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04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台北報導】

嘉義中正大學博士班學生杜承嶸每天傍晚有最重要的約會：他和當老師的太太分頭趕到保母家會合，逗逗八個月大的小兒子，聽保母聊兒子又有哪些新把戲。一家三口吃過晚飯，他又趕回研究室拚論文。

社區有幼園 該有多好

疲於奔波，但「至少可以看到兒子醒著的樣子」。他說，這是一家三口相聚僅有的「優質時間」；若不如此，「我怕兒子不認識爸爸了。」但對遠在台南，讓阿公阿嬤帶的三歲大兒子，他只能靠電話聽孩子叫爸爸。每周開車南下見一次面，小男孩面對分離的哭泣，總讓父母不忍。

杜承嶸只嘆：「養小孩成本真高。」心理和經濟上都是。

上班族媽媽鄭偉珊每天下班，要趕去公司附近的幼稚園接女兒，再一起搭公車換捷運，從中和回到台北市的家。她有時心想：如果每個社區都有幼稚園，小孩不用跟著奔波，該有多好？
 
記者潘俊宏、陳柏亨／攝影 

托兒費用 占掉三成薪

鄭偉珊算著，她和先生的薪水，三分之一用來養小孩，三分之一繳房貸，其他伙食、生活用掉三分之一，「有了小孩，真的很容易變『月光族』」。她想生第二胎，請兩年育嬰假可省掉保母費，但只有六個月有六成薪，其他一年半就得靠先生一份薪水。夫妻倆考慮再考慮，一拖又是兩年。她笑著安慰自己：「政府催生利多變來變去，走一步算一步吧！」

保母悲歌 驚悚又無奈

家庭和職涯很難兩全，是台灣雙薪家庭，尤其是婦女的困境。依行政院主計處的婦女婚育調查顯示，約五成五的媽媽選擇自己在家帶小孩，三成五是託給親屬照顧，近一成是交給保母，還有極少數的百分之零點三是外傭代勞。

缺乏普及、可負擔的公共托育，有育兒需求的父母只能在「家人」及「市場」中自尋出路。若沒有親人可伸援，只能靠「購買服務」；但托育營利化的結果，是價格飆高及照顧品質良莠不齊。

今年年初，一名哭鬧女嬰被放入置物櫃隔離哭聲，卻窒息死亡；去年五月，廿四小時托育的女嬰死亡後，無照保母竟把嬰屍裝在收納箱棄置父母家門口。密集的托兒悲劇實令父母驚悚又無可奈何。

擠進公幼 比上大學難

依主計處調查，全國保母日托平均是每月一萬五千元，幾乎占女性平均薪資的一半。價格之外，品質也堪憂。行政院消保會調查發現，全台托育機構不合格率高達七成四；問題包括超收、進用不合格人員、合法掩飾非法、巧立名目擴充招生等等。

就數字看，台灣公立托兒所家數與私立托兒所收托人數是三比七，但私幼收費卻是公立的三至五倍，為了「搶進」公立窄門，比上大學更難。
 
全職媽媽李佩思帶兒子上音樂課，為擠進平價幼稚園「窄門」，讓她傷透腦筋。 記者潘俊宏、陳柏亨／攝影
 
台大畢業的全職媽媽李佩思，近日為四歲兒子上幼稚園的事大傷腦筋。她上網勤作功課、看其他父母經驗，「真要上私立的雙語幼兒園，一年廿萬到卅萬跑不掉。」但她不信「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那套，她只想讓孩子「學好品格、學好中文就好」。

花錢催生 政策要想好

登記公幼抽籤「槓龜」，有家說早上八點開放十八個備取，她早上七點半就到，竟然額滿；只好回頭考慮「只要有錢就有名額」的貴族私幼。幸好一家平價的教會幼兒園回她：「媽媽，妳報得早不如報得巧，剛好有人退班。」終於結束幼兒園窄門之旅。

台灣因為欠缺讓人民兼顧工作與育兒的措施，陷入低生育率的困境；當養兒育女成為經濟與時間上的重擔，人民自然會罷生。民間「托育政策催生聯盟」不斷呼籲，與其「發錢」催生，不如好好「花錢」，把錢拿來設立確保「平價」與「優質」的托育園所；學齡前公共托育機構服務量，應由目前的三成調整至七成以上。

2011/07/04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美好的育兒經驗，讓瑞典社會安全部部長吾爾夫．克斯特松的生命更完整。 圖／聯合報提供
 
在瑞典社會安全部的官網上，打著彩色時髦領帶的部長吾爾夫．克斯特松（Ulf Kristersson），看來像北歐設計雜誌上的型男。我國駐瑞典代表朱文祥說他是沒有僚氣的官員。

果然，這位部長和其他瑞典男人一樣，說起父親的親職假，樂在其中。在專訪中，也不刻意提起三名子女是領養來的。他曾為目前執政的溫和黨制訂家庭政策，但因支持父親親職假引起爭議，因為溫和黨主張，要不要休假是「個人選擇」。以下是專訪紀要。

三兒女 都是領養的

問：您有三名孩子，也請過親職假在家帶小孩。可以談談當「家庭主夫」的經驗嗎？

答：你大概已經研究過，瑞典的親職假設計，有兩個月是專門給父親的。我在大女兒小時候，請了六個月的親職假。那時我還在私人部門工作，沒什麼大問題。

育兒向來被視為是女人的工作，但現代愈來愈多男人樂於參與，制度的設計也加速這一點。通常的情況是，媽媽先請九、十個月的親職假，親自哺乳，接著輪到爸爸請親職假，媽媽出去工作。當孩子一歲半，大概就可以上幼兒園了。

我最小的孩子加入家庭時，我已經踏入政界了。那時是斯德哥爾摩附近一個市的市長，我運用親職假的方式是一周請一天。也就是說，我一周工作四天，有三天在家帶小孩，這樣維持了半年。

家庭事業 設法兼顧

然後，因為我太太的工作，我們在北京住了一年。那時候，我請了四個月的親職假，在北京當全職奶爸。 那時，我是斯德哥爾摩副市長。我和市長商量，我只請四個月，因為如果我請太久親職假，大家都要抓狂了！

幸好，市政運作主要還是市長，我的部屬也為我分擔不少。不過，我們必得承認，在那個四個月，我的辦公室是稍微不那麼活躍，比較沒有端出新的創新計畫。

在我現在的部長職位上，就不太可能請育嬰長假了。但我的同事仍然可以生小孩，（轉頭問秘書）那位同事是生老二，還是老三？我們會盡量想出兼顧家庭和工作的解決方案。

十月貝比 讓他很忙

問：之前請親職假，全職帶小孩，對你有何影響？

答：照顧小貝比是很特別的責任，它創造了一種非常讚的感受，不只是責任感，還長出對自己的自信──你和你孩子的母親（不論是太太或女朋友）聊小孩，你永遠知道她說的是什麼，你不用聽別人轉述，因為孩子成長的時候，你就在現場。你照顧小孩，你料理家務，你們有共同的經驗。

瑞典就像其他現代國家，伴侶難免會分手，我們試著以政策避免這些悲劇。但我們不該對伴侶分手太「道德化」。當伴侶分手，雙方該有同樣的認知：要當負責任的父母。社會有許多理由接受「人就是會分手」，但絕不能接受「消失的父親」，這非常重要。

問：在您的育嬰經驗中，有任何印象深刻的事可以與讀者分享嗎？

答：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啊，時間過得飛快！

原本你會以為，只是帶一個十個月大的小小孩嘛，整天都是自己的時間，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其實，忙死了，料理小孩根本閒不下來。我妻子回到家問我：「為什麼沒清理房子？」她以為我在家會有空清理的。

家庭童話 精彩體驗

我回她：「真抱歉，我忙著照顧小孩，沒空清。」

她說：「Well，你知道，她不過才十個月大？」

「對，就是她讓我很忙。」我如此回答。

現在我每周可以講些「真實的故事」給孩子聽，像我的七歲雙胞胎，就很愛聽我講他們小時候半夜哭了，我得摸下床，一手一個抱他們下樓餵奶，不管只有一個餓了，我一次就餵兩個──我可不想半夜又起床一次餵另一個。

這些事他們很愛聽，這種真實版家庭童話，只有你自己真的經歷過，你才講得出來。

2011/07/04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瑞典的親職假制度造就「好爸爸」，以法令稍解男人在「cash or care」間擺盪的掙扎；若再加上瑞典從幼兒園就開始的「性別平等教育」，從小就打造出習慣「男女平等分擔責任」的平權公民，更使得參與育兒成為男性經驗中的自然而然。

在政策及教育之外，若從文化面分析，隆德大學教授馬茲‧班納觀察，推著嬰兒車的育兒男人已成為一種「時髦」，是「成功的象徵」，也讓休育嬰假、當個「育兒爸」，成為時尚男人的另類驅力。

班納說，尤其是在隆德（大學城）或斯德歌爾摩這類的高收入的城市，能夠請育嬰假，可以在別人的上班時間推著嬰兒車趴趴走、曬太陽，這幾乎是地位的表徵；因為能搞定老闆，安全休得育嬰假，這表示「你很行，你能很成功地整合你的職涯和你的家庭生涯」，同時搞定兩者，還可以推著嬰兒車去跟朋友社交，這可炫了。

班納為三名小孩都請過育嬰假，大學同事打趣地送他一面錦旗：「我是育兒爸爸，親職假休假中！」他驕傲地掛在研究室門口；「今年，換他請育嬰假去了，我把旗子回贈給他。」

請親職假的男同事不少，在教師休息室大家談的都是「孩子」、「家庭」、「關係」，這些傳統「婆婆媽媽」的話題，早已取代「球賽」、「升遷」、「休假去哪裡」這類的 men's talk。

斯德哥爾摩市社福官員瑪麗亞指出，政策與制度牽引了個人的選擇，影響生活方式，親職責任的分配，甚至能引導傳統文化的改變。

家庭治療師麥可‧倫格蘭說，他的朋友甚至會對不請育嬰假的人說：「不回家陪小孩？你算是哪門子十九世紀的父親啊？」

也有研究顯示，教育程度愈高的父親，請親職假的天數愈長，原因一是更看重與孩子的關係，二是更有力量與籌碼與雇主協商。

班納的同居女友歐莎是隆德大學社會政策系教授，她說，雖然法令規定了育嬰假的權利，但雇主還是有很多辦法讓你不好過，像是問你：「非得現在請嗎？」「一定要請這麼久嗎？」但社會氣氛已在改變。

斯德哥爾摩亞伯拉罕堡小學的幼兒教師馬可斯提出八個月育嬰假要求的時候，他的主管安‧葛羅斯說她既痛苦又開心。「很難找到像他這樣的好手；即使有，也很難只請八個月。不過，雖然人事安排麻煩，但這一切都很值得。」

有了國家社會支持，馬可斯在家專心當四個孩子的爸，把身為人父的驕傲刺在他手臂上：八個月大的女兒瑪雅、一歲半的兒子伊達及四歲、五歲的兄姊，名字與生日成了美麗刺青，這是育兒爸爸愛的印記。

2011/07/04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有了爸爸參與育兒，瑞典媽媽也樂於生第二胎，人口生生不息。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就統計上來看，雖然瑞典男人會請親職假，但在天數上，請領天數仍遠低於女人。斯德歌爾摩社福官員瑪麗亞說，這是出於經濟理性，因為瑞典男人的收入通常高於女人，讓低薪者在家，是一般家庭會有的選擇。但以她自己為例，「我薪水比丈夫高，所以他請的親職假比我長。」

瑞典男人雖然達不到理想的標準，但是制度的牽引，仍有傑出的成果：瑞典同時兼有高女性就業率，以及歐洲最高的出生率。這可以歸結到那些請親職假的男人嗎？是的，研究指出，父親請親職假的家庭更容易生第二個小孩。
 
圖／聯合報提供
 
父職角色起於伴侶準備懷孕時。瑞典政府甚至為男人提供免費的「父親課程」，讓男人在成為父親之前，準備好自己，在心理上和技能上真正成為「育兒者」。擔任政府「父親課程」講師十一年的馬茲‧柏格倫說，男人參與育兒除了讓女人考慮多生之外，也可能挽救婚姻。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研究指出，父親請親職假的家庭，離婚風險低了三成。

瑞典的性別平等評比全球名列前茅，政府部門拍攝大量文宣海報鼓勵父職，包括知名瑞典舉重選手用壯碩的手臂，愛憐地舉抱著光溜溜的小嬰兒；工會領袖也寫了公開信，呼籲會員儘可能讓員工能無後顧之憂地「陪妻子一同出席產檢」，及早揣摩父職應有的參與感。

柏格倫說，男人該聽自己的聲音，「怕失業還是怕失去家庭，你自己決定」；他很有把握地說，終究多數的男人會覺得，休親職假，暫時從職場退下還是值得的。「親職假是很美的設計，讓你不須辭職，就能享受全職父親的快樂，這是再多事業成就也換不來的。」

他也建議女性要給男人多一些空間參與，因為重要的不是女性自己怎麼想，而是孩子的感受。例如換尿布或哄小孩睡覺的方法，沒有對錯，只要孩子能接受就可以了。

2011/07/04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育兒爸爸推著嬰兒車滿街跑，是瑞典常見的風景。雙座戰車兩幼兒帶出門，老爸也罩得住。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力力何曼（Liljholmen）社區的「開放幼兒園」裡，吉他聲一撥，所有家長抓著一兩歲的小小孩圍成一大圈，開始唱瑞典兒歌。父母重溫童年，小孩跟著呀呀叫歡鬧著。一歲又三個月大的胖小子溫斯頓突然竄到圓圈中心傻笑。他的小Ｔ恤上寫著：「如果你覺得我很可愛，你應該見見我爹。」
發牌手 成了推車手

卅二歲的爸爸尼可拉斯笑嘻嘻地看著兒子耍寶。他是請了六個月「育嬰假」的賭場發牌員，比法定的兩個月「父親月」還長。曾經靈巧推籌碼的雙手，現在忙著幫兒子擦口水。「當你看過世界，知道人生的派對、冒險結束了，該是陪兒子成長的時候了」；更何況，「你休（育嬰）假，政府還給錢。」

在瑞典南部的隆德，正休育嬰假的羅伯熟練地從嬰兒袋裡拿出香蕉，在自備的碗裡壓成香蕉泥餵九個月大的兒子。「育嬰假是瑞典最好的政策，親職假是我人生裡最好的決定。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當老師的羅伯說得真誠：「我女友先請了五個月育嬰假，現在輪到老爸上場了。」他很得意：「現在我對兒子的了解比她多，她還得問我。」

育兒經 男人本該修

一向扮演「養家活口角色（bread winner）」的男人，在瑞典，已對「父職角色」有全然不同的體認：從職場暫時抽離，參與育兒、分擔家務，享受「當個爸爸」的親密愉悅，似已成男性的人生必修課──不論有沒有結婚（瑞典承認同居伴侶組成家庭的合法權利）。

不覺得育兒是女人的事嗎？「不，孩子需要媽媽，也會需要爸爸。」時尚的奶爸歐爾松是網站設計師。他說：「我想要參與，我是家庭的一份子，我想和女友分享生活中的好和壞。我反而想問：你們的文化裡為何不這麼做？」

於是，「推著嬰兒車的男人」成了瑞典最尋常的街景。育兒男人幾乎無處不在：推著嬰兒車慢跑、逛超市、喝咖啡、上兒童戲院；戰車型嬰兒車推上地鐵，裡頭是大小兩兒，老爸毫不害羞地抱起小的，哼起兒歌。甚至常見幾個大男人各自推著嬰兒車，在路邊酒館喝啤酒！

對照台灣，全職居家父親很罕見，請育嬰假的父親一直是稀有動物；上班族父親即使回家偶爾幫忙幼兒洗澡，也會被讚為「新好男人」，似乎育兒是女人「天職」。但當女性承擔了大部分的育兒及家務重擔，還要兼顧工作，結果是女人「懼婚、拒生」；中央研究院今年初發表的「人口政策建議書」就把「家務性別平權」列為解決少子女化的藥方之一。
 
隆德大學教授馬茲‧班納和他最小的女兒感情好，他第一次請育嬰假在家當奶爸，已是十四年前往事，那時奶爸還是稀有動物。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父親月 法定兩個月

「好制度造就出好男人！」曾參訪瑞典的高師大教授游美惠如此感嘆。瑞典隆德大學社會學博士楊佳羚說，瑞典男人並非「天生」就比台灣男人愛小孩或會帶小孩，就像女人也不是天生會一樣，「瑞典滿街好爸爸是社會制度『訂做』出來的」。

早在一九七四年，瑞典立法親職假，「親職保險」史無前例地成為國家福利，政府給父母補償性薪資，好讓他們暫時留在家裡育兒。結果如同台灣，請育嬰假的，大半還是女性。
 
圖／聯合報提供
 
親職假 可領八成薪

於是，瑞典在一九九五年修法，規定親職假一定要有一個月是「父親月」，得由男性申請，不得轉讓給女性；二○○二年，更將父親月延長為兩個月，可領八成薪。

此舉果然奏效。二○○三年申請親職假的父母，有百之四十三是男性，是一九七四年的百分之四的十倍；大約近一半的瑞典父親都享用了這項權利；在首都比率更高，家庭中心社工麥可‧倫格蘭說，約有八成五的父親都使用了六十天的父親假。楊佳羚認為，瑞典是以國家政策「鼓勵」及「強迫」男人成為父親的。

力力何曼開放幼兒園的保育員史蒂娜‧阿掬生觀察，立法之後，近十年來，帶著孩子來參加的父親愈來愈多。就這天所見，母親和父親人數幾乎是三比二。

在隆德大學任教的馬茲‧班納說，大兒子出生時，他在一九九八年第一次請親職假時，推著嬰兒車到遊戲場，「我是女人堆裡少見的男人」；不過，當○六年為小女兒再請親職假時，街上早就多的是比他更年輕的時髦帥爸，育兒父親已是龐大族群。

「社會已經不一樣了，我父親那一輩，整天總是忙著工作，有一次我開玩笑跟他說：『我從沒在白天見過你。』父親當然不是很開心。」班納說，他不想成為那樣與家人疏離的父親。「滿口孩子經不會讓我覺得失去男子氣概，相反地，這才是男子氣概，時髦的男子氣概啊。」

2011/07/04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瑞典的托育制度其實是奠基於兩性平權的終極價值；瑞典「性別平等教育」從幼兒園就開始，也是獨樹一幟。

「教育是性別中立的。」亞伯拉罕堡課餘休閒中心的安‧格羅斯說，老師視小孩為個人，不是「男孩」或「女孩」。分組也不會男生一邊、女生一邊；鼓勵孩子做任何他們想做的事，絕不會說「女孩子不玩這個」、或是對男孩說「別像個女生」，不在言辭上貶低另一個性別或設限。

園裡原本的doll room（娃娃屋），也改名play room（玩樂屋），小男孩也自然地去玩填充玩具，從名稱顛覆性別藩籬。

斯德哥爾摩社福官員曼納紅說，瑞典的課程非常重實用性，從幼兒園就開始學成為「獨立的人」；到了中學，木工、烹飪、修車等課程，男女都學，瑞典爸爸做家事，也就不足為奇；學校連「家庭預算」、「健康飲食」都要教，「這些跟數學課程一樣算分數，一樣重要」。她知道許多亞洲國家在學校只教智識課程，但「教育的目的不就是為了生活嗎？」

五、六歲的大小孩穿上反光背心，整裝待發。這天是森林幼兒園到湖邊上課的日子。男老師理察推著推車，帶了一天所需：蠟筆、畫紙、牛奶、麵包、保溫的午餐、洗手的水、衛生紙，還有供戶外「方便」的小小便椅。

這天要教小朋友帶狗兒出門得上鍊繩，女老師黎安娜要小朋友到草叢裡找出事先藏好的紙片狗，為它們綁上彩帶。孩子四處翻找，一剎時四處都是牽著紙片狗蹓躂的小大人。

「大自然就是最好的教室，」園長瑪莉‧馬柏格說，在大自然裡唱兒歌、用樹枝排出字母、撿石頭數數兒，都是學習，更重要的是，要教給下一代瑞典人「尊重大自然」的傳統。

瑪莉說，「Allmansratten」或稱「每個人的權利」是瑞典文化源自中世紀的傳統，強調每個人都有近用大自然的權利，包括摘取野莓、野菇（即使是私人土地）；原則就是：「不驚擾、不破壞」，讓大自然為人類及萬物共享。

2011/07/04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圖／聯合報提供
 
瑞典完善的家庭制度成功孕育出生生不息的高生育率，關鍵之一在於人性化的平價托育收費制度：不是依人頭均一價，而是視家長收入、幼兒人數遞減的計價方式，生愈多付愈少。

曾任瑞典南部隆德市議員的妮塔‧羅莉茉問政之餘，是藝術家，並努力生了四名小孩。她說，有一年和丈夫旅居英國，在倫敦四處找幼兒園托兒時，被高價的收費嚇住，「連我們都付不起！」當下，她和教授丈夫才知道瑞典的公共托育是多麼公道，不會是有錢人的專利。

瑞典隆德大學社會學博士楊佳羚指出，瑞典的幼托是由地方政府負責，但都是同樣精神：依父母收入收費，學前托育收費不超過收入的百分之一到三，並訂出金額上限；上了小學後，課餘照顧服務費用也不能超過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一到二；第二、三小孩算法又各自不同。

總之，她形容：「就算是瑞典最有錢的家庭，若生三個小孩，一個月幼托費用只要兩千兩百廿六克朗，約新台幣一萬元就夠了。」

羅莉茉說，於是當他們的老三、老四雙胞胎一起上幼兒園時，「幾乎是免費」。這時他們覺得：「我繳很高的稅，真的很值得。」

電信業易利信發跡的斯德哥爾摩Telefonplan社區，幼兒園園長西西利亞‧荷姆和老師們好奇問台灣托育狀況，攝影記者說起兒子沒抽到公立幼稚園，所以打算讓他去念私立幼兒園了。私幼收費是一個月兩萬元，約是四千克朗，引起一陣驚呼：「很貴！」他們還沒考慮到，台灣人的平均收入是瑞典的五分之一。

瑞典園長接著問：那生第二小孩，就不用繳這麼貴吧？喔，不是，在台灣，不論生幾個小孩，托育均一價；生兩個，若忍心一起上私立幼兒園，就是新台幣四萬元。「哇！」又是一陣驚呼。

瑞典托育還有一項有趣設計：校長或園長不需要一校一個，像西西利亞‧荷姆一人管九家幼兒園，手下有多位副園長，各自再管二到三家幼兒園；因為他們認為，重點是要有足夠的老師來照顧孩子，確保兒童受到良好照顧；寧願花薪水多請老師，但園長倒是可以多校共用一個就行。

2011/07/04 【聯合報╱記者梁玉芳／瑞典報導】
前言／

聯合報慶祝創刊六十周年，為讀者規劃「借鏡國外，提升台灣」國外採訪系列專題，並以影音、幻燈片、廣播等多媒體形式呈現報導，邀讀者一起走向數位匯流的新媒體時代。

在少子女化已成為「國安問題」的今日，政府以百萬口號催生，各項研擬中的政策真能讓生育率止跌回升嗎？北歐瑞典擁有八成的高女性勞參率，同時有高生育率，平均每個女人生一點九個小孩！要讓台灣女性不再婚育罷工，我們能從瑞典經驗獲得什麼啟示？

感謝中國信託贊助此次計畫，長榮航空提供交通協助，與國人一起放眼世界，關懷台灣。
 
不用註冊的免費「開放幼兒園」，是瑞典托育的聰明設計，讓育兒父母不會「宅」在家裡，帶著小小孩到這裡唱歌、遊戲與交朋友，互相觀摩如何成為好父母。近十年來，育兒爸爸明顯增多。 記者陳柏亨／瑞典攝影
 

●「你不會孤單地成為父母。」斯德哥爾摩市家庭中心的社工蓮娜溫柔的一句話，卻是瑞典打破先進國家「女性高教育、高就業率，一定兼有低生育率」魔咒的關鍵──養兒育女是國家大事。
 
斯德哥爾摩市副市長安娜‧傑摩兒說，工作是女人自我認同，靠完善托育，女人能兼顧職涯與家庭。 記者 陳柏亨／瑞典攝影
 
人口九百萬的瑞典，擁有八成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女人更「生生不息」，擁有傲視全歐的高生育率：平均每名女性生育一點九個小孩。相較之下，台灣女性就業率徘徊在五成邊緣，生育率卻落得在全球吊車尾，去年只有零點九，難怪馬英九總統要疾呼這是「國安問題」。

一年多 有薪育嬰假

如果國家盡全力支持你生兒育女，讓人不用在職涯及生育中兩難；從準備懷孕開始，政府提供產檢到小兒護士的免費支持；小孩一出生，父母可享約一年半的有薪育嬰假，之後有平價托育、課前及課後照顧，上學免費，十六歲前每個月還給約新台幣五千元的兒童津貼──你還會如此猶豫要不要生小孩嗎？

這就是瑞典達成高生育率目標的祕訣：對全面家庭友善的福利政策（不只是限於中低收入戶的殘補式福利），與普及的、付得起的公共托育制度。
 
圖／聯合報提供
 
一社區 一家庭中心

為每對父母撐腰的「家庭中心」是其中一環。蓮娜工作的力力何曼區家庭中心，就在地鐵站旁熱鬧的購物中心裡。一出電梯，偌大的走廊上寫著「p-barnvagnar」，意思是「嬰兒車停車場」。嬰兒車海非常壯觀，這是苦於少子女化的台灣少見的夢幻場面。

蓮娜解釋，瑞典各社區都有家庭中心，提供育兒父母的一切所需，通常包括：助產士中心、父母支持中心、幼兒健康中心；以及供育兒父母聚會的「開放式幼兒園」，毋須註冊，想來就來，大人小孩在此唱歌、勞作或打架；家長相互打氣，也能降低孩子未來上幼兒園時的分離焦慮。

「我們還把『產婦中心』改名為中性的『助產士中心』。」蓮娜說，好讓男性覺得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

治療師 連心情都管

準爸爸約拿‧法格倫陪女友來產檢，「寶寶再一個月零一天就要出生了。」他說，今天要聽胎音、量肚皮大小，看胎位是不是正常。作為準父親，法格倫十分投入。

其他房間裡，「媽媽團體」正討論嬰兒營養；「新手爸媽」的六母一父都帶著嬰兒，資深治療師正在帶領大家說出經歷生產的惶恐與痛苦。瑞典政府連父母的心情都管？「當然，你不會孤單地成為父母。」蓮娜說，整個國家都幫你。

無微不至、環環相扣地支持人民成為父母，以國家力量協助孩子成長，這是一九三○年代也曾歷經人口危機的瑞典，解決少子女化問題的催生哲學。當時總理韓森提出「人民之家」口號，照顧人民「從搖籃到墳墓」。

到六○年代，勞工短缺，亟需女性投入職場，於是政府廣設托育設施，協助女性返回就業市場，更確立福利與勞動政策結合，「享受福利」和「工作納稅」支撐，造就令人驚奇的瑞典模式。

「我們沒有『家庭主婦』！在瑞典，每個人都工作。」這是此行托育訪談最常聽到的開場白。斯德哥爾摩市年輕美麗的副市長安娜‧傑摩兒就是一例，掌管全市福利，兩歲兒子是她的驕傲。

「工作對女人和男人一樣重要，這是我的身分認同。」安娜說，托育制度加上伴侶支持，讓她在工作上實現自我。兒子出生時，她是國會議員，丈夫請了幾周假照顧新生兒；接著她請了六個月親職假；當她回到國會，先生再請八個月親職假，比她請的還長。如今她在市政府任職，孩子上公共幼兒園，學費不超過家庭收入百分之三。

「瑞典生育率下降時，政府政策並不以鼓勵婦女生育為要件，而是轉而鼓勵婦女投入勞動市場，並同時推行兩性平權政策，提供追求家庭與職涯的途徑。」中央研究院人口政策建議書結語，可供馬政府三思。

【聯合報╱龔猷智／研究生（台北市）】 2011.06.28 02:22 am 
 
昨日拜讀聯合報「借鏡國外」系列—社會住宅是好宅相關報導，透過荷蘭成功的例子，反映台灣社會住宅的發展困境與迷思，本周專論實為台灣當前住宅政策的指標明燈。

較於荷蘭百年多的社會住宅發展歷史，台灣社會當屬初階發展時期，但也因此擁有從他國案例吸收經驗的契機。荷蘭社宅經驗的成功，重點因素在於政府擁有土地所有權，國有建築地租用價格相對低廉，建築經費轉挪提升社宅建築品質。社宅與私有宅混合，去除標籤化，穩定甚或提升原有地區房價，相得益彰。老舊建築再利用，結合建築師創意與文化活動，硬體建築再活化，住民文化素質再提升。

衷希望台灣社宅政策的推動，能使人民減輕房貸重擔，半生辛勞僅為一屋之苦，也期望媒體能夠報導更多成功的案例，諸如國外社宅的管理，相關入住的法令規章，逐漸教育國人對社宅的既定印象，化阻力為助力。
 

【聯合報╱褚天安／教（桃園市）】 2011.06.28 02:22 am 
 
十七世紀荷蘭畫家林布蘭曾因房貸問題破產。檯面上的原因是他不善理財，背景面則是因為荷蘭是世界第一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國家，當時的東印度公司可說是全民入股，金錢遊戲、套利致富、金融商品…已成社會追逐事業，使得藝術炒作也可暴起暴落，時至今日仍是如此。不過正義問題使得歐洲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不敢忽視社會主義治理，從許多錯誤歷史中開始講究平衡，社會住宅就是個值得借鏡的例子，台灣在三民主義的大招牌下卻是不折不扣的「東印度公司化」。

美術課我若是講到林布蘭，通常會帶到社會問題對藝術家創作的影響，後殖民取向的藝術教育不是僅強調林布蘭畫得多好，而是分析時代對畫家的影響以及畫家的對應態度，不是去模仿林布蘭所繼往開來的傳統（那絕不是我們的傳統），而是聚焦在他所展現的時代意義甚至「現代性」上。

林布蘭若在今天的台北能否逃過房貸風暴？十七世紀鄭成功在台灣趕走荷蘭公司人員，免得台灣變成荷蘭分公司（以今天多元開放來看，有人質疑鄭成功到底對不對？），不過明顯的，廿一世紀台灣的社會政策比較像十七世紀荷蘭，而非廿一世紀荷蘭。