與經濟復甦。他並以首相的高度設立「都市再生本部」，自己擔任本部的部長，所有內閣閣員都是當然委員，展現推動都更決心。

「活化都市地區是日本廿一世紀活力的泉源。」小泉的都市再生政策開宗明義這麼說，小泉先後指定六十四處都市更新區，東京首當其衝，都更面積占了近四成。

「東京是推動『都市再生』的火車頭。」東京大學副校長西村幸夫點出東京扮演的角色。日本雄心勃勃的試圖透過都市再生，讓東京變成亞洲的中心，再蛻變為世界的中心。數字也證實，都市再生政策啟動一年後，日本走出蕭條谷底，一路向上翻揚，成為二戰後景氣回升最長的時期。

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曾經形容，東京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快速發展，一切以經濟效率掛帥，是個沒有任何歷史紀錄的「無臉城市」。現在，東京人可以驕傲地說，東京正在變臉 ，而且愈變愈精采。

內政部前營建署長林益厚觀察，不論日本、英美的都更，幾乎都由政府主導，抓住整體都市發展方向，著重都市機能再造，朝大面積整體規畫、分期分區開發，展現大格局與魄力。但台灣十餘年來的都更成果，卻與日本等國家大相逕庭。

林益厚說，全國都更績效以台北市居冠，但二○○二年至二○一○年核定的都更案件只有九十六件，總面積約卅公頃，每件個案面積都非常小，三百坪到一千坪有五十六案，占總數百分之五十八。

「這些都更小案都只是老房子翻新，不涉及都市機能再造，毫無公共利益可言。」林益厚說，如果連都更第一名的台北市都放棄「都市再生」的「變臉」契機，就不必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了。

2011/08/22 【聯合報╱記者鄭朝陽／日本報導】
 
原本被拆除的三菱一號館（右棟）重新復活，以綠意中庭和卅四層樓的新館相互輝映。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丸之內好比一面鏡子，映照出新東京、乃至新日本的未來面貌。走在丸之內的街頭，八公尺的寬敞人行道是開發商「三菱地所」犧牲辦公大樓的空間而加寬的，行人可以恣意徜徉，不再摩肩擦踵。

抬頭仰望，沒有一般高樓群的壓迫感，在卅一公尺「腰線」的把關下，高出腰線的樓層得退縮建築，讓人和天空距離更近。全區「立體綠化」，從地面空間到屋頂平台都遍布綠意，創造無所不在的休憩空間之外，也實踐節能減碳。
 
都更創造一處處特色新城鎮，讓東京亮麗蛻變，圖為六本木之丘。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過去丸之內是單調的辦公區，九成三的樓地板面積作辦公室使用，只有百分之七是零售或餐飲業。都更之後打破嚴格的分區，餐飲零售業的面積大幅增加二到三倍，並引進各種文化設施，複合式的機能讓丸之內兼具工作、休閒、娛樂功能，而且愈夜愈美麗。

身為在地最大地主和領頭羊的開發商，百年企業「三菱地所」也以該區永續經營管理者自居。「三菱地所」每天提供該區免費觀光巴士，發行商圈社區報凝聚向心力，甚至在區內幾個據點開辦「晨間社區大學（朝Expo）」，邀請名人對環境、健康、樂活等議題開講，讓上班族利用上班前的空檔，邊吃早餐邊聽演講，真實體會「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好的創意和點子不可能在辦公室產生。」三菱地所常務董事合場直人說，過去三菱地所一直是房東，把辦公室租出去就好，新時代的辦公環境應該讓人與人有更多交流的機會，才可能有好創意，所以「要提供好的環境，不只是辦公室而已」。

有鑑於此，三菱地所也在新丸之內大樓成立「減碳實驗室」，這裡展示都更過程中產生的建築廢棄物都設法回收利用，有的做成實用的桌子和漂亮的椅子，展現都更與環境共生的努力。

這裡也透過周邊大樓設置監測點，取得即時溫度、雨量和風速等數據，再由三菱研發節能減碳技術，無私分享給商圈大樓。這裡也提供許多會議空間，讓相關社團和機構討論「大丸有區」的環境發展，形同該區的環境教育中心。

「未來的都市是生活的、工作的、購物的、休閒娛樂的、學習的、文化的……，都複合存在一個永續型的開發案裡。」建築界的諾貝爾獎「普立茲克獎」得主、英國建築師李察．羅傑斯一再預言理想中的未來城市風貌，東京正由點、線、面，一步一腳印地努力實踐中。

2011/08/22 【聯合報╱記者鄭朝陽／日本報導】

十年可以讓幼苗長成大樹，在日本首都東京，過去十年也一點一滴從一大片老舊的都市景觀中改頭換面，逐漸蛻變重生，以更多樣化的都市機能、更具魅力的姿態，成為亞洲最亮眼的創意城市。這全拜「都市再生」政策之賜，由民間主導、政府協助的都市更新，讓再生城市更樂活。
 
東京丸之內地區藉都市更新高度綠化，提供人性化空間。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從JR東京站出口走出來，工地圍籬把整座東京車站團團圍住，鷹架更把車站站體包得密不透風，只露出車站古典造型的新圓形屋頂。圍籬上貼著整修的公告，行路匆匆的過客很難看出這座近百年的老車站，其實是周邊三百多公頃都市更新的火車頭。

文化根源 尋再起力量
 
復建中的東京車站，即將恢復原有的高度和古典造型圓屋。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一九一四年，建築師辰野金吾打造了三層樓高的東京車站，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期間遭美軍轟炸，頂樓燒毀，「辰野式文藝復興」風格的圓頂也跟著消失，兩層樓高、臨時搶修的八角形屋頂的樣貌維持至今。

「我們嘗試從文化根源尋找再起的力量。」東京大學副校長西村幸夫站在丸之內大樓的落地窗前，指著眼前的東京車站這麼說。當政府畫定車站附近大手町、丸之內和有樂町的大丸有區進行都更後，就在大地主「三菱地所」的帶領下，思考地區再生的定位。

東京車站是進出東京的主要門戶，整個「大丸有區」曾是帶動日本發展的商務心臟地帶，但隨著東京往外擴張，這裡已顯老態，機能也明顯退化。

新舊融合 都市更美了
 
丸之內都更主軸為保存歷史記憶，區內建築新舊融合。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一開始想把這裡變成東京的曼哈頓。」三菱地所常務董事合場直人回憶，當年和地主、專家學者討論時，一直以國際商業中心自我定位，拆舊建築、蓋超高樓成為必然，但另一種聲音質疑：汰舊換新的景觀對城市的價值是什麼？這迫使大家腦力激盪，找出答案：能說故事的城市才精采，地區的價值在於人們對城市歷史的記憶。

恢復東京車站在明治時期創建時原有的三層樓高度、重建紅磚瓦和圓形屋頂舊觀的提案，獲得東京都政府、車站所屬的JR東日本公司的高度支持。保存日本珍貴的歷史，成了大丸有區都更的最高指導原則；以東京車站為起點，打造有文化內涵的「歷史街道」概念，成了大丸有區的更新主軸。

「都更不等於汰舊換新，新舊融合的都市更有魅力。」西村幸夫說，將來全區三百多公頃的都市再生故事，就從東京車站說起，而陸續完工啟用的新大樓，都能看到保存歷史記憶的用心。

保留腰線 對天皇尊重
 
丸之內都更訴求與環境共生，各棟大樓停車場都能提供電動車充電。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從明治到大正時期，毗鄰皇居的丸之內建築一直限高卅一公尺，對天皇以示「尊重」。現在都更起高樓，已大幅放寬到一百五十到兩百公尺，但這條卅一公尺高的「腰線」仍被保留。

「腰線是區分建築新舊的隱形標記，超過它的樓層必須退縮。」西村幸夫說，腰線作為歷史的刻痕，人們看到現代化的大樓，還能追想東京的過往。

對應每棟建築，新舊融合有不同的手法和趣味。最早完工的丸之內大樓，七樓以下是商店區，外觀繼承大正時期原始的建築語彙。一九三四年建造的「日本工業俱樂部」曾是工商界交流據點，新大樓保存舊建築的原貌，新長出來的卅層玻璃帷幕摩天樓，則往後退縮。

原汁原味 蓋回古建築
 
丸之內在綠化與公共藝術進駐後，吸引民眾遊憩。 記者潘俊宏／日本攝影
 
更絕的是一八九四年興建的「三菱一號館」，這是三菱地所進駐丸之內所蓋的第一棟大樓，雖然有歐式古典外型，只因老舊，已在一九六八年被拆除。

「我們依照舊觀，原汁原味蓋回『三菱一號館』了。」合場直人說，舊的一號館成了美術館和咖啡廳，隔著一座綠意盎然、公眾可自由進出的中庭花園，和卅四層樓高的新三菱一號館相互輝映，訴說著丸之內的古往今來。

「這些都是民間提案主導，政府立法配合。」合場直人說，都更的成敗在於地主必須先找出發展方向，掌握主導權，政府是從旁協助的夥伴，主管立法、監督地區再生計畫，就能事半功倍。

容積移轉 活化丸之內

例如東京都政府為大丸有區訂定景觀條例，支持建築新舊融合的發展方向，也推出靈活的都市計畫手段，透過「容積移轉」，把東京車站整塊基地沒用完的容積出售，移轉到六棟新的私有建築，解決地主發展的需求，也籌措車站站體復舊所需的巨額經費，創造雙贏。

公私部門歷經廿三年的努力，假日與夜晚形同冰冷死城的丸之內，已蛻變為全方位吸引遊客、每天有十三萬人在此工作、生活的休閒娛樂中心。丸之內再生，只是新東京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